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的战争：中国银币的起源及近代货币史

秦始皇统一中国，亦统一币制，以方孔圆廓的铜钱为主要通行货币，其后这种制式为历代承袭，延续了两千年之久。自秦汉至明清，铜钱的图案、纹饰、轻重、厚薄、字体，可谓花样翻新，变化万千，但作为主要流通货币，其外圆内方的基本形制却没有改变。与此同时，中国银两的使用也处于称量货币的原始阶段，一直没有正式铸行银币。相对于铜币， 银两在流通中处于次要地位。 直到封建王朝末期的宣统三年（1911年）才宣布“废两改元”，铸行“大清银元”，这是银币取代铜制钱成为主要货币的标志，亦即清代货币制度，由银铜并行本位，转为银本位制，其进步的意义未可小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财富发展了，较不贵重的金属，会为较贵重的金属所排挤，因而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铜为银所代替，银为金所代替。”（注：马克思：《资本论》第88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然而，令人叹息的是，这一进程对中国来讲，还是来得太晚了些。

其实，在这之前，清朝廷就曾多次试铸银币。西藏则是大清试铸银币较早的地区，鉴于西藏的特殊地理位置，清朝廷在此试铸试行银币，既有抵御外币、维护统治权和宗主权之需，又可观其行用之效，为银币在全国的推行积累经验，可谓一石二鸟，用心深远。

一

清代自顺治皇帝定鼎中原，康熙皇帝平三藩、收台湾，完成征服汉族之功后，遂转移兵力于沿边各地，逐次降服蒙、回、藏、苗各部。清朝政府在蒙、藏问题上，明智地采取了尊重其民族宗族信仰的策略。“内外蒙古之入版图也，利用喇嘛教以收功。……诚以外藩全土，西藏可称为祖山；青海、咯尔咯、内蒙古及伊犁等处，皆为其檀徒。所以争外藩必先争西藏之推选达赖权；得以黄教之名目号令诸部也。康熙帝于多伦诺尔建立汇宗寺，此乃迎外蒙古之格根哲布尊丹之所也。雍正帝又于西里塘建立惠远寺，此乃迎达赖喇嘛之所也。乾隆帝于热河建立西藏式之札什伦布庙，此乃迎班禅额尔德尼之所也”（注：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45章。转录自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第295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下诏册立第六世达赖；雍正初，进而设立驻藏大臣；到乾隆中叶，驻藏大臣之设立，已成定制，标志着清政府对西藏统治权的正式确立。

但是，清政府对西藏的行使主权触及了英帝国主义的利益，在其支持下，乌斯藏西南的廓尔咯部屡犯边境。清驻藏大臣惊惶失措，难以拒敌。因此之故，清兵遂大举进攻廓尔咯。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命福康安等进兵，次年（1790年）六月至雍雅山，六战六捷，深入其境七百余里，降服廓尔喀。

英帝国主义并不甘心其在战场上的失败，除了培植分裂势力外，还别有用心地将触角伸向经济领域，利用被其控制的印度、尼泊尔等地的银币大肆向藏区侵扰，以搅乱当地金融秩序，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清朝政府为抵制英、印及尼泊尔银币的流入，稳定经济和金融运行，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并成立宝藏局。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宝藏局在西藏铸行乾隆宝藏银币（图一）。“复允西藏开铸银钱，重一钱与五分二种，文曰‘乾隆宝藏’，幕用唐古忒字，边郭识年分”（注：赵尔巽等：《清史稿》食货五，中华书局1977年版。）。

乾隆宝藏银币的形制仍为方孔圆廓，但孔已明显缩小。银币正面是汉字，面刻“乾隆宝藏”4字，廓上是“五十八年”4字，共8字。 背面仍为藏文，文意同正面。分大中小三样：大样的重一钱五分、中样的重一钱、小样的重五分，其中以中样的为多。系手工打制，成色很高。由于该币采用藏汉文合璧铸成，象征藏汉一家，藏汉两族人民使用均感方便，故深受欢迎，迅速成为西藏流通最为广泛的货币。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乾隆宝藏银币发行的前一年，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宝藏局曾铸“乾隆通宝薄片银币”，此币因面背均为藏文而无汉字，故未被朝廷允准发行。由此可见，清朝廷对此问题的敏感。

