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日寇图谋瓦解二十九军:收买暗杀 假传命令
东北沦陷后,日本企图将华北五省(冀、察、鲁、晋、绥远)、三市(北平、天津、青岛)“自治”,扶植起第二个“满洲国”,以脱离统一的南京国民政府,日军为了实现这一阴谋,企图以二十九军和冀察政务委员会为控制华北的工具。日军企图通过北平特务机关来削弱驻华北地区守卫疆土的二十九军,来配合其军事上的直接侵略,以达到武力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日军于1935年在北平东交民巷台基厂头条胡同7号设立北平特务机关。第一任机关长是松室孝良少将。他曾在西北军中担任军事顾问,是一个“中国通”,因此他和二十九军的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等也很熟悉。特务机关成立后下设顾问部,分为军事、外交、经济、建设和交通等部门。各部门都有负责人,军事部门由樱井德太郎少佐担任,外务方面是矢野征记,通信方面是长佐谷台。松室一上任,就表示了设立此机关的目的,“我们是代表国家军队驻扎在北京,担任冀察政权的指导。尽力做到对他们亲密提携,深入对方的内部吸引他们靠近日方的想法,环境恶劣时保持绝对中立。如果把冀察当做对立面,机关存在的意义就没有了,我们工作的价值也就为零了”。
北平特务机关主要有两大任务:一是刺探二十九军的军事情报,如驻军、编制和军事部署,及军队领导人的家庭生活信息;二是利用庚子赔款培养亲日派人士。1936年12月松室孝良转任北满骑兵第四旅团长,松井太久郎接任机关长,加紧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控制。
北平特务机关对我华北的军事部署进行了一系列的刺探活动,他们详细地调查了冀察政权和二十九军军、师、旅、团、营、连驻军及负责人姓名和各保安队分布情况,对二十九军的布防情况了如指掌。此外,日本特务机关还特别重视搜集二十九军军事将领的行动情报,利用他们的喜好或者通过策反他们身边的人,时刻了解他们的一言一行,收买其军事将领。1937年7月19日,宋哲元乘专列从天津到北平,当火车开过杨村时,宋哲元用热毛巾擦过脸。喝了几杯茶后,突然对身边的陈觉生说道:“每年山东都有蝗虫,今年这边还没有看到蝗虫群啊。”这看似不起眼的一句闲话,也都被人密告到日本特务机关。
北平特务机关在搜集了二十九军内部的相关情报后,便开始对二十九军内部进行分化瓦解。松室孝良曾告诉手下:“我们应尽全力谋求与冀察亲睦提携,打入其心中,诱导其成为日本的伙伴。”此外,特务机关还不断挑拨二十九军和中央军及二十九军内部的关系,扬言“日军此次行动,系拥护冀察利益,拒止中央军来占冀察地盘”。
虽然二十九军内部出现了亲日派,但是北平特务机关的分化工作,也只对少数将领起到了作用。于是他们对二十九军的主要将领实行了一系列暗杀活动。
萧振瀛是筹建二十九军的骨干,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任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不久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天津市长。萧奉命负责对日交涉,坚持“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以地方政府说了不算为理由,与日军方周旋。1936年5月,天津发生学生运动,萧以市长身份和学生进行谈判。日军不能容忍他继续留在华北,而对宋哲元施加压力,逼其去职。萧去职后暂住北京香山寓所,当日本特务刺探到“萧氏下野后,还在左右着宋哲元的行动,还在决定着二十九军的军务”时,日军便指使石友三去搬弄是非,未果,决定采取暗杀行动。当冯治安从何应钦那儿得知日方暗杀萧的计划时,便火急命何基沣组成“香山卫队营”保护萧振瀛,萧得以幸免。
这位冯治安,是二十九军的骨干筹建者,任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曾在1933年喜峰口战役中积极抗战,七七事变时担任北平城防司令,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任河北省主席。在七七事变前一天,冯治安在保定接到报告称日军在长辛店和卢沟桥附近举行军事演习,出动人员极多,并携有重武器。作为二十九军的代理军长(此时宋哲元在山东乐陵),他感到情势危急,当即乘专列赶回北平。当时日军准备在长辛店附近炸毁冯治安的专列,因错过时间阴谋未得逞。
宋哲元是二十九军的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因宋在中原大战中反对蒋介石,而被日军方看中,认为宋能在其策划的“华北自治”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本希望能同宋签订《华北防共协定》,以脱离南京国民政府,被宋拒绝。后日本邀宋访日,宋又拒绝。为躲避日军纠缠,1937年5月,宋哲元回故乡山东乐陵,任命冯治安代理二十九军军长,指定秦德纯负责对日谈判。7月11日,宋哲元从山东回到天津,处理对日关系。宋一到天津,就被张允荣、陈觉生、齐燮元等包围,立感天津气氛不对,这时又接到李世军转达的蒋介石密电(电话暗语),得悉有阴谋对自己下毒手的消息,遂提高警惕,不在外吃饭。7月18日,宋哲元会见香月清司,日方要求宋签订和约,宋对香月态度极为和缓,说要回北平与冯治安等商量,于19日上午七点半乘火车逃离天津。此时日军方已认定宋哲元不可能再被利用,其存在对他们吞并华北将是一个阻碍,决定对他采取行动,在杨村附近放置炸弹,企图炸死宋哲元。所幸宋哲元经过时,炸弹未爆炸,日军方的暗杀阴谋未得逞,宋于上午十点到达北平。
刘汝明也是老西北军将领,二十九军组建后,先任副军长,后任暂编第二师师长。因在罗文峪战役中立功,国民政府将暂编第二师正式编为一四三师,驻防察哈尔省,刘任师长兼察省主席。1937年7月25日,宋哲元给在北平的刘汝明打电话说:“子亮,你赶快回去,照计划做,八月一号行动。”但他们的通话已被日本特务机关侦知。刘汝明匆忙只带着母亲从平绥铁路往张家口赶,当“车过沙河站后约十分钟,日军即赶抵沙河,强行拆除路轨五百公尺”,企图阻止刘汝明回察省抗战。但因日军晚来一步,刘安全到达张家口。
另外,早年参加西北军,时任三十八师参谋长的张克侠,也遭到了“交通事故”和“不明身份浪人”的袭击。
日军特务机关除对二十九军和冀察政权进行分化、对二十九军主要将领进行暗杀外,还直接以宋哲元的名义、用假的图章、签名伪造二十九军的作战命令等活动,试图扰乱二十九军的指挥系统,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