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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野史

秘史:恭亲王因何会被慈禧踢出权力中心?

阳春三月的北京城,却被一场“倒春寒”所笼罩。突如其来的政治批斗,将大清国“总理”、恭亲王奕訢推向了风暴的中心。代行国家元首职能的慈禧太后,坚决要求恭亲王下岗。

这是1865年,距离慈禧与恭亲王戮力同心,一举粉碎以肃顺为核心的顾命大臣集团,仅仅四个年头。双方把政治盟誓写在了年号“同治”之上,但这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北京,乃至全中国、全世界都被震撼了……

“同志”难“同治”

这场风波来得似乎有点突然。

这年3月31日,“翰林院编修”兼“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上了一道奏折,指控恭亲王奕訢 “揽权纳贿、徇私骄盈”。蔡寿祺此时的官职,类似大清中央办公厅的中级干部,兼国家通讯社的高级记者,有撰写“内参”的权力。中国官场上,笔杆子从来就是投枪与匕首,有时甚至比枪杆子还管用。但蔡寿祺居然敢炮轰当朝总理,莫非真是书呆子犯了痰气?

能在高手如林的中央国家机关混到高级笔杆子的级别,蔡寿祺当然有几把刷子。大清官场如赌场,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爱拼才会赢。风险最大、收益也最大的,就是提前买入政治原始股。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只是名义上的代理国家元首,实权都握在恭亲王手中,太后们的确如同乏人问津的冷门股。蔡寿祺逆市操盘的算盘打得并不坏:恭亲王乃当朝显贵,投怀送抱的人早已大排长队,与其锦上添花,不如给另一家雪中送炭,烧烧太后的冷灶。何况,如今已经熬过了太平天国的内乱及英法联军的外患,也不怕窝里折腾一下了。

慈禧太后当然明白,权力争夺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蔡寿祺一搭台,慈禧太后赶紧唱戏,并且雷厉风行,两天内就宣布将恭亲王“双开”:“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

这一声政治炸雷,果然不及掩耳。大清官场在省过神来之后,立即反弹,无论王公勋戚,还是文武百官,纷纷请愿,强烈要求挽留大清的好总理恭亲王。各方博弈了一个多月,恭亲王终于在太后面前“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做了违心的自我检讨,深挖思想根源,灵魂深处大闹革命,慈禧则收回成命,归还了这位前政治盟友的几乎所有乌纱帽,但依然去除了“议政王”的头衔。

在一片和谐至上、理解万岁的欢呼声中,这场持续了39天的政治风波平息了。大清政坛终于换了老大,牝鸡司晨的新时代开始了。

“风暴中的芦苇”

4月18日,风波还在进行当中,《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驻华记者就发出了报道,将其称之为一场“革命”,认为这一事件足以展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某些特性。在详细介绍了风波过程后,《纽约时报》发出疑问:在恭亲王的治理下,统治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政权保持了稳定,赢得了持续发展和国际信任,内政外交方面日渐理顺,如今风云突变,“新朝代的黎明是否会蒙上朝臣内讧和内政纷争的阴霾呢?”

在提到恭亲王的妥协时,《纽约时报》将其形容为风暴中弯折的芦苇,甚至在风暴尚未来临前就已经屈膝。无独有偶,长驻北京的另一位美国人、38岁的传教士、同文馆教师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在其6月1日为《哈泼斯》(harpers)杂志写的文章中,也将恭亲王形容为暴风雨中弯折的芦苇。这位日后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的首任校长,忧心忡忡地说:“斯巴达曾经在两位国王的共同统治下实现和谐,罗马也曾在两位执政的共同领导下走向成功,”如今,恭亲王已经被打倒,获得胜利的这两位“教育程度低下的女性”,能领导好中国吗?

作为改革与开明的代表,恭亲王的落败被西方普遍解读为大清政治的一次倒退和反动。而在后世中国的主流史学者们眼中,这一风波也成为慈禧太后弄权的一大罪证。恭亲王当然不是蔡寿祺所指控的“权奸”,但平心而论,他毫无疑问是“权臣”。“君子无罪、怀璧其罪”,整天与最高权力瓜田李下地黏糊在一起,招来嫌疑也是几乎必然的。白居易曾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恭亲王就是大清朝名副其实的“周公”,他的政治命运三起三落,受尽猜忌,其背后原因无非是:在最高权力的卧榻之侧,他发出的鼾声实在太过于响亮了。

西方人或许不会完全明白,在风暴中低头,这与其说是芦苇的屈服,不如说是芦苇的生存之道。烈风如刀的任何所在,能蓬勃生长的,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参天大树。尽管几番沉浮,恭亲王却一直是同治、光绪两个时代最有势力和实力的政治人物,即使退居二线、三线,他的影响力依然在左右着大清的内政外交。那些在日后的史书上远比他更有光彩的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无一不是在他的羽翼遮蔽下,才从官场的刀光剑影中幸存下来,而他大力提倡、呼吁并身体力行的改革,不仅体现在30年的经济改革(“洋务运动”)中,也体现在随后的政治改革(1901~1911年“新政”)中。

