拍摄日军南京暴行的马吉牧师！

当我们今天寻找日军南京暴行的证据时，除了正式的文书、报告之外，我们发现留在南京的很多外国人的书信和日记。他们有的此前并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其后也没有再写过日记，但是面对他们亲眼所看到的一切，觉得自己在经历一个必将被历史记载的灾难时刻，他们有义务为后代留下真实的记录。面对日军暴行，在帮助中国人的同时，马吉牧师也没有忘记对日本人的暴行留下证据。

作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马吉牧师写下了很多文书报告。他与拉贝等其他委员一起，向日本在南京的使馆提出了很多口头和书面的抗议。12月21日下午2时，包括马吉牧师在内的“全体外国侨民，在鼓楼医院门口集合，形成一个整体队伍朝日本大使馆进发”，呈递的一封信，要求日本当局“1、制止在城市大部分地区纵火，以免尚未被毁坏的其余城区继续遭到肆无忌惮的有组织的破坏；2、一周来，日本军队给城市造成了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痛苦，这种破坏秩序的行为必须立即得到制止；3、抢劫和纵火已经使得城市的商业生活陷于停顿，全部平民百姓因此而拥挤在一个大难民收容所里”，“我们别无所求，只请求得到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住房、安全和食品！”

与此同时，他还在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间，给他的妻子写了很多信，这些信件中没有多少家常，几乎全是他对日军暴行的记录。此外，他还拿起了以前用于拍摄福音传播的那台贝尔牌16mm家用摄像机，冒着生命危险，拍摄记录影片。他要用摄像机来保留日军罪证，这是最有说服力的方式。

当时日军对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的行动严格控制，对暴行的摄影记录当然在绝对禁止之列。马吉牧师在影片的引言中写道：“必须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不能直接拍摄处决的镜头，或是拍摄该市几个城区中堆放着大量尸体的场景。”他冒着生命危险，躲过日军的监视，偷偷拍摄了这些记录影片，包括前文提到的夏淑琴的画面。

当时，夏淑琴和妹妹到难民区进行难民申报。她家的悲惨遭遇，引起了马吉牧师的注意。他和红卍字会副会长许传音一起去门东新路口5号(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实地查看，并用摄影机拍摄了夏淑琴家劫难后的惨状。对此，许传音在东京审判作证时说：“一个年轻姑娘在桌子上被强奸，而且我看到她还在桌子上流血；后来我们看到了她们的尸体。这些尸体被丢在离那个家几米远的地方。马吉牧师和我都对这些尸体拍了照片。这些尸首赤身露体，显然是受了致命伤而死的。”

当时的拍摄条件极端恶劣。菲奇的外孙女回忆，菲奇曾告诉她，马吉牧师是怎样通过窗口拍摄到日本兵赶拢平民、妇女们在一旁跪倒求饶的情景的。马吉也说：“假如有更多胶卷和更多时间的话，我就会拍下更多的场景。”即便如此，短短的影片中反映出的日军暴行也足以让世界人民感到恐怖和震惊！

日军为了掩盖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真相，严格限制外籍人士的出入。几经努力，在宁的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传教士乔治•菲奇才得到日军的允许，可以乘火车去上海。1938年1月19日，马吉牧师拍摄的一部分胶片由菲奇带到了上海。为了躲避车站日军的检查，菲奇将胶片缝在了驼毛外套的夹层里。正在上海的田伯烈参与了编辑影片的工作，他是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并且是最早在国际上的揭露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的作者。他们对影片进行了剪辑，并给影片的各部分加了英文标题。这部纪录片由上海柯达公司制作了4份拷贝：一部送给了英国“调解联谊会”的女传教士穆里尔·莱斯特小姐；一部给了德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罗森；一部由菲奇带回美国；还有一部辗转送到了美国国会，被存放于美国国家档案馆。

送到英国的拷贝，被传教士穆里尔·莱斯特小姐带到了日本放映，但很快遭到禁止。90年代日本nhk电视台寻找到了7位看过她的影片的人。送给德国驻华使馆外交官罗森的拷贝，目前下落不明。在著名的《罗森报告》中，罗森描述了亲眼所见的盟友日军暴行，并且提到了马吉牧师的影片，还附上了英文的影片镜头目录，要求将影片放映给元首看。在美国，菲奇和马吉回国后都曾放映过这部影片，据说看到那些暴行镜头时常常有人昏倒。胶片中的近百幅画面被翻拍成照片，有10幅照片还被刊登在1938年5月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上。

1946年8月15日，东京的远东国际法庭审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马吉牧师曾出庭作证，向法官陈述了他在南京亲历种种日军暴行。在南京军事法庭审判谷寿夫时，曾在励志社会堂曾放映过弗兰克·库柏编导影片的《中国的战争》，其中有很多马吉拍摄的镜头。

回到美国后，约翰•马吉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圣约翰教堂（通常被称为总统教堂）担任牧师。在任职期间，他曾在白宫主持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葬礼。其后，他在耶鲁大学和匹兹堡的卡瓦瑞教堂担任教职。1953年，马吉牧师在匹兹堡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