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团大战中不为人知的一幕：国军游击队曾配合

国民党敌后抗日游击战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正面抗战的一种补充形式，其规模、影响和作用都不能同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同日而语，在其中后期还出现大量制造国共摩擦和叛变投敌的情况。然综观其整个历史，它仍然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牵制了一定的日军，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

国民党开展敌后游击战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袭扰敌占区，迫使日军分兵敌后，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这一战略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据统计，在国民党敌后游击战最兴盛的1940年至1942年间，其山西游击区、大别山游击区、冀察鲁苏游击区等敌后根据地，共吸引日军10个师团以上。日军大批兵力被滞留后方，极大地加剧了其战略意图和兵力不足的矛盾，阻滞了其战略计划的顺利实施。在抗战中前期，这些敌后游击部队多次主动向敌人后方发动进攻，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以及浙赣战役、宜枣会战中，山西游击区和大别山游击区每次都对京汉铁路和长江交通线发起进攻，并佯攻武汉、安庆，对正面作战起到了极大的配合作用。

国民党军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开展，还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敌后战场国共两党的抗日游击战和抗日游击根据地，呈现一种犬牙交错的状态，彼此互为犄角、相得益彰，而且，相互间还有配合，包括战略上的配合和战役战斗中的配合。

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百团大战，就得到了敌后国民党军的策应，蒋介石曾专门电令华北敌后各部积极策应。太行山的庞炳勋部、吕梁山的阎锡山部、中条山的卫立煌部，都发动了进攻行动。对于国民党的积极配合，共产党方面也给予充分的肯定。《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二卷第十期上的《论百团大战及其胜利》一文中说：“这次战役虽以正太路为中心，但北至大青山、古北口，东至海滨，西起管涔山，南至中条山都有军队参加或配合动作。”刘伯承也谈到：“此次百团大战胜利消息传出后，各地友军不断函电慰勉，最近在晋南及中条山一带的中央军，在卫司令长官英明指挥下，积极出动，一致配合作战，消息传来，令人感奋不已。”尽管国民党军对百团大战的支持和配合是有限的(主要是前期配合)，但仍然值得称道。

毛泽东在抗战初期也说过：我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友军的协助是很明显的，没有正面战场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之友军的配合，也不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

在国民党敌后抗日战场上，有许多将士英勇杀敌为国捐躯，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如山东省府委员兼第六区行政督察员范筑先、陆军第3军军长唐淮源、第98军军长武士敏、第24师师长寸性奇、沂水游击司令刘震东、东北游击司令唐聚五、皖北游击副总指挥雷忠等高级将领，都先后战死沙场。国民党敌后游击战衰败的原因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与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结果大相径庭。共产党军队在抗战初仅4万多人，通过长期的敌后游击战，在抗战结束时发展到100多万正规军和200万民兵。与之对比，国民党敌后游击战遭到如此严重的失败，实在是值得深思。

无论战争期间，还是战争结束许多年之后，国民党人始终习惯于把中共在抗战期间的壮大，归结为一种阴谋，断言中共在敌后所以能够壮大，纯因“游而不击”所致。但十分明显的是，国民党在敌后的游击队，许多即使游而不击，也不能生存下来，更谈不上发展了。

总的来说，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在国民党总体抗日战略中，始终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其指导思想和战争实践都存在着致命的弱点。正是这些弱点导致了它的最后衰败。

其一，是指导思想上的偏差。如何看待敌后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国共两党始终存在着根本的分歧。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文中明确指出：必须把抗日游击战放在战略高度来考察，它是大而弱的中国战胜小而强的日本的主要方法。中共中央制定了一整套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方针原则，使游击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上升到战略高度。

而国民党从来没有把它放在战略高度来认识，而仅仅是作为正面战场的补充形式来利用。在武汉失守以前，其游击战主要用于袭击敌后、破坏交通、阻滞敌人的进攻速度，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南岳军事会议以后，蒋介石对游击战争的作用有所重视，但仍未超出“配合”思想，不承认游击战争的独立战略地位。国民政府军委会从一开始就把敌后游击部队纳入到正规部队的指挥系统之下，坚持敌后游击战要服从于正面战场的作战。从1938年底到1941年底，正面战场上几乎每一次重要战役，军委会都直接指令敌后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抗战初期，国民党开展游击战主要是为了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话，那么到了抗战中后期，其游击战争除了力图牵制部分日军以外，更多的是包藏着反共的祸心，企图与共产党争夺地盘和民众。白祟禧在谈及“冀省游击战”时曾说：我军“于太行山东南要地实施游击，支持达5年之久，牵制敌人，防止中共政权组织，对抗战贡献殊大。”这充分说明了国民党敌后战场兵力部署的两面性。

其二，军队素质差，难以得到人民的大力支持。游击战争远离了大后方，独立作战，补给困难，更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更需要有人民的大力支持。国民党敌后游击队成份复杂，思想混乱，素质又差，难以得到人民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抗战中后期，国民党抗战精神大大消退，政治腐败不断加深，国民党敌后游击区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日渐恶化。有些部队甚至鱼肉百姓、欺压民众，遭到人民的极大痛恨。如大别山区的李品仙部挖空心思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弄得当地人民怨声载道;山东的沈鸿烈、秦启荣部纵兵抢掠，把鲁中、鲁南不少地方变成了“无人区”：更有甚者，居然勾结日寇，鱼肉百姓，他们“游安全之区、击无辜之民”，抗敌不足，殃民有余，老百姓愤恨地斥责他们为“游吃队”。敌后游击战是以根据地为依托的，国民党的敌后游击部队横行乡里、巧取豪夺，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无法获得人力、物力的支援，成了无源之水、无水之鱼，当然难以坚持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