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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野史

揭慈禧刨光绪生父醇亲王奕譞坟地的隐情!

在北京西郊的妙高峰下,有一座俗称“七王坟”的园寝,这是清朝醇亲王奕譞的茔地。据说奕譞死后多年,园寝上的一棵古树竟被慈禧太后下令砍去。关于此事起因,要从奕譞亲选园寝谈起。

奕譞选定这块风水宝地时,还不到30岁。此地泉壑幽美、层峦叠嶂,景色宜人。当时奕譞正在蔚秀园养病,有一日到西山响堂庙闲游,该庙距妙高峰不过十里之遥,是醇王旧仆、太监王照禄、王正光修建的。他们带着风水先生李唐和醇王一起到妙高峰勘察。李唐认为该处风水最佳,奕譞喜极,不复狐疑,一言决断。但不久就有人谓此处不可用,奕譞另请风水先生看视,最终拿定主意,在此地修筑了园寝。

(醇亲王奕譞茔地前的秀丽景色)

为了帮助奕譞置买茔地,慈禧太后和同治帝还拨给了白银五万两。对此他不禁感激涕零,特别赋诗一首,刻碑立于园寝,作为纪念。其中有“何幸平生遭际盛,圣明钦赐买山钱(原注:买山建茔,蒙慈恩圣恩赐银五万两)”之句。

醇王园寝坐西朝东,前方后圆,依山顺势,步步升高。台阶之上,建有碑亭、月牙河、石拱桥、享殿、宝顶。按清朝制度,王公府第、园寝应用绿、蓝色琉璃瓦,而醇王碑亭却覆以皇家专用的黄琉璃瓦。仅此一端,就显示出醇亲王身份的不同凡响。据记载,奕譞过世后,最初运输的碑石比目前竖立在碑亭内的石碑高大许多,因过于沉重,中途无法上山,不得已留在山下,雕刻碑文后就竖在醇亲王同母弟孚郡王奕譓园寝(现称九王坟)的碑亭内,而将孚郡王园寝一块较小的石碑运上了山。

园寝内泉水淙淙,林木茂盛。除了苍松翠柏,在奕譞墓道前,还长着一棵古老的白果树(银杏树),树身八九人合抱,高十数丈,据说是金元时物。然而,就是这棵枝繁叶茂的古树,竟使奕譞死后难安。

关于古树被伐一事,记载最详细的是王照的《方家园杂咏纪事》:内务府大臣英年,素讲堪舆(风水),曾为慈禧太后择定普陀峪万年吉地。他急着想升官,就找机会对太后献媚说:“醇王园寝有古白果树一株,高十余丈,树阴数亩,形如翠盖,罩在墓上,按地理有帝陵之象。而且白果的白字,加于王字之上,明明是个皇字,于皇家本支不利,应请旨速伐此树。”太后就说:“我就命你等伐之,不必告他。”“他”即指光绪帝。内务府诸臣虽领懿旨,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奏闻皇帝。光绪帝不许,并且严厉下谕:“尔等谁敢伐此树,请先砍我头!”诸臣只好又去请示太后,太后态度如旧。相持月余。一日,光绪皇帝退朝,听太监说,太后已于黎明带内务府人往醇王园寝。光绪帝急忙命驾出城,奔至红山口,遥见亭亭如盖的白果树没了踪影,不禁号啕大哭。连哭二十余里,至园,太后已去,树身倒卧,数百人正围着砍树根。周围还挖了十余丈的深池,用千余袋石灰沃水灌其根,以防止复生芽蘖。光绪帝默然无语,步行环绕墓三周,顿足拭泪而归。

关于此事,在当地村民中还有种种传言。有的说,在挖树根时,从底下钻出了大小蛇数百千条,蛇身大者有一尺多粗,长数丈。还有的说,庚子年间(1900)闹义和团,就是这些蛇精转世报仇。这些传言以讹传讹,显然是无稽之谈。那么,伐树一事究竟有没有呢?

