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历史网 > 古代野史

古代野史

吴承恩笔下观音如此迷糊 只是因为情节需要吗?

话说唐僧师徒送了钵盂之后,终于拿到了有字的真经,这便启程回国。自然这番回国的路便不用再走十几年,更不用骑马打怪,而是由八大金刚驾云护送。

也就在唐僧起步之后,那观音菩萨却想起了一件要紧的事,什么事呢?那便是唐僧师徒一共经历了多少磨难——尚未来个最后的清算。

嘿嘿!要说这佛界的管事还真是七颠八倒,你非要说凑满了磨难数字才能给经书,那你就该在唐僧上山之前就把八十一难给整齐全了,至于师徒四人都取经完工了才想起要考核他们的八十一难是否完整?

唯一的解答,只能说是佛界的会计算术实在不好,记帐也不认真,以至于到此时才翻开作业本来做加法——那么之前唐僧究竟经历了多少难呢?

西游记是这么说的:金蝉遭贬第一难,出胎几杀第二难,满月抛江第三难,寻亲报冤第四难,出城逢虎第五难,落坑折从第六难,双叉岭上第七难,两界山头第八难,陡涧换马第九难,夜被火烧第十难,失却袈裟十一难,收降八戒十二难,黄风怪阻十三难,请求灵吉十四难……失落兵器七十三难,会庆钉钯七十四难,竹节山遭难七十五难,玄英洞受苦七十六难,赶捉犀牛七十七难,天竺招婚七十八难,铜台府监禁七十九难,凌云渡脱胎八十难。

但这八十难仔细看的话,其实大有问题。譬如说金蝉遭贬、出胎几杀、满月抛江是难可以理解,但寻亲报冤为什么也是难?黄风怪阻是难,可请求灵吉分明就是找到了解决办法,为什么也成了难?又譬如说失落兵器与那钉耙会,分明就是同一件事,为什么要分成两难?

要寻求个答案的话,只能说观音工作没做好(或是背后的作者江郎才尽,没辙了只好拼凑)——而难就难在,尽管七拼八凑,也只能凑出八十难,达不到八十一难的标准数字。

哈哈!这时候观音便出馊主意了,叫来揭谛,让他们赶上护送唐僧师徒的八大金刚,中途抛锚——乖乖!要知道护送唐僧回家是如来佛的命令,按说老大的命令,你观音不过是个中层干部,岂有改变的道理?可事实上老大的命令就是不如中层实际管事干部说的管用,八大金刚一听说是观音的密令,立马就把唐僧一帮人,连马带经书,一把扔下豪华班车!

说到底,在这吴承恩的笔下,佛教世界就是七颠八倒的一套逻辑——可为什么是这样呢?

其实我们该知晓,吴承恩所写的,只是一部神话小说,而不是颂扬佛教伦理的文字。在明代,印度的佛教本身,已然在穆斯林与印度教的两面夹攻中,失去了立足之地。换句话说,在吴承恩这个时代,西天真的只是一种奇思妙想而已。

那么印度如此,中国的佛教又如何呢?就元明时代而言,佛教其实是在中国经历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代。可正是因为繁荣,更滋生出种种怪象来。明代佛教文化便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一切由国家包办,规定严格的考试制度,考试合格者,“方许为僧”,取消历代计僧僧牒的“免丁钱”制度,免费发给度牒。另一方面,民间私自度僧现象激增,国家集中管理的规定往往落空,反而为僧尼泛滥开了方便之门。后来因为救济饥荒,收费发牒的制度又卷土重来,私度的变为公开,僧侣和寺院大量增加,到明宪宗成化年间仅京城内外官立的寺观(包括道观)就有600多所。

[page]

寺庙如此多,僧人修行又如何?我们不妨看水浒传中,那些和尚是如何一种形象?《水浒传》第四十五回便这样写的:“原来但凡世上的人,惟有和尚色情最紧……缘何见得和尚家色情最紧?惟有和尚家第一闲。一日三餐,吃了檀越施主的好斋好供,住了那高堂大屋,又无俗事所烦,房里好床好铺睡着,没得寻思,只是想着此一件事。”至于那大户人家,日夜有钱物挂念,一般小百姓们,白天劳累,晚间忧虑生活艰难,“因此输与这和尚们一心情静专一理会这勾当”。

所以,在《水浒》中,便有崔道成这样酒肉女色皆不耽误的“生铁佛”,也有裴如海那般嘴里唱着一口好梵音肚里却想着一夜情色经的“阿阇黎”。

和尚在施耐庵眼中是这般形象,而在吴承恩笔下其实亦是如此。也正因为平日里的所见所闻,他其实并不相信唐代的玄奘会是如何一个智勇双全的得道高僧,更不会认为他就是为了追慕佛法而去西天取经。

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西游记中的唐僧,始终是个遇事畏首畏尾、见妖不能识别的庸僧,在吴承恩笔下,若不是孙猴子的保护,他早已被那妖精吃了几回又骗了几回。

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西游记中,有偷袈裟不成而被害的金池长老,更有如来忽悠孙猴子,更有阿难与迦叶贪一个紫金钵盂,也有观音算错帐——呵呵,这些故事在寻常僧人看来,简直就是对佛教的大不敬,可是偏偏就深入了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