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抗战时,杜月笙都做过什么?
文丨巫解
1932年1月28日午夜,骄横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鲛岛,将海军陆战队分成三路,突然向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阵地发起猛烈攻击。
一·二八淞沪之战爆发。
十九路军是从江西剿共前线调到京沪铁路沿线各地来的,总部设在上海。其总指挥是蒋光鼐,军长是蔡廷锴,参谋长则由赵一肩担任。该军下辖三个师——第六十师、六十一师和七十八师,其师长分别是沈光汉、毛维寿和区寿年。这些人,都是当年的风云人物,也是与杜月笙颇有交情的好朋友。
十九路军初到上海时,士兵们头戴草笠,脚穿草鞋,身着灰色军装,一个个肤色黝黑,神情低迷。而且装备的武器夜十分落后,除了步枪和手榴弹,最具威力的重武器也只不过是几挺轻机关枪而已。
正因为这样,日本人对十九路军十分藐视,在发动突袭前,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鲛岛曾傲慢地宣称:“日本皇军一旦发动攻势,保证在四个小时之内,占领闸北。”
但鲛岛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了代价。
面对日军的突袭,扼守宝山路─—宝兴路一线的十九路军一扫之前因中国人打中国人带来的低迷士气,顿时群情激奋,奋起还击,死死地守着自己的阵地,不让日军前进一步。
同时,报告日军突袭的电话打到了十九路军的指挥所。此时,军长蔡廷锴已经就寝。听到电话铃响,他一跃而起。
电话里传来隆隆炮声,还有一个焦急的声音:“报告军长,日军突然袭击我部,我部正在全力抗击,请指示。”
蔡廷锴听到日军突袭的消息后,胸中热血涌动,他想都没想,立即命令道:“誓死抵抗,寸土必争,给我狠狠地打!”
这与前方将士的想法不谋而合。蔡军长的命令传来后,他们激动万分,杀敌更加奋勇。
的确,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的推行下,官兵们早就憋坏了。此刻,对于外敌入侵的愤恨,全部变成了杀敌的动力。
尽管日军的突袭部队有3000多人,且武器精良——不仅配备有轻重机枪、野炮、曲射炮等重武器,而且还有装甲军队。但交战开始后,日军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闸北地区街道狭窄,里弄纵横,日军的重武器在这里并发挥不出绝对的优势。况且十九路军的将士们早就如困兽脱笼,为了杀敌,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当日军的装甲车横冲直撞而来时,十九路军的弟兄们竟然在战友的掩护下,直接爬到它的上面,揭开车盖便将冒着白烟的手榴弹掼进去。为了保证扔进去的手榴弹不会再被敌人扔出来,所以,手榴弹一掼进去,马上就爆炸了,十九路军的勇士也就跟对方同归于尽了。
就靠着这种不怕牺牲的精神,十九路军的将士们接连炸毁了好几辆日军装甲车。
在十九路军的拼死抵抗下,日军伤亡惨重。这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于是气急败坏,陆续增兵,先后参与战斗的有陆军十一万、军舰十余艘、飞机数百架,而我方固守阵地的只有十九路军的区区三万兵力,以及稍后来援的第五军及其他少量部队,总计不到八万人。
尽管这样,日军连续攻了一个多月,依然没能突破我方阵地。
早在一·二八淞沪大战爆发的当晚,杜月笙就打电话给蔡廷锴军长,豪气满怀地说道:“但凡有用得着我杜某人的地方,万死不辞!”
对于杜月笙的挺身而出,蔡廷锴十分感激。
杜月笙说的不是空话。第二天,他就开始四处奔走,拜访上海滩的各界名流,提议在“抗日救国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支持十九路军抗日的“后援会”。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爱的热烈响应。
很快,“上海市抗敌后援会”宣布成立。为了避免别人觉得这是一个由青帮人士把持的组织,杜月笙竭力避嫌,大力推举著名的实业家、上海《申报》主编史量才担任会长,自己则不担任任何职务。
后来在众人的一致推举下,实在推脱不掉,才勉强担任了副会长一职。但为了削弱自己的影响,又提议另设一名副会长,由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担任。
本来,19路军的英勇表现已经燃起了民众强烈的爱国热情。杜月笙迎着这股东风,推波助澜,以使19路军的英雄事迹更加深入人心。他利用自己手中控制的新闻力量,从报纸到电台,连篇累牍地对19路军抵抗日寇的事迹进行报道,使民众对19路军的敬佩之情达到了顶峰。
接着,他就通过报纸和电台发出支援19路军的号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竭尽自己的能力支援前线将士。
这个号召得到了民众的热烈响应,从富豪到乞丐,大家纷纷行动了起来,有钱的捐钱,有物的捐物,为十九路军的将士们提供了很好的后勤保障。
另外,与杜月笙关系极为密切的上海市总工会,还联合工界人士共同成立了战地服务团,战地服务团以“团”为编制,先后成立了第一、第二两个团,每团拥有一千多人。第一团团长由杜月笙的门生朱学范担任,第二团团长为周学湘,他虽然不是杜氏门人,但一直对杜月笙十分景仰。
19路军在前线英勇杀敌,战地服务团则担当前线与后方的桥梁,他们穿梭在枪林弹雨之中,帮着将士们运送伤员、弹药和食物。他们手无寸铁,却一样的英勇无畏,经常有团员中流弹或者被俘杀,为国捐躯。有人牺牲后,马上就会有新鲜力量补充进去,继续战斗,毫无退缩。
一·二八淞沪大战停战以后,抗敌后援会曾在上海北站立碑,把那些牺牲者的姓名镌刻上去,算是对他们的纪念和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