王照为了印证此事,曾亲自去当地考察,与村夫野老谈及白果树事,各道见闻,相对唏嘘。其中有一位姓王的驴夫,自述曾亲自抬着小轿送光绪帝上山。

最可靠的证据,见于光绪帝的师傅、大学士翁同龢光绪二十三年(1897)五月初七日的日记,上面明确记着:

园寝有银杏一株,金元时物,似前月廿三事,懿旨锯去。

翁同龢落笔简单,略去了前因,只记了后果。如果不是有了王小航等人的记载,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

慈禧太后为什么对一棵白果树心存耿耿?“风水”之说似乎有些牵强,醇王奕譞生前谨小慎微,对她不敢有丝毫冒犯,死后被追谥号曰“贤”,太后似乎没有必要对他园寝上的一棵古树下此狠手。所以,也有可能,这是她对亲政后锐意变法、越来越不听.

慈禧干预性生活:同治皇帝不敢与皇后同房

[导读]传言慈禧并不喜欢皇后阿鲁特氏,以至于同治皇帝不敢与皇后同房,却也不愿按照慈禧的心意,去临幸她所钟意的慧妃(富察氏),于是,经常独宿养心殿,为了解闷,便开始偷偷溜出宫去寻花问柳。

1875年2月12日,美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和《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同时在头版刊发了一则极短的报道,正文只有14个英文单词:“来自中国的电讯表明,这个国家的内战将无法避免。”

次日,这两家报纸又在显要位置刊发了一篇报道,称虽然醇亲王之子(即光绪皇帝载湉)已被选为接班人,但同治皇后阿鲁特却身怀有孕,如果她能诞育一位皇子,则帝位之争必将趋于激烈。报道说,传言皇后已经自尽,但无法得到证实。

此时,距离年仅19岁的同治皇帝驾崩正好一个月,尽管大清国竭力给国民和世界营造一个印象:大清国的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越来越好。但在这大好形势下,西方人似乎并不领情。1月31日,这两家大报的头版上就同样刊登了一则短消息:“传言说,因皇位继承问题,北京已经爆发骚乱。”

有关红墙内阴谋的种种揣测,在西方蔓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年43岁的恭亲王奕訢,再度站到了风口浪尖。

“可怜天子出天花”

同治皇帝的夭折,吸引了西方媒体的高度关注,这无疑是因为中国绝对无可否认的大国(并非强国)地位。

《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在得到同治死亡的消息后,发表了一篇题为《英国与中国》(england and china)的文章。文章认为,同治皇帝统治着3亿多的庞大人口(英德当时的一些地理学家甚至估计当时中国人口在4.5亿~5亿),远远超过大英帝国(包括所有殖民地)的2.8亿人口,两国人口相加,就等于人类总人口的半数以上,这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事情,中英两国无可争议地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如今,这个与英国一般伟大的国家失去了他们的领袖,世界当然表示了深切的关注。官方公布同治的死因为天花后,一时之间,天花(smallpox)和种痘(vaccination)的基本知识就成为西方各报争先报道的内容之一,以满足读者的强烈需求。

天花之外,有很多非官方的史书,认为同治皇帝少年风流,私生活不够检点,沾染了严重的性病。这些疾病与天花协力,摧毁了这个少年天子。而史家们争论不休的,就是谁该对同治皇帝的放荡负责。在这些责任人中,公认的、首当其冲的就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

慈禧太后被攻击的理由,是因为她过度干预了儿子的房帏秘事。传言她并不喜欢皇后阿鲁特氏,以至于同治皇帝不敢与皇后同房,却也不愿按照慈禧的心意,去临幸她所钟意的慧妃(富察氏),于是,经常独宿养心殿,为了解闷,便开始偷偷溜出宫去寻花问柳。而为了防止被官员们撞上,他还不敢去高级娱乐场所,尽选择那些低档的、官员们不常去的地方,结果沾染了一身的性病。

