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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野史

揭秘:明朝是一个社会福利比较高的时代

从明初的社会制度上看,穿越到明朝做老百姓,很多方面是很苦逼的。但事实上,无论明初还是明末,做明朝的老百姓,也有幸福的一面——福利好。在中国历代封建社会中,明朝是一个社会福利比较高的时代。

这个功劳,首先当感谢朱元璋,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格外重视民间疾苦,从小吃够了苦的他,也出台了各种政策,让老百姓不再吃苦,他的三大福利政策分别是“养济院”、“漏泽园”、“惠民药局”,所谓“养济院”,就是负责收留城市中的寡孤的福利院,漏泽园,就是国家公墓,免费埋葬过世死者,惠民药局,就是国家免费医院,可以免费看病和免费领取药品。

朱元璋甚至还规定,如果城市里发现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或者是发现了生活不能自理且不无人照料的残疾人,那么地方官就要被追责,轻则撤职查办,重则下狱问罪。甚至朱元璋还曾经试验过“保障房”政策,命令在南京试点,于郊外修筑公房,并安排无家可归者居住,尽管这项政策,限于封建时代的经济条件,未能全国推广,但可算是世界最早的国家免费福利公房。

除了这些福利机构外,明朝的福利待遇也好的很,以“养济院”为例,凡是被收留的,每月都会给予大米三斗,库布一匹。以至于许多生活并不贫困的骗子,也假装穷人被收留进来,且赖在里面不走。而如果遇到水旱灾害等情况,对于因此而无家可归者,明朝更免费给予稻种更牛,并赐十五亩田地。到了明英宗朱祁镇在位时期,明朝更出台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养老制度——优老之礼,即年满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国家就要赐予爵位,每月给予生活补贴。毫不夸张的说,大明王朝,堪称当时世界上全民福利的国家。

这种全民福利,也造就了明朝三个世纪的凝聚力。即使在许多皇帝昏庸,政治腐败的时代里,明朝的老百姓对待国家,依然体现出了不离不弃的深厚感情,比如土木堡之后的北京保卫战,不但明军三军用命浴血拼杀,甚至战前,京城的百姓还自发捐钱捐物,支援朝廷,而在战斗打响后,北京周边百姓还有人跳上城头,自发参加战斗,用石块做武器投掷瓦剌骑兵。

明朝中后期虽然军备废弛,但史不绝书的,却是明朝北方边境上,经常边镇百姓与驻军合力,死守孤城并击退强敌的佳话。尤其是在嘉靖年间的右玉保卫战中,当时鞑靼大军围困,小小右玉,只有几千士兵百姓,然而右玉百姓却答,我们世代受国恩,如果今日开城,就要留下万世的骂名。

结果八个月的右玉保卫战,令横扫草原的鞑靼阿勒坦可汗碰的头破血流。

鼎盛时期的大明,尽管存在着诸如腐败等问题,却是一个具有繁荣经济和高度凝聚力的强大国家。明朝晚期之所以落得灭亡的下场,武备不振只是表象,真正原因,却是腐败的明朝,已经失去了民心,最终惨遭抛弃。

而如果穿越到明朝做老百姓,混农村还是混城市,效果也都是不一样的。

明朝早期施行“重农”政策,具体到农民身上,一是赋税比较轻,除了江南地区重税外,其他地区税都不高。农民家里的土地,多少亩种麦子多少亩种果树多少亩种桑麻,都要听国家指挥,私自乱种更要治罪。这种明朝特色的“计划经济”,在明朝早期发挥了巨大效用,国家经济迅速恢复,粮食储备直线增加,按照《明史》的说法,在朱元璋在位的晚期,国家各仓库里的粮食,就多得吃不完,有些甚至因为常年存放,早已经腐烂变质了。

而在明初做农民,虽然被管的多,但只要勤劳工作并发家致富,却也有机会当官。明朝管靠财产较为丰厚的农民叫做“富民”,启用富民为官,也是明朝从朱元璋开国之后,一度奉行不辍的传统,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拉近政府与百姓的距离,体现朝廷亲民重农之意,二也有助于调和官府与百姓之间的矛盾,尤其是由富民们去执行国家的政策,与百姓之间的冲突会少得多。

更易取得百姓的信任。明朝早期,农民出身并官至高层的例子不少,比如湖广富民严震直,一路提拔成了户部尚书,掌管整个大明王朝的财政。苏州富民沈阶,也曾官至户部员外郎,另外在明朝早期,各府县的基层官员甚至小吏,也都有“富民”充任,种地种的好,在明朝早期,当官甚至当大官都不是梦。

“富民为官”现象后来之所以消失,原因有很多,一是本身被选为富民的,多是憨厚老实的农民或者当地德高望重的乡绅,虽然也不乏严震直这样的能臣,但绝大多数人行政能力却是有限的,干工作更干的很辛苦,随着明朝教育的发展,科举制度逐渐成为官场选拔的正途。富民出身的官员,也就日益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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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农民生活的变迁,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明朝开国到灭亡,农村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的日益加剧。这个变化并不止明朝有,相反却是每个封建社会的老剧本,但放在明朝身上,也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贫富分化问题,这其实是经济发展规律,任何一个行业,都会有优胜劣汰,但明朝的问题是,国家以农业税为主要税收方式,而土地兼并的发展,却让农业税日益萎缩,因此农民负担日重。

