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蜀吴三家归晋只因遭遇亡国之君
因“小”而败的魏国之君
曹芳
三国—魏、蜀、吴,亡就亡在接班人上,一个小,一个痴,一个坏。所谓“一个小”,说的是魏国。魏国开国皇帝是曹丕,但创立基业的是曹操。曹丕做皇帝时已经不年轻了。曹丕年龄不小,但他的孙子年龄就小了。因为他的寿命不长,儿子寿命又不长。他的才能比不过乃父,他儿子的才能又比不过他,可说是一代不如一代。但曹丕主持魏国国政,论本事还是有的,因此,国内政局也算稳定。但到了他孙子时,就不行了。《三国演义》对此有一段很动人情感的描写。事见《三国演义》第106回。且说曹睿病危,“急令使持节诏司马懿还朝”。君臣见面,字字痛切,曹睿“宣太子曹芳,大将军曹爽,侍中刘放、孙资等,皆至御榻之前”
睿执司马懿之手曰:“昔刘玄德在白帝城病危,以幼子刘禅托孤于诸葛孔明,孔明因此竭尽忠诚,至死方休;偏邦尚然如此,何况大国乎?朕幼子曹芳,年才八岁,不堪掌理社稷,幸太尉及宗兄元勋旧臣,竭力相辅,无负朕心!”又唤芳曰:“仲达与朕一体,尔宜敬礼之。”遂命懿携芳近前。芳抱懿颈不放。睿曰:“太尉勿忘幼子今日相恋之情!”言讫,潸然泪下。懿顿首流涕。魏主昏沉,口不能言,只以手指太子,须臾而卒。在位十三年,寿三十六岁。
然而,曹氏的天下,终于断送在司马氏手中,其中摄取大权的就是这位托孤老臣司马懿。这不是说,司马懿生来狼子野心,天下第一坏种。看魏国当时的局面,确实也有很多捉摸不定的因素。这些因素,既不是八岁的曹芳可以左右的,也不是深谋远虑的司马懿可以随心所欲的。
魏后期形势,则吴、蜀尚在,战争不绝。魏国内的形势,则权出豪贵,非止一家。皇帝年幼,国家机器必然借重臣之手才能正常运转。重臣不止一人,而且他们身后又有众多的宗族、朋党势力存在。司马懿不把权力拿在手中,便可能成为砧板上的一块肉,他的家族便有危险。他既要把权柄夺到手,那么就非使用阴谋不可,非杀害政敌不可,又非拉拢支持者不可。其结果,不论他主观意愿如何,只能是架空了皇帝,进而把皇权变成了他家族的权力。
曹氏政权丢失,除去其他种种原因之外,外有强敌、内有重臣是其主要的原因。而曹芳年幼,则是造成这原因的原因。毕竟曹芳不是康熙大帝,司马懿不是鳌拜,而曹芳的母亲也不是孝庄皇太后。就是孝庄皇太后和康熙皇帝,他们想把失去的权力收回也并不容易。
因“痴”而败的蜀国之君
所谓一个痴,说的是蜀汉后主刘禅。
刘禅
这个刘禅,差不多就是个笑料,但他也是孝子。他的惟一的优点,就是听刘备的话,信任诸葛亮,照诸葛亮的安排办事。诸葛亮在世时,他言听计从。诸葛亮死后,他依然照诸葛亮的安排,重用蒋琬、费,对于姜维,也是信任有加。姜维北伐中原不利,不是他不支持,而是当时的国力有限,执掌朝政的蒋琬、费对北伐的事情不肯全力支持。
[page]刘禅做皇帝,无所作为。有了贤臣,还能坚持一气。后来,蒋琬死了,费也死了,于是小人抬头。姜维便感觉不安,以致避祸屯田,不再回朝。邓艾偷度阴平关成功,刘禅急忙让诸葛亮的儿子领军抵挡,不胜,魏国大军直逼成都。他马上没了主意—其实,他从来也不是一个有主意的人。于是,谯周这样的老臣便进言投降。当时的朝臣,并非人人主张投降,也有主张放弃成都,到南中七郡躲避的,也有主张投奔东吴的,也有主张决一死战的。主张决一死战的不是别人,乃是他的第五个儿子刘谌。更多的人,还是主张投降。在投降派中,谯周的态度尤其突出,讲的道理尤其动人。刘禅一想,想要活命,还是投降的好。所以尽管刘谌力争,他还是决定照谯先生的主意办。因为刘谌死谏,他命令近臣将刘谌“推出宫门,遂令谯周作降书,遣私署侍中张绍、驸马都尉邓良同谯周赍玉玺来雒城请降”。
刘备打天下,何等艰难,刘禅降敌,何等容易。刘备的这个儿子至少智商大有问题,即使不是个白痴,也有点半傻不俏。
刘禅的“事迹”,多发生在投降后,他传给后人的最主要的财富,乃是一则掌故—“乐不思蜀”。《三国演义》的作者虽然最是拥刘,但写到此时,也是无可奈何,因为刘禅的所作所为,实在出乎常人的意料之外。所以演义中写“乐不思蜀”的一段文字也特别具有文学性。且说后主投降,至洛阳,接受了魏国的封号—安乐公。次日,便带着随从人员到司马昭府下拜谢。
