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面对日寇，周总理说：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题记：作为中国统一战线的灵魂人物，周总理起到了无人可以替代的作用。面对中国20世纪上半期最凶残的敌人——日本军国主义。中国人民不分民族、不分地域、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僧俗全都做出了贡献。今天，我们就讲述一位佛教界人物。

1939年4月中旬，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中将军衔）的周总理，前往湖南省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湖南南岳游干班）视察。在视察中总理向学员们做了《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其核心要点就是：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因此，战略是服从政略的。日本侵华的军事政策，在过去四五个月有了新的变化。军事上是扫荡重于进攻，经济上开发重于封锁，政治上利用与挑拨兼施；精神方面，怀柔重于残暴。然而，日寇企图军事上的速战速决已经全面失败。为了打败日寇，就需要不分党派、阶层、僧俗，全民族团结抗战。

1.总理和叶剑英对暮笳的影响

众所周知，总理是统一战线的灵魂人物，正是因为他拥有广泛的人脉关系，使得共产党员广泛渗入国民党内内外外。他创立了特科，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情报机关。他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有出色表现、在几乎所有人眼中都是可信任的。

在衡山，总理访问了祝圣寺，祝圣寺僧人慧旦接待了总理一行，他对总理说：我虽然已经是出家人了，但也是中国人，在中国遭受日寇的蹂躏之际，我也要爱国救国。总理听后，非常高兴，在临行之际，总理为这位年轻的僧人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这位年轻僧人释慧旦，后来改名暮笳，笳就是类似笛子的一种乐器。暮就是修饰词，展现一种悲凉的气氛。郭兴谊之所以取这个名字，很显然，是一种誓死的精神唤醒民众以救中国。

他原名郭兴谊（宜），生于1908年的农历2月15日，是湖南省常宁市官岭淡园乡（今岩门村）茶子山人。年轻时，受其伯父、表哥的影响参加过农运。后来在长沙念中学后更与同学们创办了《微波》月刊。24岁回到了家乡的缉熙小学任教，后因左倾被县教育局辞退。后又因“通共”出走，最终在祝圣寺出家，业师是灵涛法师。一年多后，前往厦门南普陀寺，主编了《现实》、《人生觉》两刊，宣传抗日救国、反帝反封建。

北京沦陷后，他和两位和尚想去延安上学，苦于没有盘缠。典当了大部分财产后，三位和尚的盘缠还是不够，最终，金山寺大和尚亦幻资助了60块光洋。三人怀揣120块光洋从南中国向北中国进发，不想到了西安，暮笳和尚便病倒了，三人将所有的钱集中在一起给了一位和尚让其前往太原去上八路军主办的学校。其后，二人被西安当地的和尚们送回了湖南。

回到湖南宁乡后，暮笳和尚仍然宣传中共的抗日理念。总理1938年来到武汉后，暮笳就给总理写信请求去延安。总理告知：从汉口到延安的道路已经被敌人破坏、截断，现在想去已经很危险了。希望他继续用笔做武器宣传抗战。

同时，暮笳再次受到通缉，他只好返回了衡山。在祝圣寺，暮笳和尚率领僧众成立了“南岳佛教救国协会”。一次，叶剑英来到衡山视察训练班，他建议佛道应该团结起来，协会的名字最好改为“南岳佛道救难协会”。1939年5月7日，叶剑英亲自出席成立大会并做了1个小时的演讲，宣传佛道各届、全民族团结。叶剑英的这次“普渡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演讲词，是由暮笳和尚记录并修改、发表，发表在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上。

叶剑英元帅（第一排居中者）与训练班成员合影

2.暮笳与郭沫若、田汉等文化界人士

“救难协会”成立后，暮笳法师等人又筹办了“战时知识训练班”，该训练班以佛教徒为主，也有军事训练，教官是由八路军高参薛子正（1905—1980年，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重庆市梁平县人。），集训期一个月。集训期后，分成以巨赞、演文为首组成的“佛教青年服务团”，以暮笳、绍贤为首组成的“佛教流动工作团”他们在湖南宣传抗日。

宣传形式主要有游行、演讲、发传单、武术表演等外，他们的宣传以佛法惩戒最为明显，例如散发的标语就有“当汉奸的，生受国法，死坠地狱！”等。

郭沫若、邹韬奋、田汉等对他们非常支持，例如田汉写诗：锦衣不着着缁衣，敢向人间惹是非，独惜潇湘春又暮，花前跌坐竟亡归。

1940年，暮笳法师前往桂林，为广西佛教协会创办的《狮子吼》月刊的执行主编。在抗日期间，暮笳法师除了和佛教界人士联络抗日方式方法、如何宣传外，还与众多文化届人士保持着联系。例如下面这风险：

暮茄先生：

你十月二十日的信，我今天才接到。全部是遭遇水湿的，几乎揭不开来，信封背面有“被炸捞获”的木戳字样，我现在揭下来寄给你，以表示这封信的到手实不容易。你们要办《狮子吼》月刊，我是很钦佩的，征稿的话也拜读了。在目前凡是以积极进取的精神为民族谋幸福的活动，一律都会值得人敬佩。但你要我投稿，我觉得有点困难，因为我对于佛教没有作过专门的研究，门外的人话杂在你们的杂志里，恐怕也有些不伦类，还是请你们自己多多发挥些吧。你们从佛教内来诛伐敌人，我们从佛教外来诛伐，反而是相得益彰的。至复，即颂，健胜。郭沫若，十二、十四。

郭沫若在寄出这封信的同时，还将暮笳来信的信封也寄了回去，表示日寇之凶悍，展现中国人即使多么苦难和危险，也要誓死抗日的决心。信封背面有：邮局的圆形日期邮戳印、木戳印“被炸捞获”，以及郭沫若手书的字句：此函不知在何处被炸，终能到达余手，亦一缘法，揭还暮茄，以为纪念。郭沫若，十二、十四。

这封信是暮笳和尚于1940年10月20日发给郭沫若的，郭沫若的回信是12月14日。

3.抗战胜利后21年，得总理、叶剑英相救；31年后得郭沫若相助

日本投降后，暮笳法师因为抗日期间的艰苦生活，身体一直不好，因此回到了祝圣寺养病。解放后，他先后在老家官岭胡家祠堂小学和郭家义学当老师。

1953年，前往北京在中国佛学院图书馆工作。

1966年后，受到红卫兵冲击，在人身受到生命威胁之际，总理和叶帅出手相救，最终，被佛学院图书馆给与退职，让其回老家躲避。

其后，暮笳和尚拿着400元安家费回了老家，与侄儿郭元新一家生活。八年来，暮笳和尚过着极为普通的生活，生活比较拮据。为此，他给郭沫若写信诉说苦难。在郭沫若的帮助下，1979年中国佛学院将对他的退职改为退休，补发了2000多元的工资。同时，给予每月28元（也有35.5元一说）的生活费。

1982年2月（该说是暮笳和尚亲属所说，但也有1981年11月病逝一说，个人认为亲属一说较为可信），在侄儿家官岭茶子山病故。享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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