乾隆宝藏银币的铸行是清代西藏货币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首先它标志着中央政府不仅政治上统治西藏，经济上也控制和主宰着这一地区，西藏不仅在主权上而且在经济金融领域也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次，乾隆宝藏银币的币面正反各用藏汉两种文字铸刻，亦有其特殊意义。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早在元代就有汉文和八思巴文（蒙文）合铸钱币，清代亦有汉文和满文合铸币。多民族文字合铸钱币，是中国钱币的特色，同时，也体现汉、满、藏各民族间血脉相连、唇齿相依的关系。另外，乾隆宝藏银币的铸行稳定了西藏的经济秩序，加强了藏区和内地经贸之间的往来，抵制了境外货币的冲击。

乾隆宝藏银币是我国境内最早流通的本国正式银币，其后嘉庆宝藏银币、道光宝藏银币、咸丰宝藏银币和同治宝藏银币均袭例颁行，前后流通一百多年，为有清一代西藏最主要的流通货币。客观地说，西藏已先于全国其它地区进入“铜为银所代替”（马克思语）的银本位时期，从这种意义上讲，西藏亦可说是大清帝国推行银币的“试验田”。

二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是大清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鸦片战争后，英帝国主义加剧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英国的对外侵略，是17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中叶对外贸易发达及国内产业革命的必然结果。早在伊丽莎白女皇时代，英国即通过创立东印度公司染指亚洲，到18世纪末，整个印度，竟完全沦陷英人之手，成为其殖民地。东印度公司除了大肆向中国倾销鸦片外，其在印度铸行的卢比也通过边贸侵入西藏，进而渗入整个中国大陆。

清政府为了驱逐英印卢比、维护藏区的金融稳定，决定改革乾隆宝藏银币以来的样式，铸行新银币与之相抗。据《皇朝续文献考》载：“上年四川督臣奏明：由川仿照印度卢比形式鼓铸，名为藏元，其大小轻重均与印度卢比形式相同，番民乐用。卢比遂日见其少。”（注：《皇朝续文献考》卷24。）可见，该币主要是针对印度卢比的泛滥而铸行的，彼此图案、型制、重量、大小都十分相似。采用纯圆样式，面额有一卢比、半卢比和四分之一卢比，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铸于成都。该币铸于川而行于藏，故称呼不一，或称“藏元”，或称“四川卢比”。此币背面铸有“四川省造”4字，值得注意的是， 其正面是光绪皇帝的侧面头像，这是中国货币史上最早的人物头像货币，该币以此在中国货币史上有着独特地位。“中国的铸币，同西方古希腊货币体系在形制上有明显区别。古希腊货币体系的铸币是铸造人物、花鸟动物为特征。而中国钱币上的文字或记值、或记重、或记铸地、或记干支”（注：陈德溥：《中国古珍币大全》成都出版社1995年版。）。光绪藏元银币突破旧制，得到泉学界的高度评价，“和印度卢比有英女王伊丽莎白头像形成鲜明对照，开创了中国金属货币铸有人像的先河”（注：张善熙：《漫谈四川古钱币》，《四川文物》1988年第1期。）。

光绪藏元银币在型制上摒弃了方孔圆廓的传统样式，采用具有进步意义的纯圆银币，便于携带使用，成色重量准确，因此，“番民乐用，卢比遂日见其少。”流通效用颇佳，起到了驱逐印度卢比，稳定金融秩序，维护西藏主权的作用。但是，模仿洋银，突破旧制，也引起清廷部分守旧大臣的不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驻藏大臣联豫奏请铸造“规复旧制”的“旧式”银钱，并“照乾隆年间成案”试铸样币，其型制为传统方孔圆钱，与乾隆宝藏银币类似。此次货币“复古运动”终因清廷担心市场不予接受而给印度卢比以可乘之隙而未予采纳。