恭亲王的“芦苇”个性,也证明了政治学的一个常识:权力既不是职位,也不是头衔,而是影响力。一介布衣、一个“群众”,只要有足够的影响力,照样能呼风唤雨,甚至左右政局,后世的李鸿章、袁世凯等等,也都几起几落,却在任何时候都能成为旗帜与方向。

被湮没的舵手

当然,芦苇毕竟只是芦苇,而非参天大树。

在这场风波中,本是参天大树、亦有资本可继续成为参天大树的恭亲王,最终选择了成为芦苇的命运。风波持续39天,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颠颠地去做检讨,这足以证明他内心的痛苦挣扎。可惜我们没有足够的史料,来还原他当时的心态:是顾全大局还是爱惜羽毛?是厌倦内斗还是害怕对抗?

从此,恭亲王从“同治”公司的缔造者、合伙股东降级成为职业经理人、高级马仔,在慈禧太后的眼中,这是个不能不重用、又不能不控制使用的人才。一个优秀得几乎无懈可击、小心谨慎得无可挑剔的人,这种完美本身就是他最大的缺点。曾经风采四溢、棱角分明的“鬼子六”,自此甘心自我矮化,小心翼翼地让聚光灯集中在皇座、乃至皇座后面的帘子上,在展现超强行政能力和经济管理能力的同时,展现了萎靡得如同太监般的政治性格,一手硬、一手软,奠定了一个操盘手、一个管家、一个技术型官僚的典型“老二”形象。

小心谨慎的“老二”,依然不能逃脱生前被清洗、身后被注水的命运。由恭亲王倡导、推动并亲自操盘的大清改革,无论深度、广度还是力度,乃至遭遇的阻力,都可谓前无古人、后少来者。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恭亲王主导的改革涉及方方面面:救亡与启蒙、御侮与内治、稳定与发展、效率与公平、扩大执政基础与维护执政地位等等,举凡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无一不是在他保驾护航下得以出台、推进,改革的主要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无一不是在他保驾护航下得以保全、发展。但是,因为现实政争的需要,自1884年“甲申易枢”、恭亲王被逐出权力中心后,他作为“老二”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就受到长期的、持续的、人为的矮化、淡化及边缘化。

慈禧太后显然更乐于让恭亲王的亲密战友、属下、学生李鸿章,装点改革的门面,这不仅是因为“李大架子”那一米八的雄伟身高和“看见红灯绕着走”的机智灵便,更因为李鸿章无论获得多么崇高的地位,也还是安全、可控的。

当李鸿章被当时的国际社会普遍看做中国改革的旗手时,人们似乎忘记了,在恭亲王指挥的航船上,李鸿章只是一个桨手而已;当后世的人甚至喊出了李鸿章是大清改革的总设计师时,人们的确忘记了,在恭亲王的设计工作室内,李鸿章只是个描图的学徒而已。而进入民国之后,随着整个晚清历史被有意识地妖魔化,恭亲王更被忽视。

恭亲王的宅邸,至今坐落在后海边上,如织的游人中,多是来此瞻仰和珅故居,沾点财气与福气,很少有人关心“慈禧太后的小叔子”。一部有关恭亲王的电视连续剧,虽然有名角压阵,似乎并没受到票房待见,“一生为奴”的标题略显刻薄,倒也还算符合大多数人的观感。

似乎是作为另类导游词,在整修如故的恭王府内,居然在墙壁上还能清晰辨认出斑驳的红色大字标语:

努力学习最高指示

忠实执行最高指示

热情宣传最高指示

勇敢捍卫最高指示

……

清宫秘史:江南名医为慈禧太后打胎的真相

咸丰十一年,即公元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还是皇后的慈禧与恭亲王奕?联手,发动“辛酉政变”。于是,一生以“凤在上、龙在下”为追求目标的昔日兰贵人果然摇身一变成了垂帘听政的“圣母皇太后”,再一次挑战和颠覆男权社会,开始了一个女人对大清王朝长达47年的统治。咸丰皇帝驾崩后,正值青春岁月的慈禧虽然是寂莫难耐,偶尔暗渡陈仓,弄出一些风流韵事却因为宫中有御医仔细照料,倒也一直没有闹出什么笑话来。直到光绪即位,已到虎狼之年的慈禧大权在握,更加为所欲为,便隔三岔五做些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美事。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不想有一次终于闹出了动静。

光绪六年,即公元1880年,46岁的慈禧太后突然患上了一种“怪病”,不仅浑身不适,懒散犯困;而且茶饭不思,恶心呕吐,尽管御膳房的御厨们使出浑身的解数,变着花样为太后备膳,却总也吊不起这位老佛爷的食欲,好几位御厨为此挨了板子,急的都快要上吊自杀了。慈禧毕竟是过来人,自己身体向来都很好,而且一直保养的很好,这一次突然出现这种情形,心中暗想,莫非是自己不慎怀孕了?

