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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风云

宁都起义是怎么回事?共产党人是怎么做的?

1931年12月14日,江西省南部的宁都县,天色将暮,万籁俱寂,县城内外,和往常一样的平静。

当天傍晚,在当地驻扎的国民党第26路军的指挥所内,参谋长赵博生,正以领饷庆贺为名宴请官兵。20时许,酒宴正盛,赵博生突然站起,一翻慷慨陈词后,在场的6名团长、2名旅长随即遭到拘捕,他们的图章被缴下,并以其名义下令调部队在指定时间、地点集合待命;楼下卫士也一举被夺下武器,甚至一名顽抗的师参谋长被当场击毙,12月16日清晨,旭日东升,26路军排着整齐的队伍向苏区奔去,这就是87年前,轰动全国的宁都起义。

那么,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起义行动?在当时蒋介石向苏区疯狂围剿、敌我力量悬殊的历史背景下,共产党人又是如何打入敌人内部,采取瞒天过海之计,成功促成一支完整的国民党部队加入红军?

1931年的一天下午,国民党第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外出回来,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封写有“赵博生亲启”的信件,他拆开一看,信的主要内容为“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等内容。原来,这是由秘密潜伏在26路军内部的共产党组织写给他的。

第26路军原是冯玉祥的西北军部队,后被蒋介石收编,但他对这支非嫡系并不放心,调其剿共实际上是想借刀杀人,排除异己。

这时,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已连成一片,该军在宁都已处于红色区域的包围中,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当时正值梅雨季节,该军官兵大多是北方人,到南方后严重水土不服,加上瘟疫流行,因病死亡者达数千人之多;且蒋介石一直视其为“杂牌军”,在生活待遇和军事装备上严重克扣,连续数月不发军饷。因此,广大士兵长时间士气低落,军心浮动。

这种局面,让中共中央敏锐地意识到“第26路军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因素”。1931年5月下旬,上海党中央派王超、袁汉澄、李肃3名共产党员通过各种关系打入该军,开始有组织地开展地下工作。

这封意外的信件,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道出了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官兵对被迫执行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不满呼声。此时,端坐在案头前的军参谋长赵博生,结合当下所部面临的惨淡处境,起心动念,决定不再沦为蒋介石“剿共”的刽子手。

很快,包括赵博生在内的20余名官兵被秘密吸收,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委员会和官长党员、士兵党员两个支部,使党的力量渗透到该军各个角落,基本控制了全军。地下党员们利用谈心、上课,甚至打牌、发牢骚等各种机会巧妙地向官兵宣传抗日救亡和革命起义。

但当党组织各项工作在26路军内部,有条不紊地展开时,一次意外的事件却打破了原有的平静,并成为起义的直接导火索。

1931年11月底,26路军中共产党组织领导人的名单落入蒋介石手中。蒋介石立即发来“十万火急”的电报,严令查拿缉捕军中共产党员。这封电报被赵博生截获,特别支部决定发动起义,派组织委员袁血卒进入苏区与红军接头。袁血卒星夜赶赴苏区,却被赤卫队员当作敌探逮住,虽百般解释仍无效果。情急之下他唱起了《国际歌》,这才使赤卫队员们相信他是自己人。袁血卒被送到红都瑞金,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刘伯坚、叶剑英等红军领导人,得到了关于起义的宝贵指示,随即马不停蹄地赶回宁都。

另一方面,由赵博生出面,争取26路军两位主力旅旅长的工作也进展顺利。这两位主力旅长是董振堂和季振同。他们俩虽是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却与赵博生一样,有着挚爱祖国、不恋高官厚禄的一腔热血。再加上“九一八”事变后大片国土沦丧,有血性的董振堂和季振同早就对蒋介石的卖国政策不满了。关键时刻,他们选择了与红军一起反蒋抗日的道路。

12月14日黄昏,宁都全城更换岗哨,实行戒严,城内通往城外的电话全部被切断,各有关人员按照计划进入岗位。20时许,在这幢宁都城东耶稣堂内的二层小楼里,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官兵拘捕了少数反动军官,封闭了国民党的县政府。当晚,中央苏区的广播里传来了国民党第26路军令人振奋人心的消息:“我们现在坚决的暴动了,脱离了国民党军阀的压迫,从今天起,我们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为工农的解放奋斗到底。”宣言震惊了全国,12月16日,起义部队集合在固厚河畔,改编为红军第5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中央苏区。

宁都起义“不仅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更对壮大红军队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史料记载,这支部队的加入使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由3万余人猛增到约5万人;2万多件武器有力地改善了红军装备,整个苏区都为之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