宣统二年（1910年），铸宣统宝藏银币，这是清朝最后一种宝藏银币。该币为纯圆型制，正面铸汉文“宣统宝藏”，背面上缘铸藏文“宣统西藏宝藏”，下缘铸藏文记值，分别是“库平二钱”，及“库平一钱”，两种面值。背面中心位置颇具匠心地铸上了龙的图案。当时，这种龙图币已经在全国诸省通行，西藏龙图币的铸行，再一次表明了西藏与其它省份一样，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大清帝国的组成部份，是中央政府对西藏宗主权的有力实物佐证。

宝藏银币自乾隆至于宣统，历朝皇帝均有铸行。其间，清王朝在以英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列强环伺之下，从繁荣兴旺的“康乾盛世”跌落到领土分割、主权破坏的半殖民地地位，陷入摇摇欲坠的境地，但是，令国人聊以欣慰的是，西藏的宗主权自始至终牢牢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而未曾丧失。

三

内地朝廷恩准的官铸银币，其年代远在西藏之后。 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广东设立造币厂，光绪十五年（1889年）开始铸造，十六年投入市场流通的“光绪元宝”，俗称“龙洋”才是内地正式通行的第一种银币。其时，距乾隆宝藏已近一百年。

而这一百年，世界乃至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明末清初的中外贸易中，中国较长时期处于贸易顺差的有利地位。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有很大的抗拒力。英国能够在中国销售的只有毛织品、金属以及从印度转贩的棉花，而中国的产品茶叶、生丝、土布却在欧洲市场上有较大销路。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从欧洲输入中国的商品总值为银190万两， 而从中国输往欧洲的商品总值达364万两，出超173万两。直到19世纪初鸦片大量输入中国时止，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保持有利的顺差。“自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在这将近三百年的中西交往中最显著的事实是：西方人希求东方的货物，而又提供不出多少商品来交换”（注：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页，转引自载逸：《简明清史》第二册第50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一现象，对于以贸易立国的英国等西方列强来说，岂会善罢甘休。英人孟翁氏有句名言：“增加国富的手段在乎对外贸易；我们于对外贸易中，必须严守一原则：即，每年卖给外人的货物，就价值言，必须大过我们所消受于外人的货物。”（注：转引自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第3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苦苦求索的英国人终于发现了两宗足以致大清于死地的经济利器，一为鸦片，另一种即是银元。

清代的白银流通，仍然处于称量货币的阶段，其最基本的形式，是沿袭元、明以来50两重的船形元宝。然而，称量货币的特性注定了其使用时的诸般弊病：1、标准不一。 据郑光祖《一斑录》载：“中国除铜钱外，没有铸币。目前一万铜钱约等于一英镑，二千铜钱约等于一美元。中国白银货币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全国不下有几百种标准，就在一个地方也有十几种标准，彼此相差数额可达百分之十以上。”（注：郑光祖：《一斑录》卷6。）银两之成色、重量均难以统一。2、“元宝”面额太高，流通不便。（按乾隆中期的银铜价比，1两银合700文钱，一个元宝合35000文钱。）银“碎角”须称重加折算，手续麻烦。3、与外币兑换时又须贴水，承受损失。概括起来说，清代的银铜并行本位货币制度，已难以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其面临的问题与矛盾愈加突出，并自乾隆末期（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逐渐尖锐起来。

外币简单划一，成色重量准确，且“携带便利，故相率通用。”（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内地因其计枚定价，既不较银色之高低，又无需称分两之轻重，远行服贾，便于携带。”（注：郑光祖：《一斑录》卷6。）于是，民间行商贸易多喜用洋钱， 流入中国的外币遂渐增渐多。

在明末清初的中外贸易初期，洋人采购中国的茶叶、陶瓷、生丝和土产时，均用洋银但通量不大。迄至乾、嘉间，数量益增，“洋钱进口，民间以其使用简便，颇流通，每年夷船带进之洋钱，或二三百万元，或四五百万元，亦有数十万元不等。”（注：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三十七年。）