这其中尤其以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最为明显,江南地区是明朝农业税税率最重的地区,但是明朝又有规定,士绅大户有免税特权,所以一些自耕农们,就把土地寄托在大户名下,以此逃税,这样的情况,大户得利,小民也减税,然而国家的税收却因此受损。明朝中后期税收日少的局面,正是因此而造成。明朝的一大问题,就是税收比例严重失调,主要承担赋税,依然以自耕农为主,可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博兴,工商业其实成了国民经济中的大头,然而放在税收里,工商业的比重却依然低,结果就是该缴税的,却交的少,没钱缴税的,就交的多,交不起的就起来造反,最后把明朝给反没了。

而如果穿越到明朝的城市,特别是中后期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里,那么你的生活,就很可能是丰富多彩的。

明朝的市民文化有多繁荣,看看《明史》上的形容就知道了。由于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人口流动加剧,明朝的城市也高度繁荣,人口数量激增,行业鱼目混杂,三教九流云集,在这样的城市里,一个人奋斗的途径,也变得日益多样,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文士,考科举考不上,放到其他朝代,要么做个教书先生,要么回家种地,很可能清贫一生,放在明朝却又许多新的出路,比如可以给官员做师爷,给商人做参谋,甚至还可以去戏班子写戏。

走在明朝的街道上,你可以看到各色人等,志得意满的达官显贵,衣着华贵的商人,街边青楼窗口,花枝招展的妓女,甚至连妇女都有许多新职业,比如出入于官宦小姐家的女帮闲等。许多当时造访中国的欧洲传教士认定,明朝城市的繁荣程度,远在同时代欧洲城市之上。每一个明朝城市在外人眼里,都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花花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做老百姓,奋斗的内容,也是可选择的。比如如果你要打工,到了一个城市后,首先要找当地的“会馆”,也就是由你的老乡开的招待所,在会馆登记注册后,就可以白吃白住,然后会馆负责给你找工作,找好工作后就可以合法在当地自食其力,但是,如果你工作不满一个月就自己辞职,后果就是严重的:名声算臭了,在当地无法再混了。而且明朝一个城市的工作,在当时也是五花八门,除了可以做工人,做佣人外,甚至就算是青皮混混,在城市里也有行业——青手。这个职业有两个业务,一个是打人,比如收人钱财后替人修理人,二就是替人挨打,比如某人犯了事,要被衙门打板子,不想被打,就可以花钱雇青手替自己挨打,通常挨一次打收费十两,干这个行业,就算没胆量打人,只要能咬牙挨打,也绝对有机会发财。

而明朝中后期这种社会变法,最为苦逼的群体里,也包括知识阶层,我们今天称呼秀才,都叫穷秀才,其实这个称呼,就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明朝初期的秀才并不穷。按照国家规定,秀才都有国家的财政补贴,这个到了明末也照样有,但数目三百年来基本没变,物价却也翻了不知多少倍,这些钱放在明初,足够给秀才养家糊口,放到明末,却连喝西北风都不够。

这种情况下,明末的秀才也只好自谋生路,个别没骨气的,就要穷人接济,成语“打秋风”就是这么来的。而有骨气的秀才,好多也都转行,最多的都是转行做生意,明朝中后期,出身读书人的商贾越来越多,好多还成为了一时的富贾,形成对比的是,许多商人有了钱之后,第一件事是花钱买一个生员名额,以图有个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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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那个时代里,生活压力最小,既有钱又有闲的阶层,当属士大夫阶层。明朝中后期士大夫阶层的特点,一是极端富裕化,二是极端享乐化,明朝贫富差距的拉大,反映在知识阶层,就是有科举身份和官员身份的士大夫们,生活大多高度富裕,特别随着明朝腐败的加剧,他们就变得更加的富裕,富裕了以后的他们,生活态度也和前人不同,按照沈德孚《万历野获编》里的说法,明末的士大夫们,人生的追求就是享受再享受,奢靡再奢靡,比如吃上,那是不惜千金,珍奇野味无所不用其极。又比如穿,极尽奢靡,再比如业余爱好,有喜欢流连青楼的,也有喜欢混迹戏班的,而且这两样在明朝开国时期绝对不允许的丢人事,放在明末却是风雅事,明朝士大夫们,常有人专门喜欢为戏班子写戏,更有人喜欢亲自登台演戏。

混迹妓院更是如此,放在明初,官员进妓院,铁定是要丢官的。而在明末,官员进妓院,不但是一件风雅事,甚至还是炒作自己的手段,如果能博得某个知名妓女的青睐,甚至抱得美人归,那在官场上的知名度,铁定刷刷的涨。

典型例子,就是娶了柳如是的钱谦益,虽然在当时被骂的要死,结婚的时候花船上一路被人扔臭鸡蛋,但名声算是出来了,后来他一跃成为东林党干将,和这个不无关系。

明朝这些社会观念的改变,不但是一个朝代理念的改变,甚至也是一种社会制度演进过程的改变,从总的趋势看,明朝的这种演变,主要就是从单纯的封建礼教,演变为对个性自由解放的强烈追求,这个过程里所出现的一切现象,如果我们对比同时期的西方国家,我们会发现两者充满着各种相似之处。

然而不同在于,明朝在这个演进过程中,其改变只在于生活层面与经济层面,国家基础的社会制度,却并没有因为经济结构的变化而进行调整,结果就是日益发展变化的明王朝,与旧有的官僚体制越来越不相容,具体到国家大事上,就是明朝文官集团与皇权对立严重,而明朝民间声音,与官方声音也对立严重,在经历了张居正十年改革的努力后,万历皇帝的清算,却让这种不相容彻底的失控,所谓万历三十年不上朝,以及东林党与阉党的相互倾轧,归根结底都是这种不相容的表象,实际的原因却是,在不相容中反复挣扎的明朝,最终没有赢得一个新的出路,整个国家,随着经济上贫富差距的扩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税收的不公正,旧体制的日益滞后,最终如一个公司破产一样,走上了灭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