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李士群的真面目 竟是苏联间谍

李士群（1905—1943），出生于1905年，民国十大汉奸之一，浙江遂昌人，毕业于上海大学。早年曾参加群众革命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叛投国民党，又于抗战期间投靠日本侵略者，组建76号特务组织，残酷迫害抗日军民，仅在1939年至1943年不足四年时间内，76号竟然制造了三千多起血案。1943年，军统局长戴笠下令已被策反的汪伪政府三号人物周佛海设计利用日本特高课将李士群毒死，终年38岁。1943年9月中旬，汪伪政权警政部长、特工首脑、伪江苏省长李士群，暴毙于苏州饮马桥私宅。                                消息传来，震惊了整个中国沦陷区。苏州当年是汪伪政权的江苏省省会，省长突然神秘死亡，引发了街头巷尾无数的猜测和热议。一个又一个的演绎，把这桩命案戏说得扑朔迷离，最终，日本人毒死了李士群成为民间流传的版本。最近，苏联一份档案解密，原来李士群是苏联间谍。二十世纪前半叶，上海曾是国际隐蔽战线的一个显眼的竞技场。苏、日、美、英等世界各国的情报高手，中共的特科红队，国民党的中统、军统等等国内外的特工精英们皆云集于此。一时间，风云际会好戏连台。无论谁，若要讲述那一段群雄争霸的谍战往事，都绕不开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李士群。还是先从身世说起。李士群于1905年4月24日，生于浙江遂昌县城。1924年前后来到上海，报考交通大学落榜后，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6年春，转入上海大学，这座由国共合作创办的大学号称革命摇篮，瞿秋白等著名的共产党人皆在此任教，曾培养出一大批革命青年。经同学方木仁介绍，李士群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由上海地方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不久，又被选拔到苏联特种警察（特工）学校受训。这座位于偏僻的西伯利亚小城的间谍学校，实际上，是专门为苏军总参谋部在远东建立自己的情报网，而特设的亚洲情报学校。学员多是不同国籍的共产党员。李士群在这里结识了同样由中共派出的苏成德，以后数十年，两人几乎走上同样的道路，由中共党员到中统特工，再到汪伪76号特工总部。                                赴苏学习，是李士群一生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不知是无意中疏忽还是有意回避，坊间流行的文本几乎都忽略了李士群的这个人生转折点。而要破译李士群神秘面纱的关键密码，也正在于此。据解密的前苏联档案透露：1927年末至1928年初，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学生已有800人左右。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的请求，苏联举办了专门军事训练班，对来到莫斯科的中国革命者进行军事训练，军事训练由总参谋部负责组织。请注意，负责中国班军训的苏军总参谋部，下属有个情报总局，这个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与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共产国际联络局是斯大林时代苏联三大特工机构之一。1925年上半年，情报总局局长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呈报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了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门的工作目标：基本任务是为苏联红军最高指挥机构、各级司令部……服务，提供有关外国，特别是我邻国和可能的敌人的军事实力现状，以及这些国家针对苏联的计划和企图的情报。对这一目的所必须的资料，情报部首先依靠自己的谍报人员获取。二十年代末，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为向国外派遣间谍，投入了大量专项资金。据解密资料透露，仅1929-1930年，拨给该部的经费是75万美元和51.5万卢布。为输出革命的需要，苏联三大间谍机关，不断从在苏联工作学习的外籍人士中招募间谍，经过特工培训后派往原籍国，为苏联的利益服务。凡李士群参与的所有重要事件，都留下了一连串不解之谜，在这些只有谜面没有谜底的问号里面，一个最大的问号，倒是对他真实身份的认定。因为，来自不同层面和不同侧面的所有悬念，最终都聚焦到一个显而易见的焦点：他是谁？他为谁服务？他为谁而死？他的一生，时至今日，那些谜团仍困惑着有志于寻求历史真相的探索者。李士群在参加由周恩来积极推动的上述军训中，不仅接受了秘密工作的常规训练，而且被他的老师苏军参谋总部情报头目谢苗·彼德罗维奇·乌里茨基将军慧眼所识，并进一步开发了他的特工潜力，被秘密招募为苏军情报总局的直属情报员，并进入情报总局专设间谍高等专科学校深造，最终被打造成一名以苏军为第一效忠对象的红色特工，派回中国，长期潜伏，从此开始了他的超级鼹鼠的间谍生涯。于是，远东隐蔽战线上，围绕着李士群，出现了一个一个难解的谜。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可谓是苏联红色特工的乐园。苏联三大特工系统的触角覆盖了整个神州大地，渗透到中国社会每一个他们认为需要渗透的角落。上至国家最高层（如宋庆龄就是共产国际的秘密党员），下至普罗大众，到处都有苏谍的踪迹，真是无处不在。