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抗日战争的隐蔽战场：中美大规模情报合作

中美情报合作

1942年4月5日，美国海军军官梅乐斯奉命率领代表团离开纽约，启程飞往中国。这一旅程历时将近一个月，他们先在巴西短暂停留，然后穿越大西洋到达非洲，直至开罗，又途经孟买、科伦坡和加尔各答。在那里，从新德里与美国高级专员开会回来的海军陆战队上校麦克修(mchugh)、驻重庆海军武官及美国大使高斯(c.e.gauss)也加入进来。他们乘坐的是中国航空公司最后一架经曼德勒飞往重庆的飞机，飞机先在昆明着陆，然后在嘉陵江上空进行了惊险的飞行，最终于5月3日抵达重庆。

接送梅乐斯到使馆的车子是一辆褐色雪佛兰，他们先乘坐这辆车拜访了杨宣诚将军，之后便是与戴笠的见面。此前，梅乐斯从萧勃那里看过戴笠的照片，但真人比照片显得要年老一些，而那双“分得很开而且犀利生动的黑眼睛”也给梅乐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在会见中感到自己一直被戴笠审视着。

梅乐斯此行的使命是促成中美双方的情报合作。“珍珠港事件”发生前，情报人员萧勃就曾建议美国信号团为中方提供通讯方面的帮助，但这个建议被束之高阁。同样被束之高阁的还有国民党向美方提供的情报，当时军政各方通过秘密渠道得知日本正在准备偷袭美国驻扎在珍珠港的海军舰队，他们急切地将此情报传达给美方，但美方低估了中国破译日本密电的技术与能力，对此最终未加理睬。

然而这一情报很快得到了验证。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遭到日军的突然袭击，美国海军舰队遭受重大损失，震惊之余，他们开始意识到中方情报的极大价值。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破译日本密电的工作皆由军统承担，因而对军统和戴笠备加重视，尤其是美国对日宣战后，美国海军需要搜集大量的日本海军情报，还要绘制太平洋中西部的气象图，来自亚洲大陆气象站的气象数据则成为必须。因此，美方考虑向国民党交换通讯情报来换取在中国建立气象站的合作。

萧勃与梅乐斯在华盛顿的一次鸡尾酒会上首次讨论了建立中美合作的可能，初步会面后，梅乐斯征求了上司们的意见，并获得赞同；萧勃则通知了重庆的军统，蒋介石批准戴笠与美国人建立关系。后来，双方的合作框架逐渐形成，基本内容包括：建立双方的情报交换关系，共同成立合作机构，定名“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所长为中方，副所长为美方，双方均有对该单位行动计划的否决权；确定双方交换日本海陆空军情报以及有关作战资料；美国负责训练游击队、情报组、气象组、破坏组和突击队，并利用美国设备和中国人员建立气象站和电台等9条方案。

中美合作所发挥的作用究竟如何？答案当然存在分歧。从1944年到战争结束，虽然中美合作所在地面情报搜集方面向美方提供了4139件情报，在敌方电讯破译方面向美方提供了11万多件破译情报并且破译了日方多种密码，但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在《间谍王》一书中却描述说：“梅乐斯对海军情报局从军统那里收集来的情报质量非常失望”，“多诺万将军对罗斯福总统汇报说‘没有任何重要的情报或行动来自中美合作所’”。

敌后锄奸

如果没有美国人的到来，戴笠在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命运，或许已经结束。1942年是他的低潮期，他先后在权力斗争中失利。1月，蒋介石下令军统的所有成员在2月底之前离开中央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戴笠被排挤出这个国民党内部统一的对日密码破译机构；年底，他又因为缉查林世良走私贪腐一案而站到了整个孔家和宋家的对立面，蒋介石选择了家族利益，判决林世良后，他指责戴笠为了泄私愤越权行事，并最终于1943年7月免除了他缉私署署长的职务，任命戴笠“不共戴天”的仇人宣铁吾接任。而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扭转了这一局面，戴笠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甚至当面向蒋介石提出，希望能见一下这个中国的“希姆莱”。

抗战之前，戴笠的特务部门主要职能是反共，在抗日战争期间，重心逐渐转移到与日本及各伪政权的斗争上去，他们截获的情报，尤其是开展的暗杀破坏活动，曾经名噪一时。

1938 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十几个城市先后沦陷，国民党情报人员在各地迅速建立起组织。以上海为例，1939年，已有22个交通联络组、4个电讯台、1个技术室、5个情报组、8个行动大队等50多个单位，在编人员1000多名，承担着情报、行动、策反、反间、技术研究、联络沟通等任务。

