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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风云

就在林彪成为抗日名将时,他父亲等22人却遭遇着惨绝人寰的苦难

1937年9月,林彪率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林彪因此成为抗日名将。但随后的岁月里,林彪的父亲以及其他家族成员却为此遭受了鲜为人知的磨难。

1938年8月,日军石原支队和第六师团一部、第一一六师团志摩支队向鄂东大举进攻。林彪父亲林明卿决定携全家(长子夫妇、三儿子夫妇、四儿子夫妇、长女、四个孙子和十名工人)南逃。

8月20日,他们一行辗转抵达湖南衡阳林湖乡一个村庄。迫于生计,他们在此办起了一个简易棉布厂,生产的棉布运往衡阳销售。几年过后,日本鬼子就打到了湖南。

不得已,他们又加入了难民逃难的洪流,一路向南,经过广东最后到达广西。由于天气炎热,卫生条件太差,一家人在到达广西象州县境内时,一行人中有五人先后染病而死。当他们到了柳州境内第三天,林彪的母亲陈氏病故,随后大儿媳又死于霍乱。一家人便向贵州方向继续逃跑。

1973年,跟随林明卿逃难的林彪侄儿林从旭写过一段令人泪下的回忆:

“祖母、伯母安葬后,我们步行逃难。老人、小孩走不动,一天只能行走20里。我们一家日晒夜露,夜晚只能睡在公路旁的露天地下。有时,夜晚也要行走。在途中,我们看到很多老百姓的房屋被日本人烧了,到处是死尸。有的尸体腐烂了,没有人掩埋,臭得难闻。我的祖父、父亲看到这些惨状,口里不停的骂日本人。祖父还咬着牙说:“宁作活世犬,莫作死离人,育容(指林彪),你现在在哪里?你要带兵把这些灭绝人性的强盗斩尽杀绝啦!”

在行走途中,日本人在后面追的很紧,并能听到枪炮声。一听到枪声,大家很恐惧、害怕日本人追上来了。我们快走到独山时,全家人饿得走不动了。祖父和我父亲决定在路边做一餐夜饭吃。不料,饭刚做熟时,日本人追上来了。我们顾不上吃饭,东西来不及拿,在夜幕中慌忙逃命。当时,路上逃难的人很多,加上又是夜晚,我们一家人跑散了。我和母亲、弟弟林从烈跑在一起,并拼命向公路边的山上跑。

第三天晚上,我们和另外一些难民到了一个较大的院子。我们在路边一个堆柴草的屋子里睡觉。我们三天没有吃饭,我和弟弟饿得口里流水。母亲见我们饿得可怜,向同屋里一个难民讨了一碗稀饭,喂我和弟弟。她自己一口也没有吃。到了晚上,母亲又饿又受了惊吓,死在草屋里。第二天早上,我起来见母亲已经死去了,心理非常难受。我和弟弟太小,无法安葬母亲,又含泪跟着难民上了路,无目的地向前走。母亲的遗体有没有人安葬,我们也不知道。

当时,弟弟林从烈只有三岁,他的双脚肿得走不动路。我当时只有八岁,抱着他走。抱了一段路,我累得精疲力竭,又把他放在路边。这时,我们在路上意味地碰到了堂姐林华英、堂哥林从吉,我问祖父他们在哪里,他们都说不知道,没有大人在一起,我们四人都感到很伤心,边走边哭。弟弟的脚越肿越厉害,我只有背着他往前行。有时,华英、从吉也帮着背。后来,我们三人都背不动他,决定把他丢在路边,待找到大人后,再来接他。丛烈见我们要丢他,声嘶力竭地哭,非要我们带着他走。我们三个如果把他带着,都走不成。我对弟弟说:“好丛烈,我们再也背不动你。我们到前面找祖父、父亲,如果找到了,一定来接你。”这样,弟弟才让我们先走。我们一离开,他坐在路边大哭。那种惨状,至今一想起来,还令人心酸。

到了独山,我们和其他的难民一道进了难民收容所。我们向先进入收容所的人讨了一些吃的后,林从吉估计祖父他们也要进来,便在收容所的大门上贴上一个纸条:“林从吉在此。”果然,第二天,祖父、姑妈、父亲及随行人员到收容所来了。我父亲看到林从吉的纸条非常高兴,很快找到了我们。父亲得知我弟弟丢在路上了,很着急,要去接弟弟。这时,有个难民听说我父亲要去接小孩,告知有个理发师傅在路上捡了一个三岁多的男孩,并带到收容所来了,叫我父亲先在收容所里找找。我父亲、姑妈立即到各房间去找。找了好半天,才找到我弟弟。我父亲将我弟弟抱出来时,在收容所院子里大哭一场,祖父和我们也泪流满面……”

与林明卿一起进入难民收容所的同乡得知这个收容所是红十字会办的,负责人是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同乡便将林明卿一家落难的情况告诉了李德全。李德全立即将此情况电告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此后,林明卿一家经过党组织的安排到了重庆。在重庆住了三个月后,被护送到了延安。

此时的林彪已有16年未见到父亲。两人见面时,百感交集。毛主席在得知林彪的父亲、姐姐到了延安后,执意前往窑洞看望了他们一家。

1949年年末,林明卿进入北京。因林彪的小弟弟牺牲于太原战役,林明卿在北京享受到烈士遗属的优待,月月领取民政部门发给的生活费,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居住并安度晚年。为了表示对父亲的孝敬,只要在北京,每隔两三个星期,林彪都要去看望父亲,给他带去他平常难以吃到的好东西。1962年1月,林明卿因脑溢血突然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