恭亲王被攻击,则因为正是他儿子载,充当了皇帝寻花问柳的伙伴。而恭亲王又以从儿子那里逼问得来的实情,作为向皇帝进谏规劝的砝码,导致与皇帝关系紧张,双方关系搞僵,恭亲王不久被同治皇帝以“无人臣礼”为由,予以“双开”(取消亲王爵位、撤去一切职务),引发轩然大波。

接班人选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同治皇帝终于病倒了。在他病重无法办公的时候,任命了自己的老师李鸿藻代行批答奏章,李鸿藻很谨慎,只敢批示“知道了”、“交该部议”等废话。一周后,在亲王们的请求下,同治皇帝同意,除了汉文奏章让李鸿藻代批外,恭亲王代批满文奏章。慈禧太后则召集军机和御前大臣,发表了重要讲话,谈了一个小时之久,大意就是皇帝如今都无法亲自批阅文件,要大家想想办法。恭亲王带头表示,自然还是要请太后出来掌舵。慈禧指示“此事体大,尔等当先奏明皇帝”。次日,同治在病榻前召见恭亲王,亲自交办该事,“天下事不可一日稍懈,拟求太后代阅折报”,并叮嘱恭亲王“照常好生办事”,“语简而厉”。随后,就发布上谕,由太后批阅裁定折件,恭亲王到手才5天的文件审批权,就又消失了。

比文件审批权更重要的,当然是接班人的问题。

同治皇帝死后,有关其接班人的选择乃至争论过程,在正史中没有任何记载,而在野史中,却存在许多不同的版本。

说法之一,是当时皇后阿鲁特身怀有孕。果如此,当然必须等待她的临产,如果所生是男孩,继承人问题迎刃而解,如果所生是女孩,则再另行挑选接班人。史家经常引用的一段“野史”,说是慈禧当时表示:“皇后虽已有孕,不知何日诞生,皇位不能久悬,宜即议立嗣君。”

恭亲王则认为:“皇后诞生之期已不久,应暂秘不发丧,如生皇子,自当嗣立,如所生为女,再议立新帝不迟也。”

其他王公大臣也几乎赞同恭亲王的意见,但慈禧却坚决反对:“现在南方尚未平定,如知朝廷无主,其事极险,恐致动摇国本。”

这个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段子,其实连野史都称不上,其来自两个英国人写的《慈禧外纪》(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而这本出版于1910年、畅销世界数十年的“历史巨著”,已经被无可争辩地确定为“伪书”——一部彻头彻尾的历史小说而已。

说法之二,同治皇帝曾想立孚郡王之子、贝勒载澍为接班人。据说同治已经要求其师傅李鸿藻在病榻前起草这一传位诏书。但这一说法同样源自《慈禧外纪》,被国内大量辗转摘引后,添油加醋,最后说是李鸿藻心中害怕,起草完后就到慈禧那里去汇报,慈禧一看大怒,下令将皇帝“尽断医药饮膳”,活活饿死了这亲生骨肉、少年天子。

说法之三,是同治皇帝选择了自己寻花问柳的哥们儿、恭亲王之子载。据说,因此之故,当同治皇帝驾崩,慈禧召集领导班子商议接班人大事时,恭亲王居然说了句:“我要回避,不能上去。”这一说法,来自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但日后官至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当时还在老家刻苦攻读迎接高考呢,这当然也是道听途说。

说法之四,则是从下一辈的“溥”字辈选择,这一辈居长的是当时6岁的溥伦(后出任农工商大臣,拥护共和),但溥伦的父亲载治却是从远房过继给隐志郡王奕纬(道光长子,咸丰皇帝和恭亲王的长兄,早夭)的,不是近支亲室,血统不纯。这说法,同样源自于《慈禧外纪》而被广为转载,极不可靠。

尽管以上说法的来源都相当不靠谱,但也大致列举了当时可能的接班人选。从各方面衡量下来,载湉(光绪)作为接班人的确是相当合适的,尤其在血统上,他不仅是醇亲王奕譞之子,最纯正的天潢贵胄,而且其生母、醇亲王福晋正是慈禧太后的嫡亲妹妹,也就是说,慈禧太后身兼载湉的伯母和姨妈双重关系,这是其他皇侄们(包括恭亲王的儿子们)所无可比拟的。

