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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风云

老战士回忆板门店停战:“我打印了停战命令”

1951年,我响应祖国的号召,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随47军奔赴朝鲜战场,在军司令部担任打字工作。当时我16岁。

那时候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我们就在窑洞里工作,没有电灯,只能就着微弱的烛光,用老式的铅盘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费力地找啊,打啊。记得有一次,我正埋头工作,突然闻到一股糊味,右手肘隐隐作痛,这才惊觉自己的棉衣早已被烛火烧了个大洞。

谈判代表团中惟一一名女打字员

1953年6月,我被志愿军司令部抽调到开城,成为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的一名工作人员。当我得知自己是47军惟一一名被抽调的女打字员时,心中激动不已。

到开城的第二天,我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我们的办公室设在一个小山坳里,一共两间房,外间作打字室,里间作油印室。比起原先的窑洞来,这里的环境要好很多,起码有了电灯,不会再因为烛光微弱看不清字而苦恼了。那时,停战谈判还在激烈而曲折地进行中,“联合国军”方面一边与我们在谈判桌前讨价还价,一边又时不时越过“三八线”进行轰炸、骚扰,阻碍了谈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就这样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我们的工作节奏也随着谈判进程的变化而变化,如果那段时间我们的任务很多,常常要加夜班,说明谈判进展得很顺利;如果一连几天无事可做,则表明谈判又遇到了麻烦。

如此重要的文件,可不能出什么差错啊

7月27日,终于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了!代表团决定当晚举办一场庆祝宴会,这让我兴奋不已,我还从没参加过“宴会”呢!

那天晚上,我穿上一套最新最干净的军装,兴冲冲地准备去参加晚会,出门前却接到临时通知,要我打印一份重要的文件。我接过通知,原来是金日成元帅、彭德怀司令员发布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命令》。我一下子觉得重任在肩,心想如此重要的文件,可不能出什么差错啊!我用最快的速度打完了全文,又和另一名男打字员反复校对确定无误后,这才长舒一口气。看一看表,已经9点多了,心想宴会应该还没有结束吧,说实话,我还一直惦记着呢。

宴会还在进行。我走进大厅,好奇地四下张望。宴会的气氛很热烈,大家脸上都带着笑意,随着悠扬的音乐翩翩起舞。这时,我们的“指导员”乔冠华走到我面前,彬彬有礼地问我可不可以和他跳一曲。那时,乔冠华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是我们谈判代表团的主要顾问,因为不便以外交部工作人员的身份出现,我们平时都叫他“指导员”。乔指导员非常随和地和我拉着家常,还指着桌子上各式各样的水果、糕点要我去吃。和他跳舞也没有一丝的拘谨,倒是我们身高的悬殊让我有些尴尬。他1米8几的个头,瘦高瘦高,我才1米5几,必须努力抬头才能看清他的脸,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挺滑稽的。

“以后你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工作了!”

停战协定签字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工作也结束了,还有大量的文件资料需要打印,工作室里依然很忙碌。一天,彭德怀司令员来到我们的办公室,和我们一一握手表示感谢和慰问。他还走到窗前,亲自拉开窗帘,让阳光透进来。“以后你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工作了!”彭司令员亲切的话语让我们感动不已。

停战后,双方开始互遣战俘。本来按照停战协定的规定,在签字后的60天内,各方应将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分批直接遣返,但“联合国军”方面总是无故拖延遣返时间,不按协定办事,使得战俘的遣返时断时续,到了年底仍没有结束。其间,一个发生在遣返途中的真实故事深深打动了我。那正是寒冬腊月,呵气成冰的时节,“联合国军”将一批战俘送回我军,途经一座大桥时,饱经折磨和虐待的战士们终于压抑不住胸中的怒火,将“联合国军”发给他们的用来“撑门面”的军衣军裤全部脱掉,扔到了桥底下,所有的人身上只剩一条薄薄的短裤。战士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祖国的忠诚。

弹指一挥间,50年过去了。在《朝鲜停战协定》签署50周年之际,作为一名当年亲历战事的老兵,我只想通过这篇文章,寄托对牺牲战友的哀思和对往日峥嵘岁月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