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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风云

外国军官评辛亥革命时义军:军纪涣散的乌合之众

1911年11月18日,北洋军在冯国璋的指挥下猛攻汉阳,武汉的革命形势开始变得异常的严峻。早在20天前,黄兴、宋教仁、李书城等即抵达汉口,参与湖北军政府的管理指挥。11月3日,黎元洪特意为黄兴举行了登坛拜将仪式,以此来鼓舞革命军的士气。但是,军队的养成非一二日之功,等到上了战场,优劣立现。所幸的是,海军不愿为清廷作战而陆续投效革命阵营,这解除了一个很大的隐患。

据租界内观战的外国军事专家观察,北洋军的士兵看上起结实、健康,有军人荣誉感,军中有良好的团结气氛,指挥官能有效的控制各自的部属;他们的机枪射击术不错,工程兵装备良好,炮兵阵地的布置也恰到好处,但炮击技术大有改进的余地。相比而言,革命军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据外国目击者的回忆,革命军中因太多新招募而缺乏训练的士兵,他们在进攻的时候虽然很勇敢,但那些受过训练的老兵往往被安排在后面的新兵射杀。在北洋军炮击汉阳的时候,革命军炮兵也积极还击,毫不退缩,但炮弹从未落到铁路上清军的炮兵连队里。

据民国将领陈铭枢的回忆,武昌起义爆发后,南京陆军中学倾向革命的学生们在他的带领下奔赴武昌参战,其中就有蒋光鼐、陈果夫等民国闻人,但真正上了战场后,才知道战争的残酷性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想象。特别是汉阳之战中,在北洋军的猛烈炮火下,革命军疯狂后退,溃不成军,“河滩上一片密密麻麻的人群,队伍争先恐后的抢渡,因为人多,浮桥被挤断,许多士兵落水,被河水冲走,幸而此时据守铁路线之敌,未继续追击,否则我们将全军覆没。”

澳大利亚第六轻骑兵队的一位军官对广州、上海、苏州、武昌和南京的革命军进行考察后认为,除少数例外,革命军大多是一群“军纪涣散的乌合之众”。这个评价虽说刻薄,但对于一群新招募而未经训练的军队来说,未尝不是事实。据这位军官的判断,如果北洋军全力支撑清皇朝,革命军将不是它的对手。就军事观点而言,与其说革命军战胜了清廷,倒不如说北洋军背弃了它。

虽然革命军队指挥无方,装备拙劣,但他们勇敢而积极的战斗精神赢得了普遍的赞扬,这也是外国专家们一致公认的。在汉阳之战中,革命军军官伤亡两百余人,士兵伤亡三千余,足见战斗之激烈,军心之可用,而这也是武昌起义后第一场真正的恶战。据事后总结,革命军有湘军前来助战,兵力本在北洋军之上,而海军亦在革命军一边,但黄兴指挥行军知进不知退,全军尽布一线,后备无一兵一卒,全凭士气向前攻击,在左路湘军进展顺利时,临时招募的右路鄂军遇惊而乱,见危而溃,侧翼动摇,以至于三军尽溃,不可收拾。由此可见,军事指挥是一门科学,非军校、军营出身的业余人士不能掌控,汉阳之败,足见一斑。

“明月如霜照宝刀,壮士淹凶涛。男儿争斩单于首,祖龙一炬咸阳烧。偌大商场地尽焦。革命事,又丢抛。都付与鄂江潮”。黄兴初来武汉时意气风发,但在汉阳败北后知势不可为,他提议仿当年太平军放弃武昌之例,湘鄂两军顺江而下攻打南京。黄的提议遭到了湖北革命人士的强烈反对,指挥者之一张振武甚至拔枪怒喝:“头可断,武昌不可弃!敢言退者,莫怪我手下无情!”黄兴见事已如此,只得于11月28日悄然离鄂往沪,他的那首《山虎令》,也就暂付“鄂江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