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隐蔽战线：日本首相顾问是日共党员

中国的抗日斗争，在除了在战场上进行了气壮山河的英勇战斗，同时也在情侦战线上进行了复杂的秘密斗争。诸多隐蔽战线上的革命斗士虽在当年隐名埋姓，同样是可钦可敬的抗战英雄。

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期间也进行了对日的激烈暗战，不过主要是靠军统、中统这样的特务机关。当年一些爱国青年对于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仇恨，参加了军统、中统的对日斗争斗，一些人还付出了生命的牺牲。

不过，由于军统、中统一向热衷于反共、反人民，得不到社会上多数人拥护，搞对日情报活动严重缺乏群众基础，以至于主要采取暗杀这类活动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底至1941年底的四年里，军统在上海的暗杀行动就有150余次，刺杀对象开始主要是各类汉奸，也有部分日本现役军人。这一恐怖袭击式斗争方式其实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不可能改变斗争形势。在与日军宪兵特高课及汪伪特工的较量中，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其实一直处于下风，直到日本大势已去后，汉奸们又纷纷想换门庭，形势才有所转变。

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侦察保卫工作，历来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以政治信仰发展关系，依靠群众掩护自己，从来反对搞金钱收买、美色引诱、手枪恫吓和恐怖活动。依靠自己事业的正义性，中国共产党对日的情侦工作能一再打入敌内部并取得了诸多有战略价值的情报，日本庞大的特务组织却一直无法打入中共的党政军领导机构。

抗战期间中共情侦工作中最突出的一件事，又是通过同几位参加过中共组织的日本人接上关系并获得日本的核心机密，此事被日方破获后惊呼为“中共谍报团案”。过去曾长驻上海的日本记者尾崎秀实早就信仰共产主义，很早参加了苏联红军情报总局佐尔格系统的工作，并与在上海加共青团的中西功和参加了中共的西里龙夫建立了关系。

尾崎秀实因熟悉中国情况，回国后被近卫文麿首相任命为秘书，中西功、西龙夫待日本籍的中共党员得到尾崎推荐和帮助，后来成为日本驻中国情报分析官员和特工部门的要人。这些日本的共产主义者主动同上海中共地下组织接上关系并及时提供情报，特别是尾崎秀实作为首相秘书能了解日本最核心机密，中西功等人也了解在华日军的动向，在1942年以前日军进行大“扫荡”之前都能把情报通知延安。

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之后的关键时刻，尾崎秀实在首相身边得知日本决心同英美开战，通过佐尔格迅速发电，这使斯大林能下决心西调远东军精锐师挽救莫斯科危急。中西功对此情报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佐尔格、尾崎被捕，近卫内阁受此案牵连倒台后，仍冒险返回东京打探到南进决策未改变，马上报告了延安并转苏联。这些人后来都被“特高课”逮捕并被判死刑。在法庭上，他们否认犯有“叛国罪”，并宣称促成日本法西斯失败和实现日中友好才是真正的爱国。这一事实也证明，代表正义的先进思想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中国抗战这一正义事业的“得道多助”在情报工作中也得到生动体现。

抗战期间解放区的保卫工作，成就也十分辉煌。日军在中国设立了庞大的特务机关，然而面对有组织的中国民众，他们的活动就连连碰壁。共产党方面的保卫机构和警察同国民党方面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不是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而是依靠和动员老百姓。例如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保卫部门和警察深入到每个街道甚至是每一眼窑洞，把每一户的状况都搞得非常清楚，各级群众组织和民兵队伍也实行“群防群管”，发现有陌生人或可疑的人进入就会马上报告，并进行盘查，这就形成了防奸防特的天罗地网。

在其他各个解放区内，各根据地内从县到乡都建立了锄奸部(科)，广大群众进行了防奸防特教育，每个村庄的人员通行必须有抗日政府的路条。日军派出的特务间谍一进入这种群众性的防奸天罗地网之中，就会感到寸步难行。

自古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在隐蔽斗争中同样是得人心者得情报。抗战时期隐蔽战线斗争的历史证明，靠战争的正义性感召了广大爱国者，就不仅在战场上能陷敌于汪洋，在隐蔽战线上也能战胜不可一世的强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