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慈禧刨光绪生父醇亲王奕譞坟地的隐情！

在北京西郊的妙高峰下，有一座俗称“七王坟”的园寝，这是清朝醇亲王奕譞的茔地。据说奕譞死后多年，园寝上的一棵古树竟被慈禧太后下令砍去。关于此事起因，要从奕譞亲选园寝谈起。

奕譞选定这块风水宝地时，还不到30岁。此地泉壑幽美、层峦叠嶂，景色宜人。当时奕譞正在蔚秀园养病，有一日到西山响堂庙闲游，该庙距妙高峰不过十里之遥，是醇王旧仆、太监王照禄、王正光修建的。他们带着风水先生李唐和醇王一起到妙高峰勘察。李唐认为该处风水最佳，奕譞喜极，不复狐疑，一言决断。但不久就有人谓此处不可用，奕譞另请风水先生看视，最终拿定主意，在此地修筑了园寝。

(醇亲王奕譞茔地前的秀丽景色)

为了帮助奕譞置买茔地，慈禧太后和同治帝还拨给了白银五万两。对此他不禁感激涕零，特别赋诗一首，刻碑立于园寝，作为纪念。其中有“何幸平生遭际盛，圣明钦赐买山钱(原注：买山建茔，蒙慈恩圣恩赐银五万两)”之句。

醇王园寝坐西朝东，前方后圆，依山顺势，步步升高。台阶之上，建有碑亭、月牙河、石拱桥、享殿、宝顶。按清朝制度，王公府第、园寝应用绿、蓝色琉璃瓦，而醇王碑亭却覆以皇家专用的黄琉璃瓦。仅此一端，就显示出醇亲王身份的不同凡响。据记载，奕譞过世后，最初运输的碑石比目前竖立在碑亭内的石碑高大许多，因过于沉重，中途无法上山，不得已留在山下，雕刻碑文后就竖在醇亲王同母弟孚郡王奕譓园寝(现称九王坟)的碑亭内，而将孚郡王园寝一块较小的石碑运上了山。

园寝内泉水淙淙，林木茂盛。除了苍松翠柏，在奕譞墓道前，还长着一棵古老的白果树(银杏树)，树身八九人合抱，高十数丈，据说是金元时物。然而，就是这棵枝繁叶茂的古树，竟使奕譞死后难安。

关于古树被伐一事，记载最详细的是王照的《方家园杂咏纪事》：内务府大臣英年，素讲堪舆(风水)，曾为慈禧太后择定普陀峪万年吉地。他急着想升官，就找机会对太后献媚说：“醇王园寝有古白果树一株，高十余丈，树阴数亩，形如翠盖，罩在墓上，按地理有帝陵之象。而且白果的白字，加于王字之上，明明是个皇字，于皇家本支不利，应请旨速伐此树。”太后就说：“我就命你等伐之，不必告他。”“他”即指光绪帝。内务府诸臣虽领懿旨，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奏闻皇帝。光绪帝不许，并且严厉下谕：“尔等谁敢伐此树，请先砍我头!”诸臣只好又去请示太后，太后态度如旧。相持月余。一日，光绪皇帝退朝，听太监说，太后已于黎明带内务府人往醇王园寝。光绪帝急忙命驾出城，奔至红山口，遥见亭亭如盖的白果树没了踪影，不禁号啕大哭。连哭二十余里，至园，太后已去，树身倒卧，数百人正围着砍树根。周围还挖了十余丈的深池，用千余袋石灰沃水灌其根，以防止复生芽蘖。光绪帝默然无语，步行环绕墓三周，顿足拭泪而归。

关于此事，在当地村民中还有种种传言。有的说，在挖树根时，从底下钻出了大小蛇数百千条，蛇身大者有一尺多粗，长数丈。还有的说，庚子年间(1900)闹义和团，就是这些蛇精转世报仇。这些传言以讹传讹，显然是无稽之谈。那么，伐树一事究竟有没有呢?

