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没有普通话 那么各个地方的人都是怎么交流的？

我国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对官方语言的叫法有所不同，官话是汉语诸方言中分布最广的一种，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绝大多数地区、南方的江苏大部、安徽中北部、四川大部、重庆、云南、贵州、湖北大部、广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和江西沿江地区作为母语使用。此外，官话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的菀坪镇、福建省南平市的延平区以及福州长乐航城街道的琴江满族村等地也以方言岛的形式出现。现今中国目前的官话大致分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中原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分别以北京话、西安话、洛阳（郑州）话、成都话和扬州话为代表。

其中，现代标准汉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话、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标准华语）均以北京话为基础音调而形成的规范语言。

说到远古语言的起源，大致是起源于渭河、黄河流域。《山海经》记载，黄帝生于「玉山西，三百里」的轩辕之丘，据考证玉山乃是祁连山乌鞘岭，所以炎帝、黄帝所说的语言当中应是有我国汉藏语系的羌语的发音。例如「夏」在古羌语中是伟大、强悍的意思，「轩辕」是「大而且圆的高台」，如今中原官话中仍然将高出平原的台地叫塬。

华、夏两部落逐渐融合，并逐步东征过程中吸收被征服各地方言，形成了黄河流域特有的北方话基础，经过几代的融合与发展，在周朝时语言达到成熟阶段。夏、商、周三代，首都和主要活动区域都在洛阳或在洛阳周边地区，我们将那时的唯一标准语音叫做「洛阳读书音」。《诗经》就是由东周人按洛阳读书音写成。

它并非古代的洛阳口语，更不是今天的洛阳方言，而是洛阳太学里教学采用的标准读书音。周朝800年，将《周礼》及洛阳读书音传播到全国。周人分封诸侯到全国，最多时诸侯达到800有余。除了长子继承诸侯王位，其余后代逐渐成为百姓，这种继承和传播方式极大地促进了洛阳读书音在全国的传播。

秦朝在优化周朝的文字以后，统一全国各个诸侯国的文字，同时强制推行了语言、度量衡，甚至车轴距等等。秦要求各种符合秦国规定，废除其他诸侯国标准，古代文言的基本语法已经成型。后来直到宋朝，都延续了洛阳读书音作为标准语，为官者须会讲。秦、隋、唐征服蜀国导致洛阳读书音也迅速传播到了西南地区。

武则天时期，依靠告密当官的侯思止读书很少。一次在朝堂上说到「猪」时，他没有说「洛语」的「dyo（雕）」，而是按首都长安音读成了「jyu（诛）」,被人当场耻笑了一番，武则天听说后也忍俊不禁。在古代上层社会的正规交际场合，如果不说洛阳音或不标准，都会被耻笑，这在讲究身份、门第的古代是不可忽视的。

元朝法定蒙古语为国语，而明朝及清朝中叶之前中国的官方标准语一直是南京音。虽然永乐年间明朝的首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但进入北京的移民人士有一半都来自南京，南京音调就成了当时北京语音的正音基础，而南京官话则通行于整个明朝。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所传授、使用的中国语也是南京官话。

清初以满语为国语，随后汉语官话就成为了国语。由于迁都的原因，南京官话的腔调染上了北京音和北方话的腔调，生成了「北方官话」，主要通行于北京及周边的民间，地位远不如南京官话。到了民国，最初预定为官方语言的国音是南京话和北京话的结合，成为一个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普通话，不过后来改为以北京话为国音。

民国初期，当时预定为官方语言的国音是南京话和北京话的结合。其中，平翘、前后鼻、尖团区分、部分音调按照北京话，而部分韵母、入声音调按照南京话，成为一个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符合普通话。后来改为以北京话为国音，并且去除了北京话里的尖团区分。

尽管明清官府并没有对官话正式命名（官话是社会上约定俗成的称呼），也没有将官话进行推广，但它对中国普通百姓语音的影响是巨大的。明清时期各地汉语尽管大都与官话差别很大，但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官话的影响。越是官话使用频率高的地方，这种影响就越剧烈。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江西景德镇，长期作为官方瓷器供应地，官话在城区盛行，导致当地的方言往官话靠拢，最终出现只有三个声调这种赣语乃至整个“东南方言”极其罕见的现象。

官话的另一个影响是产生了带方音的官话（下文简称为“方音官话”）。古代非官话所在地的人，要学习官话，往往会受母语的极大影响，从而说出母语特征极浓的官话来。这就相当于今天的广东普通话、台湾国语等。方音官话与（标准）官话之间，只是口音之间的区别，而非方言之间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