昭设宴款待,先以魏乐舞戏于前,蜀官感伤,独后主有喜色。昭令蜀人扮蜀乐于前,蜀官尽皆堕泪,后主嬉笑自若。酒至半酣,昭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至于此!虽使诸葛孔明在,亦不能辅之久全,何况姜维乎?”乃问后主曰:“颇思蜀否?”后主曰:“此间乐,不思蜀也。”须臾,后主起身更衣,正跟至厢下曰:“陛下如何答应不思蜀也?倘彼再问,可泣而答曰:‘先人故墓,远在蜀地,乃心西悲,无日不思。’晋公必放陛下归蜀矣。”后主牢记入席。酒将微醉,昭又问曰:“颇思蜀否?”后主如正之言以对,欲哭无泪,遂闭其目。昭曰:“何乃似正语耶?”后主开目惊视曰:“诚如尊命。”昭及左右皆笑之。
因“坏”而败的吴国之君
所谓一个坏,说的是孙皓。孙皓之坏,可比董卓,所以一部《三国演义》,从它的负面表现去看,却是从董卓开始,而至孙皓结束。百年奇遇,有此两端,能不恨欤?
孙皓
《三国演义》写孙皓,不曾多用笔墨,但只寥寥几言,便把这个暴君的嘴脸勾画出来。前文曾引陆抗与羊祜彼此为邻,使晋、吴边境一片安然。不想孙皓有命,令陆抗“作急进兵,勿使晋人先入”。陆抗对使者曰:
“汝先回,吾随有疏章上奏。”使人辞去,抗即草疏遣人赍到建业。近臣呈上,皓拆观其疏,疏中备言晋未可伐之状,且劝吴主修德慎罚,以安内为念,不当以黩武为事。吴主览毕,大怒曰:“朕闻抗在边境与敌人相通,今果然矣!”遂遣使罢其兵权,降为司马,却令左将军孙冀代领其军。群臣皆不敢谏。吴主皓自改元建衡,至凤凰元年,恣意妄为,穷兵屯戍,上下无不嗟怨。丞相万、将军留平、大司农楼玄三人见皓无道,直言苦谏,皆被所杀。前后十余年,杀忠臣四十余人。皓出入常带铁骑五万。群臣恐怖,莫敢奈何。
三国态势,吴、蜀联合,或能共存,蜀亡则吴必亡。若遇贤主,尚能多支持几日,遇到孙这样的昏淫之君,正是晋人的大好时机。所以杜预、王的兵马一到,东吴的防线即刻瓦解。《三国演义》一段97年轰轰烈烈的历史,到此亦告一段落。
由此看来,储君—太子—问题,实在是一个大而又大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历代王朝,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完全解决得好的。接班人的不良,则影响大矣。而按照中国封建王朝的老规矩,偏偏这个问题,外臣不能插言,百姓更不能过问。谁过问,谁就有大嫌疑、大麻烦。中国古来忠臣、贤相不少,但能过问这问题的人几乎一个没有。因为这不是他们该管的事。他们的职责,说到头,是希望早日确认储君,至于储君是谁,那全然是皇帝的权力。天下者,皇帝一人之天下。那么,决定接班人的只能是皇帝。如果换成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那么,决定接班人的就该是天下人。
按照第一个逻辑,天下既是皇帝一人的天下,找错了接班人,丢了天下也是活该。只是受苦受难最多的还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魏兵入蜀,蜀之西川大乱,连关羽的全家都让人杀光了,张翼都死在出川路上,老百姓的境遇可想而知。刘禅可以封个安乐公,跑到洛阳安乐去了,屈死的老百姓有谁管又有谁怜?
按照后一个逻辑,天下既然是天下人的天下,若天下人无权决定自己的管理者,那就是有其名无其实了。
更可怕的是,皇帝一人无道,死的不仅是他一人,而是整个国家。
3。无官不贪,天下怎能不乱
中国封建王朝的历代兴亡,有一个规律,即由乱而治,进度很慢,由治而乱,却变化很快。换句话说,由乱世走向治世,天下清明,不是一朝一夕,甚至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可以完成的事。而由治世走向乱世,却不需多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