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奕訢因什么被慈禧太后踢出了权力中心？

阳春三月的北京城，却被一场“倒春寒”所笼罩。突如其来的政治批斗，将大清国“总理”、恭亲王奕訢推向了风暴的中心。代行国家元首职能的慈禧太后，坚决要求恭亲王下岗。

这是1865年，距离慈禧与恭亲王戮力同心，一举粉碎以肃顺为核心的顾命大臣集团，仅仅四个年头。双方把政治盟誓写在了年号“同治”之上，但这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北京，乃至全中国、全世界都被震撼了……

“同志”难“同治”

这场风波来得似乎有点突然。

这年3月31日，“翰林院编修”兼“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上了一道奏折，指控恭亲王奕訢 “揽权纳贿、徇私骄盈”。蔡寿祺此时的官职，类似大清中央办公厅的中级干部，兼国家通讯社的高级记者，有撰写“内参”的权力。中国官场上，笔杆子从来就是投枪与匕首，有时甚至比枪杆子还管用。但蔡寿祺居然敢炮轰当朝总理，莫非真是书呆子犯了痰气?

能在高手如林的中央国家机关混到高级笔杆子的级别，蔡寿祺当然有几把刷子。大清官场如赌场，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爱拼才会赢。风险最大、收益也最大的，就是提前买入政治原始股。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只是名义上的代理国家元首，实权都握在恭亲王手中，太后们的确如同乏人问津的冷门股。蔡寿祺逆市操盘的算盘打得并不坏：恭亲王乃当朝显贵，投怀送抱的人早已大排长队，与其锦上添花，不如给另一家雪中送炭，烧烧太后的冷灶。何况，如今已经熬过了太平天国的内乱及英法联军的外患，也不怕窝里折腾一下了。

慈禧太后当然明白，权力争夺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蔡寿祺一搭台，慈禧太后赶紧唱戏，并且雷厉风行，两天内就宣布将恭亲王“双开”：“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

这一声政治炸雷，果然不及掩耳。大清官场在省过神来之后，立即反弹，无论王公勋戚，还是文武百官，纷纷请愿，强烈要求挽留大清的好总理恭亲王。各方博弈了一个多月，恭亲王终于在太后面前“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做了违心的自我检讨，深挖思想根源，灵魂深处大闹革命，慈禧则收回成命，归还了这位前政治盟友的几乎所有乌纱帽，但依然去除了“议政王”的头衔。

在一片和谐至上、理解万岁的欢呼声中，这场持续了39天的政治风波平息了。大清政坛终于换了老大，牝鸡司晨的新时代开始了。

　　“风暴中的芦苇”

4月18日，风波还在进行当中，《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驻华记者就发出了报道，将其称之为一场“革命”，认为这一事件足以展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某些特性。在详细介绍了风波过程后，《纽约时报》发出疑问：在恭亲王的治理下，统治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政权保持了稳定，赢得了持续发展和国际信任，内政外交方面日渐理顺，如今风云突变，“新朝代的黎明是否会蒙上朝臣内讧和内政纷争的阴霾呢?”

在提到恭亲王的妥协时，《纽约时报》将其形容为风暴中弯折的芦苇，甚至在风暴尚未来临前就已经屈膝。无独有偶，长驻北京的另一位美国人、38岁的传教士、同文馆教师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在其6月1日为《哈泼斯》(Harpers)杂志写的文章中，也将恭亲王形容为暴风雨中弯折的芦苇。这位日后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的首任校长，忧心忡忡地说：“斯巴达曾经在两位国王的共同统治下实现和谐，罗马也曾在两位执政的共同领导下走向成功，”如今，恭亲王已经被打倒，获得胜利的这两位“教育程度低下的女性”，能领导好中国吗?