王照为了印证此事，曾亲自去当地考察，与村夫野老谈及白果树事，各道见闻，相对唏嘘。其中有一位姓王的驴夫，自述曾亲自抬着小轿送光绪帝上山。

最可靠的证据，见于光绪帝的师傅、大学士翁同龢光绪二十三年(1897)五月初七日的日记，上面明确记着：

园寝有银杏一株，金元时物，似前月廿三事，懿旨锯去。

翁同龢落笔简单，略去了前因，只记了后果。如果不是有了王小航等人的记载，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

慈禧太后为什么对一棵白果树心存耿耿?“风水”之说似乎有些牵强，醇王奕譞生前谨小慎微，对她不敢有丝毫冒犯，死后被追谥号曰“贤”，太后似乎没有必要对他园寝上的一棵古树下此狠手。所以，也有可能，这是她对亲政后锐意变法、越来越不听.

慈禧干预性生活：同治皇帝不敢与皇后同房

[导读]传言慈禧并不喜欢皇后阿鲁特氏，以至于同治皇帝不敢与皇后同房，却也不愿按照慈禧的心意，去临幸她所钟意的慧妃(富察氏)，于是，经常独宿养心殿，为了解闷，便开始偷偷溜出宫去寻花问柳。

1875年2月12日，美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和《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同时在头版刊发了一则极短的报道，正文只有14个英文单词：“来自中国的电讯表明，这个国家的内战将无法避免。”

次日，这两家报纸又在显要位置刊发了一篇报道，称虽然醇亲王之子(即光绪皇帝载湉)已被选为接班人，但同治皇后阿鲁特却身怀有孕，如果她能诞育一位皇子，则帝位之争必将趋于激烈。报道说，传言皇后已经自尽，但无法得到证实。

此时，距离年仅19岁的同治皇帝驾崩正好一个月，尽管大清国竭力给国民和世界营造一个印象：大清国的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越来越好。但在这大好形势下，西方人似乎并不领情。1月31日，这两家大报的头版上就同样刊登了一则短消息：“传言说，因皇位继承问题，北京已经爆发骚乱。”

有关红墙内阴谋的种种揣测，在西方蔓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年43岁的恭亲王奕訢，再度站到了风口浪尖。

“可怜天子出天花”

同治皇帝的夭折，吸引了西方媒体的高度关注，这无疑是因为中国绝对无可否认的大国(并非强国)地位。

《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在得到同治死亡的消息后，发表了一篇题为《英国与中国》(england and china)的文章。文章认为，同治皇帝统治着3亿多的庞大人口(英德当时的一些地理学家甚至估计当时中国人口在4.5亿~5亿)，远远超过大英帝国(包括所有殖民地)的2.8亿人口，两国人口相加，就等于人类总人口的半数以上，这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事情，中英两国无可争议地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如今，这个与英国一般伟大的国家失去了他们的领袖，世界当然表示了深切的关注。官方公布同治的死因为天花后，一时之间，天花(smallpox)和种痘(vaccination)的基本知识就成为西方各报争先报道的内容之一，以满足读者的强烈需求。

天花之外，有很多非官方的史书，认为同治皇帝少年风流，私生活不够检点，沾染了严重的性病。这些疾病与天花协力，摧毁了这个少年天子。而史家们争论不休的，就是谁该对同治皇帝的放荡负责。在这些责任人中，公认的、首当其冲的就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

慈禧太后被攻击的理由，是因为她过度干预了儿子的房帏秘事。传言她并不喜欢皇后阿鲁特氏，以至于同治皇帝不敢与皇后同房，却也不愿按照慈禧的心意，去临幸她所钟意的慧妃(富察氏)，于是，经常独宿养心殿，为了解闷，便开始偷偷溜出宫去寻花问柳。而为了防止被官员们撞上，他还不敢去高级娱乐场所，尽选择那些低档的、官员们不常去的地方，结果沾染了一身的性病。