绝路皇后

同治皇帝死后不久,皇后阿鲁特便也香消玉殒。

根据官方公布的文件,这位皇后死于悲痛,“毁伤过甚,遂抱沉疴”,官方的评价很高,说她正位中宫后,“淑慎柔嘉,仪足式。侍奉两宫皇太后,承颜顺志,孝敬无违。”悲痛是可以想见的,而一个21岁的健康年轻女子,会因悲痛过度而死亡,则是比较离奇的。

以《纽约时报》等为代表的西方媒体,乐于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解读皇后之死,而其立足点就是皇后其时身怀有孕,慈禧为了一己的权欲,居然连亲生的孙子(或孙女)都不顾,迫害皇后致死。

中国本土产的野史,进行了更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婆媳是天敌”之外,也将焦点聚集在权力斗争上:阿鲁特皇后将是慈禧太后干预政治的竞争对手之一。各种段子综合起来看,基本说的是同治死后,慈禧便有逼死皇后的打算,逐渐断绝了她的饮食供应,皇后无奈,写信给娘家,其父回信只有四字“皇后圣明”。皇后知道娘家也没办法了,只好自杀身亡。关于她的自杀,有说是吞金,有说是绝食。

当后世将所有的指责都指向慈禧时,一个美国学者却发出了惊人之语:所有这些,都可能是恭亲王的阴谋。

凶手就是恭亲王?

美国学者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他那本极为畅销的慈禧传记《龙夫人》(dragon lady)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说同治皇帝、皇后、荣安公主的一连串离奇死亡背后有阴谋的话,那最大嫌疑人不是慈禧,而是恭亲王。

西格雷夫首先排除了慈禧太后“作案的动机”:无论如何,阿鲁特能够成为同治的皇后,必定是经过慈禧的首肯;而自己的孙子(如果阿鲁特真怀孕的话)能继位,对慈禧的地位不仅没有伤害,而且还将“给她在下一代中的安全提供保证”。其实,西格雷夫没有提到,作为太皇太后,并不必然丧失自己的权力,清代初期的孝庄太后,就是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在其孙子康熙皇帝的早期,成为执掌实权的摄政者。太皇太后摄政的难度,并不比皇太后摄政的难度高多少,两者都是同样的权宜之计而已,关键在于政治力量的平衡。

西格雷夫还引用了一个此前没被人关注的细节:就在一连串死亡发生的时候,慈禧本人也身染重病,并且持续了8年之久。加拿大华裔学者邝兆江(luke s. k. kwong)在其由哈佛大学出版的英文著作《百日维新的碎片》(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中,考证了慈禧太后一直患有严重的肝病。而在1875年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发回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明确地说:“(慈禧)太后,两位摄政者中更有权势的一位,也病得很厉害……数月以来,(慈禧)病得如此厉害,以至于街头百姓中每天都有人预期她会死掉,甚至有好几次谣传她已经死了。”

据此,西格雷夫问道:“到底是谁给慈禧所有的直系家庭成员下了毒呢?恭亲王毫无疑问有最强烈的动机,但他并不会弄脏自己的双手。如果真的有必要下狠手的话,自有李鸿章这把老练的解剖刀替他完成这项秘密的外科手术。”而他认为,恭亲王的动机在于,“同治已经给亲王带来了10年的麻烦和阻碍,恭亲王的恼怒可能转嫁到了慈禧头上,怪她没有对儿子采取强硬手段,因而牵涉到了亲王自己的利益……无论是谁做出了这样的安排,总归是有人决心要干掉同治,还有他的皇后、他的母亲和他的异母姐姐,就好像是为下一拨食客匆匆打扫宴会的餐桌。”

恭亲王的性格是绵里藏针的,在阴柔的外表下,却是一种果决,这在其打倒肃顺等“八人帮”及解散阿思本舰队时展露无遗。当他在慈禧身后,高举旗帜、高喊万岁时,慈禧如果真能对他彻底放心,慈禧就不会成其为慈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