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1.5万条红军标语，是此人带錾字队刻下的，他一生传奇

（左一刘瑞龙）

刘瑞龙是我们党早期的、为数不多高级知识分子，文武兼备，胆略超群。他一生戎马倥偬，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且笔耕不辍，是一位很有传奇性的人物。

刘瑞龙是江苏南通人，是南通师范学校的高材生。在学校时秘密入团，17岁时在大革命失败的白色恐怖中入党，随后担任党组织书记，在南通海门仇家园曾主持召开5000人的群众大会，建立南通东乡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1930年，年仅20岁的刘瑞龙以江苏省委委员，通、区特委书记的身份与何坤、李超时等人一起创建和领导了红14军。红14军活跃在江海平原，地跨通、海、如、泰等8县，达到2000人之多，奋战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他写了《农民歌》，揭露地主豪绅残酷剥削农民的本质。

最后，红14军失败。他成为红14军干部中仅存的三人之一。

1932年10月，中央征求他的意见，一是送他去苏联留学，一是调去东北工作，要他考虑。当时能出国深造，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当然很乐意去，但想到大革命失败以后，多少好同志牺牲了，国内斗争正需要人，他毅然选择了去东北。12月，红四方面军到达川北，中央又决定他去川陕工作，他立即动身西去川陕。

他先担任川陕省委宣传部长，后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在西路军中，三过雪山，两过草地。

长征途中，他领导錾字队在天然岩石、房屋阶条、牌坊、石碑上篆刻下1．5万余条红军标语，负责“赤化全川”。那些简洁、明快、醒的标语，不仅激发了同志们的斗志，更令敌人闻之丧胆。不少标语至今还留存川陕地区，成为一道道红色风景。

在红军时期，刘瑞龙写下了许多启发人民觉悟、规范干部和军队行动、震慑敌人魂魄的佳作，如《藏区十要十不要》、《回区十要不要》、《冬晨过夹金》等，这些文字如军号战鼓，激励将士奋勇杀敌。

1936年10月，刘瑞龙参加西路军远征。西路军苦战三个多月，在祁连山战败，刘瑞龙也被敌人骑兵冲散，在红瓦寺附近的森林里，遇到搜山的民团被捕，最后被关押在甘肃张掖县县看守所，同时押往看守所的还有魏传统、惠子明等8名红军干部。在狱中，刘瑞龙化名李占魁，自称在家是教书先生，后在红军当连里的文书。其他人也都伪造了名字，隐瞒了身份。

1937年抗战开始，谢觉哉代表党中央驻兰州，后来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营救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一次，女红军王定国获悉县监狱关押着一些红军，对国民党张掖县长马鹤年说：“我有个舅舅姓李，不知是不是关在里面?”立即向党支部作汇报。

党支部决定派王定国等4位同志去探监。

他们来到监狱时，看守高声喊道： “你们谁姓李?出来，有人探监！”

王定国并不知道监狱里有姓李的，唯恐对不上号，正在担心。化名李占魁的刘瑞龙出来了。他拖着沉重的脚镣，又黑又瘦，头发蓬乱，衣着褴褛。王定国原在西路军总政治部工作，认识刘瑞龙，想不到几个月不见，他成了这个样子，一阵辛酸，扑到窗口，大声呼喊： “舅舅！”眼泪流满了地。

她呜咽着对刘瑞龙说：“妈妈好想你，到处找你呀!”

刘瑞龙明白她的话，说：“这里共关着我们一起的8个人，大家精神都很好，就是天天吃不饱，体质很弱。你和老家联系上，我相信家里会救我们出去的。”

王定国不住地点头。从此这个“外甥女”经常去看望“舅舅”，直到刘瑞龙出狱回到延安。直到解放以后，王定国每次去看望刘瑞龙，仍亲切地叫“舅舅”。

新中国成立后，刘瑞龙担任农业部副部长，由于知识渊博，还兼任北京农业学院的教授。

“文化大革命”中，刘瑞龙遭到残酷迫害，被关押五年之久。在上海的监狱中，他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对党毫无怨言，并且努力学习马列主义著作。为此，他重新通读《资本论》，写出30多万字读书笔记。还详细写出《农业‘八字宪法’浅说》和《回忆红14军》提纲，回顾总结了建国以来农村经济建设的经验，写出了十几万字的农业论著。

这些文字都是他用俊秀的小楷写在一张张破烂的烟盒纸上。

而这些烟盒纸，是他利用放风时间，从垃圾堆里捡过来的。

他出狱后，没对子女们说过一句监狱里的生活和如何过来。他的子女从他带出来的行李中，发现他的衣服裤子已经十分破旧了，但都补得平平整整，有一件衣服竟然织补了240多块补丁，然后问父亲： “这些补丁你是如何织成的吗?”

他笑着让孩子们猜。

孩子们猜不出。

他就拿出几根用鸡翅膀骨磨成的小针，针上的小眼是他用窗纱的铁丝一点一点钻出来的，告诉说。这是他把别人丢弃的破袜子拆出线来，再沿着布的纹理，一针一线把衣服、裤子上的破洞织补好。

刘瑞龙是一个认真、勤奋的人，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习惯于调查研究，根据大量第一手材料，确定工作方针。他的小本子之多是出名的，字迹工整，全是蝇头小楷分类记载着各种实际情况，是党内有名的知识分子。（陈冠任原创，禁止转载复制和改编）

（刘瑞龙的女儿延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