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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野史

黄文炳是谁?黄文炳举报宋江题反诗是大奸大恶吗

黄文炳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中的一个虚构人物,其本是一个在无为军小城里闲住的“在闲通判”,“这人虽读经书,却是阿谀谄佞之徒,心地褊窄,只要嫉贤妒能,胜如已者害之,不如已者弄之,专在乡里害人……无为军都叫他做‘黄蜂刺’。”“闻知这蔡九知府是当朝蔡太师儿子,每每浸润他,时常过江来谒访知府,指望他引荐出职,再欲做官。”他在浔阳楼上发现宋江题写的“反诗”,向蔡九知府告密,将宋江捕获,后识破戴宗与梁山欲救宋江所定下的计策,劝蔡九知府将这二人就地处决,梁山好汉劫法场,将其捉住处死。

黄文炳该不该杀?该杀,早就该杀,但不是因为他“举报”宋江这件事才该杀,如果仅仅是因为他举报宋江题反诗一事,那这个黄文炳反倒不该杀了。

从一个纯法制角度来看,黄文炳举报宋江题反诗,这是在维护宋朝利益,尽管这个朝廷现在不怎么“健康”,不过健康与否那是朝廷自己的事,黄文炳这个小公务员管不着,也管不了,他只管了自己该管的事。黄文炳所为完全在法律框架之内,违法的反倒是宋江。

有人写反诗,并公开题在公共场合,我把他举报给当地政府,这有错吗?显然没错。尤其是黄文炳,他的身份还是一个基层的小公务员(虽然已经离职),这种身份背景下他如果不举报宋江,知情不报,这反倒有了违法嫌疑。说他纵容犯罪,包庇反动势力不为过吧。宋江题反诗没有错,黄文炳举报宋江反倒错了,这公平吗?

我们说黄文炳这个角色之所以屡遭读者愤恨、唾骂,主要原因不在于他是否举报了,而在于它举报的是谁。倘若写反诗的不是宋江,是诸如薛永侯健这些不入流的角色,那么黄文炳遭读者唾骂的程度恐怕会减轻大半。这便是了,只因为犯罪主体是宋江,读者便将黄文炳的依法举报看成大奸大恶,这对黄文炳公平吗?

吴用假冒蔡京书信,企图蒙混过关营救宋江,不巧这条计策被戳穿,宋江没救出来还搭上一个戴宗。戳穿吴用这条计策的还是黄文炳,这就有点特意跟宋江过不去的意味了,本来已经柳暗花明,黄文炳一搅合事情又变得山穷水尽了。读者每读到此,痛恨黄文炳的情绪愈发浓烈,可以说是恨得咬牙切齿牙根痒痒。黄文炳揭穿“假信”阴谋有错吗?从法律层面上讲也没错,不仅没错,反倒有功,他履行了一个政府法治人员应尽的侦查职责,并做得相当认真。侦查,反侦察,反反侦察……政府与反政府势力的斗争向来如此。吴用耍聪明读者拍手称快,黄文炳棋高一着读者咬牙切齿,都是靠头脑吃饭的,这对黄文炳公平吗?

有人要说了,这也不公平,那也不公平,黄文炳难道不该杀?还是那句话,该杀,但不是因为宋江这件事才该杀。黄文炳被乡里人称作“黄蜂刺”,足见其毒性害人之甚,早就该死。不过具体到宋江题反诗这件事,似乎找不到黄文炳该死的理由。不过具体到梁山好汉这里,他们就不管什么理由不理由了,谁得罪了我哥哥谁就得死。我们再看看宋江杀黄文炳的理由:

理由一:“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如何只要害我”。你写反诗,人家举报,官府按律定罪,何谈一个“害”字;理由二:“三回五次,教唆蔡九知府杀我两个!”杀你是根据宋朝法律,跟教唆有个鸟关系;理由三:“你既读圣贤之书,如何要做这等毒害的事!”圣贤书读多了才越晓得忠君报国,举报谋反的人也算毒害?……看看,这就是宋江杀黄文炳的所谓理由,貌似很合理,其实没一个站得住脚。施耐庵弄出黄文炳一个哥哥来,无非是为了表现梁山好汉惩恶扬善。宋江拿黄文烨来说事,证明自己多么多么仗义,黄文炳多么多么无赖,一席话貌似慷慨激昂,实则空洞的很。

且看梁山好汉们是如何处死黄文炳的——“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好汉看醒酒汤。”瞧瞧,多么血腥的场面,这也是行侠仗义的好汉该做的?黄文炳也算条汉子,受那么大罪,自始至终没吭一声,只说了句“只求早死。”

客观的说,黄文炳这人还是蛮有特点的:能从墙上混乱如麻的文字中挑出宋江这首反诗,说明他眼光独到;能一眼辨出“假信”漏洞,说明他机警过人;不顾个人安危一心回家看火势,说明他恋家顾家;遭受酷刑不出一声,说明他是条汉子。黄文炳的智商估计不在吴用之下,只可惜他用得不是地方,他原想拿住宋江,做自己“转正”的敲门砖,结果事与愿违,自己丢了性命不说,还连累全家四五十口惨遭灭门。

黄文炳拿宋江当敲门砖的确打错了算盘,宋江是什么人,能随便被人当砖用吗。黄文炳是个小人不假,但他也有理想、有抱负,想出人头地,这本身没错,错就错他不该踩着宋江往上爬。说宋江栽在了黄文炳手里,倒不如说黄文炳栽在了宋江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