情报之外，敌后的破坏行动是国民党情报人员的工作重点。上海《大美晚报》于1939年1月28日刊登的新闻即可窥见一斑：“‘一·二八’沪战纪念前夕，浦东方面，日本海陆军因畏惧中国游击队有所行动，昨日白天，即在各处无形戒严。入晚情况尤紧，各处断绝水陆交通。上南方面，属陆军驻守范围，以南汇至周浦，市区之南码头为据点。由于去岁‘八一三’抗战纪念上南铁路被毁，故昨晚防务吃重于该铁路四周。除原有士兵200余名外，并驱使川沙伪军徐鸿发之一部，前来协助。”在陈恭澍担任军统上海区站长的两年多时间里，进行了50多次行动，破坏日本军事设施，焚毁军需物资。

暗杀更是重要行动。当时上海的报纸有很多报道：“伪组织傀儡，一再被杀，上海郊外所组伪市府，大小伪员亦莫不心惊胆裂。伪市长傅筱庵，伪财政局长周友常，伪土地局长范永增，伪警察局长卢英，伪社会局长兼伪司法处长吴文中，伪公用局长李鼎上等，均非常惧虑，连日秘密计议对策，决定施行种种防范方法。一方面，在四郊请求日军增派哨兵，助以‘伪警’加紧保护；一方面由各委员自行多请保镖。其中傅筱庵胆子最小，在伪府中出入或大小便，均须临时戒严，以防二次遇刺。”

但是，国民党开展“谍战”打击敌人的同时，也暴露了自身力量，遭到重创。1938年底，军统上海区被汪伪特工组织“76号”破坏，第二年春，军统华北区区长王天木任上海区区长并重建组织。上任不久，王天木就被李士群抓获，最终脱离军统投向“76号”。根据他提供的情报，汪伪特工总部破获了军统天津站、青岛站的组织，1941年11月底，又破获军统上海区的全部组织，逮捕了陈恭澍等100多人。李士群还在报纸上披露了军统上海区的全部组织系统和人员名单；而中统上海潜伏组组长苏成德也被李士群收买，他出卖了所有中统在上海的电台、密码以及组织，很多特务因此也投降“76号”。此后，国民党特务组织在敌后的情报体系几乎毁灭殆尽。戴笠的命运，也因此直线下坠。

共产党的谍报活动更加“不动声色”，通过“打进去”和“拉出来”两种方式，渗透到敌人内部搜集情报，策反敌人为己所用，拓宽了情报渠道，隐蔽战线得以不断发展壮大，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支援。

“打进去”与“拉出来”

1942年，“中共谍报团”震惊日本，这是一个隐藏在日本情报机构内的中共情报小组，因为苏联情报人员佐尔格等人在东京被捕而受到牵连，1942年六七月份，小组成员中西功、西里龙夫、程和生等一批中共党员被捕。

中西功的掩护身份是日本“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负责人、“大日本皇军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顾问；西里龙夫的掩护身份是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兼汪伪“中联社”、“中央社”指导官，“大日本皇军总司令报道部”顾问；程和生的掩护身份是日本“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附设的“特别调查班”班长。他们在日本机构内搜集到许多重要情报，比如1940年8月，日伪军要对八路军进行“扫荡”，程和生发出情报，提示说日军准备袭击八路军从山西根据地派往河北敌后的100多名干部，八路军因此改变了行军路线，加强了护送措施，并在日军必经的途中设下埋伏，不仅安全到达目的地，还成功地打击了敌人。

而搜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情报堪称他们最卓越的成就。1941年初，日本国内展开南进与北进的争论，如果南进，美国将加入到抗日的行列，会给中国抗日战争带来转机；如果北进，苏联和中共武装将会面临很大压力。7月，日本关东军进行了一场演习，似乎有进攻苏联的迹象，但中西功与时任日本首相秘书的苏联情报人员尾崎秀实联系，结合自己在满洲的见闻，分析出日本的战略意图为南进。尾崎秀实与佐尔格被捕之后，中西功不顾危险，又返回东京搜集情报，他打听到美日谈判最后期限在11月底，又在1941年11月6日的《编内参考》上看到“日本可以接受的谈判以11月30日为止”，因此，中西功判断12月初美日谈判一结束，日本就会立即对美开战，根据日本海军航行时间计算，他推断开战日期为12月7日，那天是星期天——美国的休息日，非常有利于日本发动进攻。他把情报上报给中共上海情报小组的负责人吴成方，又经潘汉年部署，将情报转给军统上海站的秘密共产党员“21号”，由他转报重庆军统总部，再由国民政府转告美国。

