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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风云

无声的地下战争:红军无线电创始人指挥下的红白装备之战

1930年4月底,红七军缴获敌人的一部电台,那么沉的铁疙瘩,也不知怎么用,在转移途中把它埋掉了。那时,红军是游击作战,用号音、旗语、徒步、骑马进行联络就足够了。以后,红军转向运动战,将领们才感到电台在长距离通信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总部就命令所有部队必须把缴获的电台和电台人员送到总部。这一次红军只缴获张辉瓒师部的一台收报机(发报机被搞坏了)。王诤是张辉瓒的十八师电台报务员,被俘后,总部首长要他们留下来办无线电训练队。那时,朱德总司令每天晚上都要与王诤他们谈话。

1931年2月初,红军在江西宁都县小布开办了第一期无线电训练队,王诤任队长,学员是从红军挑选的优秀连级干部。就在训练班期间,红军在打谭道源部队时,又缴获了一套完整的灯泡式电台和电池。这时,有了一部半电台的红军还不能通报,当时主要用于抄收新闻和对敌侦察。毛泽东对这个训练队十分关心,经常来讲形势或上党课。

在第二次反“围剿”前,上海已经派伍云甫、涂作潮、曾三等到中央苏区,又办了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同时,红三军团也开办了无线电训练班。1931年7月,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开始,为了集中优势兵力,红军主力要从敌空隙中穿过。在转移途中,毛泽东问伍云甫,电台缺了什么就不能工作。伍云甫说真空管,毛泽东就把真空管装在自己口袋里,让警卫员拿着电键。

1930年春天,上海党组织想让王逸群去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征求他的意见。那时王逸群正在大夏大学读一年级。这是个很危险的工作,稍有不慎就会被捕牺牲。特别是收发报机上用的蜂鸣器,一般人是听不到的,但狗耳朵很灵,一开蜂鸣器,狗就在外面叫,这在特务如林的上海是很难掩护的。但王逸群接受了组织的派遣。中央特科发给他一台练习机和字母的号码,并按月给他生活费。他就每天练习,直到滚瓜烂熟。当时中央特科派伍云甫来教他,每星期来一次,一年后伍云甫调走,上级又派王子纲来教他。直到1931年4月,领导中央特科的顾顺章叛变,5月,来到了江西瑞金苏区的中央局无线电队。

王逸群到了中央苏区,怕家庭受到牵连,就托朋友告诉家里,说他跳黄浦江死了。

王逸群的任务是建立上海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无线电联络。王逸群记得,从1931年夏天起,日夜开机,轮流守候在电台前,从空中成千上万的呼叫声中,寻找上海党中央的呼号。那时电台信号弱,像海底捞针,大家都很焦急,几个月过去了,他们仍守在电台前。一直到了秋天的一天晚上,曾三值班,王逸群协助他,终于收到了党中央电台的信号。

王逸群到中央苏区时正值国民党对苏区第三次“围剿”,他负责配合王诤、刘寅搜集军事情报。虽然这时红军才3万多人,但由于对敌人情报掌握得比较清楚,红军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国民党军的电台建立时间也不长,1927年时,国民党才有一个军装备了电台。

到了1929年底,国民党军也只有26部电台,直到1949年,国民党的重庆军用无线电机工厂还主要生产15瓦的发报机。而上海地下党,早在1928年就开始装配100瓦和200瓦的机器送往红军中了。敌人哪里想到红军中竟然有了比他们还高级的电台,所以一直很大意。王诤和刘寅等过去是张辉瓒部队的电台人员,与国民党电台的负责人是过去的同学、同乡或者同事,对国民党各师的电台代号都很熟悉,知道敌人的习惯,每调动一个新地方,都要互相告诉地址。这样,红军就知道敌人准备如何进攻,走哪一条路线,敌人的进攻基本上有了了解。加上地方党组织配合送来的情报,一般十拿九准。

之后,在福建长汀扩大红军时王逸群担任突击队长,完成任务后调任福建省委宣传部长,当时刘少奇是省委书记。1936年春,组织上派他到西安参加我党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抗战时期,他担任过八路军总部民运科长、晋东北地区特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过热河省委宣传部长兼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五军副政委,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天津战役后调任四野南下工作团政治部主任……1942年延安搞“抢救运动”,王逸群曾被错误地隔离审查,“文革”中,他又被打成特务、叛徒、走资派,开除出党。他坚持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每月交50元党费。不让他申诉,他就写材料,前后写了150多份,直到彻底平反,重新为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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