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张居正被无限拔高改革理念与同僚相同

许多学者认为，张居正以天下为己任，不畏讥弹，敢于担当，有传统政治家的优秀政治品格，他是明朝中兴的主要推动者和缔造者。但从历史大背景看，他的一些政策，实在谈不上是改革。我认为，对张居正无限拔高的做法是不妥的。

张居正的改革，与同朝大多数官僚的治国理念并无不同

《明史·张居正传》以“尊主权、课吏治、信赏罚、一号令”概括了张居正施政。也就是说，张居正是在原有的政治框架中，通过强化控制、加强管理达到行政目的。张居正与同朝的大多数官僚治国理念并无不同，他的前任高拱，主张整饬吏治，加强边备、加强法制、加强理财，甚至自嘉靖后期以来的施政大都如此。张居正在政见上与高拱、徐阶等人相比没有什么高明之处，只是他比那些人更强悍，更有政治手段，因而执行起来也更有成效。正因此，张居正在当时才得到普遍的赞扬。

张居正最值得炫耀的事就是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不加赋如何国用足?因为核准征收赋税的土地增加了，这主要得益于清丈土地。从根本上说，当时国家财富的增加并不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是因为官府控制的征收赋税的土地增加了。无疑，就征收总量而言确实是加了赋的，而且这些赋税最后的实际承担者还是普通农民，地主有的是办法把他们的负担转嫁到普通农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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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万历头十年的振兴，也并非完全是因为张居正一当了首辅就立竿见影，当时所谓“中外乂安，海内殷阜”，在很大程度上是收获了从嘉靖到隆庆年间所栽种的果实，是从徐阶到高拱等一系列能臣多年努力的结果。张居正的历史作用被夸大了。

至于一条鞭法的推行，张居正从中得到了过多的荣誉，也有可议之处。一条鞭法的产生和推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一人一时之功。首先，一条鞭法不是张居正创造的，它是从嘉靖初年到隆庆年间由潘季驯、庞尚鹏、海瑞等人创立，先后在广东、浙江等地推行并逐渐完善的。由于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役手续，便于操作，受到各地方官的欢迎，不少地方官热衷于推行一条鞭法，这种态势经嘉靖后期、隆庆年间一直延续到万历初年。张居正直到万历九年(1581)才提出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无疑，以张居正的身份，更利于一条鞭法的推行。但这也不过是顺势而行，“天下有不得不条鞭之势，张江陵不过因势而行之。”(《清经世文编》卷二十九，引自《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任源祥文)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1582)，并且旋即遭到反攻清算，而此时一条鞭法的继续推行，就与张居正无关了。另外，一些人过大估计了一条鞭法的意义，说它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发展云云。实际上，一条鞭法的主要意义在于简化征收手续。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因此减轻。强行征收白银看似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实则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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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加强专制控制，则是张居正执政的主要特征。这在施政理念上了无新意。强化专制权力，压制不同意见，做到令行禁止，不论皇帝专制，还是首辅专制，其目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万历七年(1579)正月戊辰，根据张居正的建议，朝廷下诏禁毁天下书院。“是时士大夫竞讲学，张居正特恶之，尽改各省书院为公廨。凡先后毁应天府等处书院六十四处。”(《明通鉴》卷六十七)

禁止书院讲学，隆庆年间，在高拱等人的推动下就已经开始了。(《国榷》卷六十六，隆庆四年三月《禁提学宪臣聚徒讲学诏》)只是后来张居正的禁讲学更为严厉、更彻底。张居正在书信中有一篇夫子自道，他说：“(讲学)其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嘉隆之间，深被其祸，今犹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忧也。”(《张太岳文集》卷二十九，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上《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指斥讲学是“群聚徒党”、“空谈废业”，造成各级官员“宁抗朝廷之明诏，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宁坏公家之法纪，而不敢违私门之请托”，因此他力主“不许别创书院”。(《张太岳文集》卷三十九)

讲学一事，不论就其内容而言，还是参与人员而言，都可以说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不过，士大夫对讲学趋之若鹜，各种新说层出不穷，就讲学活动本身和讲学内容的主流而言，它反映的是社会的进步。如果说，大臣们畏惧舆论，甚至不惜对抗诏旨，蔑视官法，更反映出民间思想的觉醒和舆论力量的强大，这在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上都被认为是进步，而且已经得到广泛的共识。然而，一些人为了拔高张居正，对他加强专制钳制舆论的事，不是不提就是轻描淡写。

张居正的施政几乎没有受到多少批评，被批评的是他的贪权、专权、个人操守和政治道德

以往，评价者为了突出张居正受到的攻击，说他因是改革家，所以受到保守派的攻击，把他形容为“改革家没有好下场”的代表人物。其实是一种错位的评价。张居正的施政几乎没有受到多少批评，因为以强化专制为核心的政策符合统治者的利益，他所推行的一套政策在当时是被普遍接受的。

张居正被批评的是贪权、专权。明人沈德符批评张居正把自己比为历史上的霍光、宇文护一类人物，说他“要挟圣主，如同婴孺，积忿许久而发。其得后祸已晚矣。”(《万历野获编》卷九)《明史》批评他“威柄之操，几于震主”。清朝四库馆臣评价张居正说：“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近人邓之诚更明确指出张居正的“骄倨”，甚至“与人书自称孤或曰不榖。上表乞休，而曰拜手稽首归政。明明以摄自居。”(《中华二千年史》卷五，六，明代之政治)

张居正被批评的还有个人操守和政治道德，包括勾结冯保阴谋打倒高拱，捏造案件陷害异己，贪恋权位，乃至奢侈自恣，科场作弊，等等。

对张居正作出公正评价的历史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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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非难张居正的专权。在当时的体制下不专权就做不成事。而个人操守也不是我们评价政治家的主要依据。我们评价张居正，主要看他的政绩和影响。无疑，他是明朝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具有传统政治家的优秀的政治品格。他曾说：“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真是大吕黄钟般的铮铮之言。他教育、辅佐幼主十年，弼成万历初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称一代良相。张居正利用专制权力，强化管理，振衰起弊，使明朝出现了短暂的中兴，是少有的治世能臣，是传统意义上的大政治家。

张居正对旧制度修修补补，使其得到加固，如同给垂死的旧制度服了一剂强心剂，延缓了它的寿命。但是，通过加强专制巩固旧制度，是与当时迅猛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思想解放潮流背道而驰的。所以，张居正死后，社会变迁的潮流如同洪水冲决堤岸，不可阻挡，明朝历史进入了转型期。张居正成了最后的卫道士，历史走向了他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