恭亲王被攻击，则因为正是他儿子载，充当了皇帝寻花问柳的伙伴。而恭亲王又以从儿子那里逼问得来的实情，作为向皇帝进谏规劝的砝码，导致与皇帝关系紧张，双方关系搞僵，恭亲王不久被同治皇帝以“无人臣礼”为由，予以“双开”(取消亲王爵位、撤去一切职务)，引发轩然大波。

接班人选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同治皇帝终于病倒了。在他病重无法办公的时候，任命了自己的老师李鸿藻代行批答奏章，李鸿藻很谨慎，只敢批示“知道了”、“交该部议”等废话。一周后，在亲王们的请求下，同治皇帝同意，除了汉文奏章让李鸿藻代批外，恭亲王代批满文奏章。慈禧太后则召集军机和御前大臣，发表了重要讲话，谈了一个小时之久，大意就是皇帝如今都无法亲自批阅文件，要大家想想办法。恭亲王带头表示，自然还是要请太后出来掌舵。慈禧指示“此事体大，尔等当先奏明皇帝”。次日，同治在病榻前召见恭亲王，亲自交办该事，“天下事不可一日稍懈，拟求太后代阅折报”，并叮嘱恭亲王“照常好生办事”，“语简而厉”。随后，就发布上谕，由太后批阅裁定折件，恭亲王到手才5天的文件审批权，就又消失了。

比文件审批权更重要的，当然是接班人的问题。

同治皇帝死后，有关其接班人的选择乃至争论过程，在正史中没有任何记载，而在野史中，却存在许多不同的版本。

说法之一，是当时皇后阿鲁特身怀有孕。果如此，当然必须等待她的临产，如果所生是男孩，继承人问题迎刃而解，如果所生是女孩，则再另行挑选接班人。史家经常引用的一段“野史”，说是慈禧当时表示：“皇后虽已有孕，不知何日诞生，皇位不能久悬，宜即议立嗣君。”

恭亲王则认为：“皇后诞生之期已不久，应暂秘不发丧，如生皇子，自当嗣立，如所生为女，再议立新帝不迟也。”

其他王公大臣也几乎赞同恭亲王的意见，但慈禧却坚决反对：“现在南方尚未平定，如知朝廷无主，其事极险，恐致动摇国本。”

这个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段子，其实连野史都称不上，其来自两个英国人写的《慈禧外纪》(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而这本出版于1910年、畅销世界数十年的“历史巨著”，已经被无可争辩地确定为“伪书”——一部彻头彻尾的历史小说而已。

说法之二，同治皇帝曾想立孚郡王之子、贝勒载澍为接班人。据说同治已经要求其师傅李鸿藻在病榻前起草这一传位诏书。但这一说法同样源自《慈禧外纪》，被国内大量辗转摘引后，添油加醋，最后说是李鸿藻心中害怕，起草完后就到慈禧那里去汇报，慈禧一看大怒，下令将皇帝“尽断医药饮膳”，活活饿死了这亲生骨肉、少年天子。

说法之三，是同治皇帝选择了自己寻花问柳的哥们儿、恭亲王之子载。据说，因此之故，当同治皇帝驾崩，慈禧召集领导班子商议接班人大事时，恭亲王居然说了句：“我要回避，不能上去。”这一说法，来自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但日后官至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当时还在老家刻苦攻读迎接高考呢，这当然也是道听途说。

说法之四，则是从下一辈的“溥”字辈选择，这一辈居长的是当时6岁的溥伦(后出任农工商大臣，拥护共和)，但溥伦的父亲载治却是从远房过继给隐志郡王奕纬(道光长子，咸丰皇帝和恭亲王的长兄，早夭)的，不是近支亲室，血统不纯。这说法，同样源自于《慈禧外纪》而被广为转载，极不可靠。

尽管以上说法的来源都相当不靠谱，但也大致列举了当时可能的接班人选。从各方面衡量下来，载湉(光绪)作为接班人的确是相当合适的，尤其在血统上，他不仅是醇亲王奕譞之子，最纯正的天潢贵胄，而且其生母、醇亲王福晋正是慈禧太后的嫡亲妹妹，也就是说，慈禧太后身兼载湉的伯母和姨妈双重关系，这是其他皇侄们(包括恭亲王的儿子们)所无可比拟的。

