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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野史

虚而不实的宰相之学:重在用人无需自为专家

前曾说及,明清科举考试越来越倾向于培养和选拔通儒。到晚清探索改科考的初期,也还延续着类似的思路。桐城文名家吴汝纶注意到,张之洞等所议改科举,“欲取通材,亦如学堂议章合治学、治事为一条之意”。而他们的奏折也承认,“名臣之学识、阅历,率皆自通籍任事以后,始能大进”。换言之,治事与阅历直接相关,是很难在学习的过程中培训的。“则当考试之初,亦不过求全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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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科举考试并非求“全才”,从既存读书方式看,也不太可能求全才。其真正寻求的,不啻驭才之才,即可以统整、借用众才之才。另一位桐城文名家马其昶曾对宣统皇帝说,“帝王之学与臣下异:精于兵、农、测算、文学、政法者,为人臣者也;帝王者,用人者也。天下之挟其兵、农、测算、文学、政法以求用者,君子出其中,小人亦出其中”,人君的责任,在于能使君子进而小人退。

这是有长久渊源的思想。《吕氏春秋》以为:“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司马迁说,道家“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故“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道家向为帝王说法,人君先要自身能虚,然后可因;无成心,去我执,方能究各人之情。循其常情,顺而用之,于是“使各自明”而“群臣并至”,自然成为万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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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帝王之学如此,宰相之学亦然。好的宰相,主要不靠其自己勤奋,而在能调配百官做事。主管一方的牧令,大致也同宰相一样,重在能用人治事,而无需自为专家。尤其牧令又称“父母官”,在其所辖范围里也是政教兼掌,与君主“作之君、作之师”的取向最为相近。大体上,三者都更多是“因”而不“为”,或多“因”而少“为”。其间当然也有不同,一是“因”的程度不同,越到下面,则“为”的程度越高;二是皇帝最好“垂拱而治”,牧令也可以“卧治”,而宰相不必是专家,却难得清闲,必须日常性地“主持工作”(若政治上了轨道,也可以较轻松;如曹参任丞相,一切延续前任萧何做法,史称“萧规曹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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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不器”的古训,就是提倡一种虚而不实、因而不为的倾向。但这首先是建筑在分工之上,主管者下面还有相当数量“实”而“为”的专门人才;其次这也不是消极的,理想的无为,是调动为者的积极性,以达到无不为的目的。

通过科举的选拔,古人提倡的大致即是一种宰相之学。“读书”主要不是技术、技能性的学习,而是如傅斯年所说“以造成人品为目的”。考试亦同。考生自己成了“君子”,就可以使具有各类才能的人“并至”而“自明”,无需事事亲力亲为(当然做官后也需要在阅历中增强自己治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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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君子不器”的取向,外国人就不易理解。1901年吴汝纶访问日本时,一日“山根少将来谈,问吾儿欲专门何学,告以将学政治法律。山根笑曰:贵国人喜学宰相之学,满国皆李傅相(李鸿章)也”!吴氏感觉“其言切,多讽,记以示儿”。

梁启超也有类似经验,他“在日本时,遇后藤君,叩以台湾教育。后藤君谓台湾教育无法办理。该处人入学校,即志在做官,不做官,即不入学校”。梁氏闻此言,“心中颇有感触:岂独台湾,中国全国亦何尝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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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山根是否意存讽刺,他和后藤一样,确实看到了中国人才培训的传统趋向。清道光十五年,针对地方官决讼断狱的职责需要,御史易镜清奏请在科举考试中加试律例,“俾士子讲习有素,起而行之,胸有把握,自不为人所欺”。但礼部却以为,科举选拔的是综合人才,“若于进身之始,先责以名法之学”,必导致读书人“荒其本业,旁及专家”。可见在当时的认知中,学道作人才是读书人的“本业”,而“专家”则是留给其他技术型人才的角色。

附带说,清末留日学生学法政者众,过去很多研究者视之为政治专业化的新倾向,山根却看出了其与旧模式衔接的一面。这些学法政者常常是看着像“专家”,而其所学实亦近于所谓的“宰相之学”,最能体现“过渡时代”的样态。这样看来,近代的“法政”虽得“宰相之学”的遗传,却也终由通达之学向专门之学转化,逐渐形成一种超越古今中西的新模式。至于这样培养选拔出的人才是否更好,恐怕真要“专家”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