长期以来，大多数人只知道国民党将“珍珠港事件”的情报转告美国，却不知道共产党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而这个渗透到日本情报机构内的中共情报小组，几十年后被搬上银幕，成为2010年公映的电影《东风雨》的原型。

此外，中国共产党情报系统获得的关于苏德战争的情报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重大贡献。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开战前，阎宝航通过国民政府驻德国大使馆武官桂永清得知“德苏战争一触即发”，他立刻将情报汇报给周恩来，再由中共中央转告苏联，促使斯大林改变了原来的作战部署，调动兵力到西线参加莫斯科保卫战，避免了战争初期的完全被动。6月23日，斯大林回电，对中共的情报工作表示感谢。

而当年“中共谍报团”案发后，中共情报人员继续打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门。1942年初，恽逸群奉潘汉年之命打入“岩井公馆”，担任中国编译社社长，为岩井公馆所办的《新中国报》、《政治月刊》等报刊提供文稿，并通过这个特殊身份收集日本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大量情报，直到1944年10月被日本宪兵逮捕。

除了日本方面，伪政权机构也是中共情报人员活动的重要范围。中共上海情报小组的陈一峰打入伪“中央社”，担任首席记者和汪伪政府特工总部顾问。汪锦元打入汪伪政府的核心部门，1938年初，任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1940年9月调往南京，任汪精卫的秘书。陈公博就任上海市长时，李时雨以“立法院委员”身份随他到上海，负责组建上海市保安司令部，后升任伪上海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伪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并把潘汉年系统的中共地下党员安插到伪保安司令部。

中国共产党还对一些敌方人员进行了策反和争取：1941年7月中共浦东区委在上海成功策反伪13师50团“守望队”100余人；1945年8月，打入汪伪情报机关的中共情报干部徐楚光策反汪伪南京警备师钟剑魂的部队等。

不断壮大的共产党隐蔽战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随着形势变化不断调整情报工作，从1937年12月开始，先后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情报部”等部门，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而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情报工作的重要基地，分布着很多情报系统，包括具有过渡性质的中共上海情报科以及相互独立、互不统属的上海地方党组织情报系统，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情报系统，潘汉年系统等等。中国共产党渗透了很多地方组织，也策反了不少日伪人员，但无论“打进去”还是“拉出来”，都只能依靠中共的情报系统，而要得到更全面丰富的情报，仅靠自己的情报系统远远不够。

周恩来的理念是“寓情报于统战中”，“扩大了团结的基础，即扩大了工作开展的可能”。抗战时期，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认同与拥护，于是，中共通过统一战线争取支持或同情共产党的党外人士，作为情报搜集的补充渠道。上海沦陷后，主持“八办”工作的刘少文就通过举办上层聚餐会，定期与社会各界联系，了解他们对抗战的态度，并从中发展情报关系。

陆久之是其中一例，他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但很早就为中共提供情报。1930年前后，他在东京留学，其间曾为共产国际东方情报站工作，后来又成为国民政府驻日本大使馆的官员。抗战爆发后，陆久之回国，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少将专员，他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感召之下，积极为中共搜集情报。他利用自己曾在日本留学的经历，担任《华美晨报》社长，后来又担任日本海军高级官员开办的海安信托公司经理，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日本军政人员交往，以“中日亲善”的名义收集日伪情报，把搜集到的日伪情报传递给刘少文。1940年1月，“和平运动”最早的发起人高宗武和陶希圣背叛汪精卫，秘密逃到香港，陆久之把这一消息告诉国民党的同时也告诉了刘少文。国民党官员许彦飞也一贯同情和支持共产党，他是中共党员龚饮冰的同学，抗战期间通过龚饮冰认识了刘少文，开始为中共搜集情报。他让中共党员李白的电台架设在自家阁楼，还出资帮助李白夫妇开办“良友百货店”做掩护，丰富了中共的情报来源。

通过多方努力，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在抗战期间逐渐成熟，情报系统更加丰富多元，获取情报的方式也得到了拓展，这不仅为抗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也为解放战争时期情报工作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