绝路皇后

同治皇帝死后不久，皇后阿鲁特便也香消玉殒。

根据官方公布的文件，这位皇后死于悲痛，“毁伤过甚，遂抱沉疴”，官方的评价很高，说她正位中宫后，“淑慎柔嘉，仪足式。侍奉两宫皇太后，承颜顺志，孝敬无违。”悲痛是可以想见的，而一个21岁的健康年轻女子，会因悲痛过度而死亡，则是比较离奇的。

以《纽约时报》等为代表的西方媒体，乐于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解读皇后之死，而其立足点就是皇后其时身怀有孕，慈禧为了一己的权欲，居然连亲生的孙子(或孙女)都不顾，迫害皇后致死。

中国本土产的野史，进行了更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婆媳是天敌”之外，也将焦点聚集在权力斗争上：阿鲁特皇后将是慈禧太后干预政治的竞争对手之一。各种段子综合起来看，基本说的是同治死后，慈禧便有逼死皇后的打算，逐渐断绝了她的饮食供应，皇后无奈，写信给娘家，其父回信只有四字“皇后圣明”。皇后知道娘家也没办法了，只好自杀身亡。关于她的自杀，有说是吞金，有说是绝食。

当后世将所有的指责都指向慈禧时，一个美国学者却发出了惊人之语：所有这些，都可能是恭亲王的阴谋。

凶手就是恭亲王?

美国学者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他那本极为畅销的慈禧传记《龙夫人》(dragon lady)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说同治皇帝、皇后、荣安公主的一连串离奇死亡背后有阴谋的话，那最大嫌疑人不是慈禧，而是恭亲王。

西格雷夫首先排除了慈禧太后“作案的动机”：无论如何，阿鲁特能够成为同治的皇后，必定是经过慈禧的首肯;而自己的孙子(如果阿鲁特真怀孕的话)能继位，对慈禧的地位不仅没有伤害，而且还将“给她在下一代中的安全提供保证”。其实，西格雷夫没有提到，作为太皇太后，并不必然丧失自己的权力，清代初期的孝庄太后，就是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在其孙子康熙皇帝的早期，成为执掌实权的摄政者。太皇太后摄政的难度，并不比皇太后摄政的难度高多少，两者都是同样的权宜之计而已，关键在于政治力量的平衡。

西格雷夫还引用了一个此前没被人关注的细节：就在一连串死亡发生的时候，慈禧本人也身染重病，并且持续了8年之久。加拿大华裔学者邝兆江(luke s. k. kwong)在其由哈佛大学出版的英文著作《百日维新的碎片》(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中，考证了慈禧太后一直患有严重的肝病。而在1875年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发回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明确地说：“(慈禧)太后，两位摄政者中更有权势的一位，也病得很厉害……数月以来，(慈禧)病得如此厉害，以至于街头百姓中每天都有人预期她会死掉，甚至有好几次谣传她已经死了。”

据此，西格雷夫问道：“到底是谁给慈禧所有的直系家庭成员下了毒呢?恭亲王毫无疑问有最强烈的动机，但他并不会弄脏自己的双手。如果真的有必要下狠手的话，自有李鸿章这把老练的解剖刀替他完成这项秘密的外科手术。”而他认为，恭亲王的动机在于，“同治已经给亲王带来了10年的麻烦和阻碍，恭亲王的恼怒可能转嫁到了慈禧头上，怪她没有对儿子采取强硬手段，因而牵涉到了亲王自己的利益……无论是谁做出了这样的安排，总归是有人决心要干掉同治，还有他的皇后、他的母亲和他的异母姐姐，就好像是为下一拨食客匆匆打扫宴会的餐桌。”

恭亲王的性格是绵里藏针的，在阴柔的外表下，却是一种果决，这在其打倒肃顺等“八人帮”及解散阿思本舰队时展露无遗。当他在慈禧身后，高举旗帜、高喊万岁时，慈禧如果真能对他彻底放心，慈禧就不会成其为慈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