中国社会变动的历次重大事件中，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十月革命后，最早派到中国的那些代表、顾问，几乎都有特工背景，就是这些人创建了中共，同时又帮助国民党改组。苏联始终在国共双方同时下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公开援华，同时又秘密与日本签订密约，承认满洲国，背叛中国，在中日双方同时下注，他们是包赢不输的赌徒。切勿低估苏谍不择手段的工作效率，为了苏联的利益，苏谍（包括效忠于苏谍的机构华籍情报员）在中国无所不用其极，只有中国同胞想不到的，没有苏谍做不到或不敢做的。许多历史事件的真相，都被他们歪曲或掩盖了。凡李士群参与的所有重要事件，都留下了一连串不解之谜，在这些只有谜面没有谜底的问号里面，一个最大的问号，倒是对他真实身份的认定。因为，来自不同层面和不同侧面的所有悬念，最终都聚焦到一个显而易见的焦点：他是谁？他为谁服务？他为谁而死？他的一生，时至今日，那些谜团仍困惑着有志于寻求历史真相的探索者。直到10多年后今天，前苏的秘密档案陆续解密，据《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 一书披露，原来1917年以后中国发生的许多事件都是苏联三大特工机构的杰作。当然，有的是伪作，从张作霖之死、李大钊之死到伪造田中奏折……无一不是苏谍们的工作业绩如果一定要用奇迹这个词来概括李士群的发迹，那么这奇迹的创造者不是李士群个人，而是他置身其中的那个苏联间谍网。苏联强大的国家机器，才是李士群奇迹的真正创造者。沿着这个提示的逻辑取向，必然会梳理出一个清晰的思路：1928年李士群学成归国，到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实质上他已脱胎换骨地变成苏军情报总局的外籍情报员，而根据苏军情报总局的规定，该局情报员必须是苏共党员。所以，这时的李士群，他的效忠对象是苏共、苏军情报总局，而不是中共。凡李士群参与的所有重要事件，都留下了一连串不解之谜，在这些只有谜面没有谜底的问号里面，一个最大的问号，倒是对他真实身份的认定。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直属中央的特工机构：特别行动科（俗称特科），1927年11月特科正式成立。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有周恩来领导的政治局特务工作处，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说，建立特科，反映出周性格的另一面，周恩来亲自为特科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搞情报、惩处叛徒、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是不许在党内互相侦查。据《苏联情报机构在中国》 一书透露，中共中央特科的任务是：与社会各阶层中共产党的同情者建立联系，同奸细和叛徒做斗争，监视秘密接头地点。建立全国各级党组织之间的联系。1928年，在莫斯科郊外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赞同建立特科，周恩来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起了积极作用。中共六大通过决议，依照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模式，建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等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组成的反间谍委员会，上述中共的情报机构都尽可能同苏联情报机关进行合作。                                特科的主要声誉还是来自约有40多名成员的红队。这支红色复仇队，装备精良，有手枪、催泪瓦斯、手榴弹、冲锋枪、机关枪、轿车、摩托车和许多带有假牌照的自行车。红队的建立，是对白色恐怖的回应。因为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许多中共党员和亲共人士被逮捕、杀害。中共党员从1927年11月5万人缩减为1万人，许多党组织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其中绝大部分被捕人员向当局自首投降（据1933年秋至1934秋的资料显示，中共被捕者4505人中，约有4213人变节，占94%，甚至包括不少领导干部在内，如临时中央局三位常委之一的卢福坦、中央政治局委员红队领导人顾顺章、江苏省委书记王云程等）。为了遏制叛变逆流的蔓延，红队决定对一批造成极大危害的叛徒、奸细、密探判处死刑，白鑫、范争波、何家兴、何芝华等许多叛徒先后成为红队的锄奸对象，由于红色恐怖行动的示范效应，红队曾使那些做了亏心事的人谈虎色变。李士群初入特科，便安排在第一科，该科实质上是特科总部，堪称要害中的要害，是对其他各科实施总领导的指挥机关。耳濡目染周恩来、李克农、顾顺章这些身经百战的前辈们的谍战艺术和锄奸效力，这是李士群步入职业特工生涯后最佳的实习基地。特科红队的操作模式、工作流程、人事结构、实战经验直到锄奸暗杀的各种手法手段，使初来乍到的实习生李士群饱开眼福，日后，李士群之所以能得心应手地掌控汪伪政权庞大的特工机器，稳坐76号第一把交椅，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年在中共特科的经历。可以这样说，李士群是在中共特科度过他作为职业间谍的实习阶段的。特科的那一套颇具中国特色的特工文化结合苏军情报专业学校所灌输的工具理性的职业规范，在红色信仰的价值判断基础上，把这个野心勃勃的浙江青年打造成日后汪伪特工的第一号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