作为改革与开明的代表，恭亲王的落败被西方普遍解读为大清政治的一次倒退和反动。而在后世中国的主流史学者们眼中，这一风波也成为慈禧太后弄权的一大罪证。恭亲王当然不是蔡寿祺所指控的“权奸”，但平心而论，他毫无疑问是“权臣”。“君子无罪、怀璧其罪”，整天与最高权力瓜田李下地黏糊在一起，招来嫌疑也是几乎必然的。白居易曾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恭亲王就是大清朝名副其实的“周公”，他的政治命运三起三落，受尽猜忌，其背后原因无非是：在最高权力的卧榻之侧，他发出的鼾声实在太过于响亮了。

西方人或许不会完全明白，在风暴中低头，这与其说是芦苇的屈服，不如说是芦苇的生存之道。烈风如刀的任何所在，能蓬勃生长的，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参天大树。尽管几番沉浮，恭亲王却一直是同治、光绪两个时代最有势力和实力的政治人物，即使退居二线、三线，他的影响力依然在左右着大清的内政外交。那些在日后的史书上远比他更有光彩的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无一不是在他的羽翼遮蔽下，才从官场的刀光剑影中幸存下来，而他大力提倡、呼吁并身体力行的改革，不仅体现在30年的经济改革(“洋务运动”)中，也体现在随后的政治改革(1901~1911年“新政”)中。

恭亲王的“芦苇”个性，也证明了政治学的一个常识：权力既不是职位，也不是头衔，而是影响力。一介布衣、一个“群众”，只要有足够的影响力，照样能呼风唤雨，甚至左右政局，后世的李鸿章、袁世凯等等，也都几起几落，却在任何时候都能成为旗帜与方向

被湮没的舵手

当然，芦苇毕竟只是芦苇，而非参天大树。

在这场风波中，本是参天大树、亦有资本可继续成为参天大树的恭亲王，最终选择了成为芦苇的命运。风波持续39天，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颠颠地去做检讨，这足以证明他内心的痛苦挣扎。可惜我们没有足够的史料，来还原他当时的心态：是顾全大局还是爱惜羽毛?是厌倦内斗还是害怕对抗?

从此，恭亲王从“同治”公司的缔造者、合伙股东降级成为职业经理人、高级马仔，在慈禧太后的眼中，这是个不能不重用、又不能不控制使用的人才。一个优秀得几乎无懈可击、小心谨慎得无可挑剔的人，这种完美本身就是他最大的缺点。曾经风采四溢、棱角分明的“鬼子六”，自此甘心自我矮化，小心翼翼地让聚光灯集中在皇座、乃至皇座后面的帘子上，在展现超强行政能力和经济管理能力的同时，展现了萎靡得如同太监般的政治性格，一手硬、一手软，奠定了一个操盘手、一个管家、一个技术型官僚的典型“老二”形象。

小心谨慎的“老二”，依然不能逃脱生前被清洗、身后被注水的命运。由恭亲王倡导、推动并亲自操盘的大清改革，无论深度、广度还是力度，乃至遭遇的阻力，都可谓前无古人、后少来者。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恭亲王主导的改革涉及方方面面：救亡与启蒙、御侮与内治、稳定与发展、效率与公平、扩大执政基础与维护执政地位等等，举凡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无一不是在他保驾护航下得以出台、推进，改革的主要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无一不是在他保驾护航下得以保全、发展。但是，因为现实政争的需要，自1884年“甲申易枢”、恭亲王被逐出权力中心后，他作为“老二”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就受到长期的、持续的、人为的矮化、淡化及边缘化。

慈禧太后显然更乐于让恭亲王的亲密战友、属下、学生李鸿章，装点改革的门面，这不仅是因为“李大架子”那一米八的雄伟身高和“看见红灯绕着走”的机智灵便，更因为李鸿章无论获得多么崇高的地位，也还是安全、可控的。

当李鸿章被当时的国际社会普遍看做中国改革的旗手时，人们似乎忘记了，在恭亲王指挥的航船上，李鸿章只是一个桨手而已;当后世的人甚至喊出了李鸿章是大清改革的总设计师时，人们的确忘记了，在恭亲王的设计工作室内，李鸿章只是个描图的学徒而已。而进入民国之后，随着整个晚清历史被有意识地妖魔化，恭亲王更被忽视。

恭亲王的宅邸，至今坐落在后海边上，如织的游人中，多是来此瞻仰和珅故居，沾点财气与福气，很少有人关心“慈禧太后的小叔子”。一部有关恭亲王的电视连续剧，虽然有名角压阵，似乎并没受到票房待见，“一生为奴”的标题略显刻薄，倒也还算符合大多数人的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