数量渐增的同时，种类也越来越多。较早流入的外币，有西班牙的“双柱洋”，以币面有银柱而得名；荷兰的“马剑洋”图案为一骑马持剑之武士；英国的站人洋，币面铸英女王站立像；美国的“蝙蝠洋”，因背面有鹰图案，时人误认为蝙蝠，……等等。如《清史稿》载：“大髻、小髻、蓬头、蝙蝠、双柱、马剑各种番银，亦潜输内地以规利。”（注：赵尔巽等：《清史稿》食货五，中华书局1977年版。）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中国近代鸦片之祸，学界早有定论，然于外币流入之患，研究的文章较少，似有忽视之嫌。

四

马克思指出：“货币的铸币形态，是由货币充作流通手段的机能发生的。想像的在商品价格或它的货币名称上表现的金的重量部分，必须在流通中，当作同名称的金片或铸币，来与商品对立。和价格标度的确立一样，造币的事务也属于国家。但金和银的铸币形态上穿起的不同的国家制服，一到世界市场，就会再脱下来。这情形，表示商品流通的国内的或国民的领域，和它的世界市场领域是分开的。”（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19～120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诚如斯言，大清帝国的闭关锁国，造成其“商品流通领域”与“世界市场领域”之间的重重阻碍，也是币制落后的主要因素之一。

鸦片战争爆发前的100余年，外币长时间缓慢而全面的渗透， 其危害与流毒十分巨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银两与铜钱之比值愈来愈大，银两价飚升，而制钱价暴跌。“乾隆四十年以前，银通用圆丝银，一两兑钱七百文，数十年无所变更，乾隆四十年，银价少昂，兑至一千三百，后仍有长落。近十年来银价大昂，纹银一两至一千六百，且至二千矣。”（注：李鸿宾等：《会议查禁偷漏鸦片分销各弊章程》《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中华书局1964年版。）

2.银两与洋银兑换时普遍大幅贴水，损失极大。“每洋钱一枚，大概可作漕平纹银七钱三分；当价昂之时，并有作七钱六分以上者。夫以色低平短之洋钱，而其价浮于足纹之上，诚为轻重倒置。……以内地足色纹银，尽变为外洋低色银钱”（注：林则徐：《会奏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中国历代金融文献选注》，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以西班牙佛头银为例，乾隆年间， 佛头银一圆兑钱七百文，嘉庆二年，涨至一圆兑至一千一百文，道光二十年，再涨至一千四百文。

3.导致白银大量外流，“大商小贩，无不以洋银交易，海口出入向不查禁”（注：邓廷桢：《覆议多省行用洋钱无碍》，《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外夷携带内地，挽回足色纹银，每年难以数计”（注：邓廷桢：《覆议多省行用洋钱无碍》，《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而导致“外洋日见其多，内地日渐其少。且纹银一经出洋，即属走而不返，久之内地纹银缺少”（注：道光：《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酌定外省行用洋钱章程》，《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

4.金融为一国经济运行的血脉，外币的侵入直接威胁到清帝国的金融体制，引起金融混乱，清政府面对危机，却举措乏术，一味采取查禁的方法，禁止白银出口，结果适得其反，“内地商贾航海贸易，挈本以行，搬运制钱，既苦脚贵不资，金银出洋，又恐有干例禁，势不得不携带洋银”（注：道光：《著两广总督邓廷桢等酌定外省行用洋钱章程》，《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兼之，不法奸商趁机操纵营利，致使洋银、银两与铜钱之间兑换价起伏不定，弊病百生。

这一切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将明中后期滋生的资本主义萌芽扼杀在摇篮之中，从而助长了洋商对中国的疯狂掠夺，为其后丧天害理的鸦片倾销埋下了伏笔。

如果把鸦片倾销比作洪水猛兽的话，那么外银入侵好比慢性毒药。二者一疾一缓、一明一暗、一刚一柔。这柄雌雄双生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将大清王朝致于死地，而灾难深重的中国，就此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

正如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指出的那样：“政治力的压迫，是容易觉得有痛痒的，但是受经济力的压迫，普通人都不容易生感觉，像中国已经受过了列强几十年经济力的压迫，大家至今还不大觉得痛痒。”（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二讲，转引自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第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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