光绪虽然只是个傀儡皇帝,但对慈禧太后却颇为孝顺。听说皇额娘凤体欠安,多日不见好转,急命御医前去为慈禧太后诊治。御医们对太后的风流韵事多少有些耳闻,虽然是隔着好几层纱帘,但为太后把过脉之后,心里个个都跟明镜似的,对太后的“病情”也就有了八九成的把握。可轮到报告老佛爷的“病情”时,都不敢明言。只好开些滋补养颜之类的方子以求自保,这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看到皇额娘久治不愈,光绪就颁下密诏,暗令各省举荐名医进宫为皇太后诊治。虽然前来的名医不在少数,但都不能诊出慈禧太后的“病情”。正在光绪一愁莫的时候,直隶总督李鸿章举荐无锡名医薛福辰前来为慈禧太后诊治。光绪立即下了一道圣旨,派钦差八百里加急送到无锡西漳寺头,召薛福辰火速进京为皇太后诊治。

薛福辰见到圣旨,不敢抗旨不尊,便把家中大小事仔细安排了一番,即随钦差日夜兼程地来到了京城。见薛福辰进了紫禁城,光绪十分重视,亲自陪同薛福辰来到了长春宫,觐见慈禧太后,并隔着纱帘为她悬丝诊脉。俗话说,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薛福辰为慈禧搭过脉,心中明白了八九分:“果然不错,太后真是有喜了!”

说起来,这薛福辰不仅医术高明,为人更是精明过人。此时,薛福辰心想,慈禧的丈夫咸丰皇帝早已死了,怎能说她有喜呢?于是,他斟酌再三,编了一套说辞:“太后为国操劳,心力交瘁,气血阻滞,积于腹中,治宜行气通络,清瘀活血。气血一旦通顺,凤体自然会康健无恙。”

听了薛福辰这么一说,慈禧多日来的满脸愁云马上散去了一半,双眉也渐渐舒展开来。心中暗道:“这奴才不但有双回春妙手,还有一条如簧巧舌,不仅把病情讲的一清二楚,而且不显露丝毫山水。”此时,光绪自然不明就里,只见太后满脸喜色,便催薛福辰快快开方下药。

薛福辰一听,立马双膝跪地:“启禀皇上、太后,臣有个不情之请。薛家祖上曾传下规矩,凡为王公大臣诊病,一律只配药不留方。太后老佛爷当然例外,但药方也只能太后亲览。太后此病当用臣祖传秘方,待臣回去亲自配药煎熬,六六三十六个时辰之后再亲自奉上。”接着写了一张纸条亲自上前呈给慈禧太后。

薛福辰一席话正好说到了慈禧的心坎上,再看所开“药方”,更不由得暗自夸奖薛福辰的良苦用心,觉得他很会办事。不等光绪皇帝开口,慈禧就发了话:“准奏!跪安吧!”薛福辰随光绪退了出来,独自回馆驿为慈禧太后准备治病汤药。慈禧太后立即吩咐心腹太监,按着纸条所述,如此这般好好准备。

第三天上午,辰时刚过,巳时尚早,薛福辰就捧着一个玲珑小瓷罐,装着煎熬好的汤药到了长春宫。慈禧太后早已梳洗完毕,坐在龙床上等了一小会儿了。薛福辰双膝跪在龙床前,从瓷罐中倒出一碗汤药,为证明汤药中无毒,又先捧在手中尝了一口,然后才双手高高举起药碗奉上。看着慈禧太后接过宫女呈上的药碗,把汤药全部服下。

经过一番“泻淤”折腾之后,慈禧浑身上下虽是香汗淋淋,心里却仿佛是一块石头落了地,顿时觉得神清气爽。于是,懿旨传下:“太后瘀血已下,薛爱卿可以出宫了。”薛福辰这才松了一口气。出了宫门,他也不敢再回寓所,就到驿站借了一匹快马,一路飞驰,星夜赶回无锡老家。

慈禧本来生性多疑,过了几日,缓过神来,才开始担心薛福辰会把自己的丑事给传出去,让天下人耻笑。薛福辰只要还活在民间一天,就是一块心病。为了彻底封住薛福辰的嘴,慈禧太后一咬牙,狠下心来,欲杀之以永绝后患。事不宜迟,慈禧太后立刻下密诏,派大内侍卫到无锡追杀薛福辰。

其实,薛福辰早已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因此,他一回到无锡老家,就假装死亡,并叫家里大办丧事。那几个大内高手赶到无锡,看见一支出殡队伍,队伍中披麻带孝,举幡扬幢,浩浩荡荡。他们一打听,才知道薛福辰从京城回来后就暴病而死。他们又寻到无锡城外,在路人指点下,果然找到一处立有“薛公福辰之墓”碑的新坟。他们只好回京交旨,慈禧太后听后,也就不再追究了。由于薛福辰的老谋深算,棋高一着,总算逃过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