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热爱西方自然科学，为什么大开国门来推动清帝国的发展呢？
清朝是历史上一个强盛的朝代，尤其在清朝初期，明君不断涌现，也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盛世，而康熙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文能安邦定国，武能平定三藩，所以很多人视他为明君的典范。
很多人推崇康熙为“千古一帝”，这和他的好学不无关系。历史上，康熙嗜书好学是出了名的。他很有语言天赋，精通满、汉、蒙、藏、维等多种语言，在接见蒙古王公时，可以流利地使用蒙语进行交流。他喜好书法，“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积今三十余年，实亦性之所好。”他喜读传统经典，无论是《周易》，还是《尚书》，抑或是《诗经》，他都能侃侃而谈，有自己的见解。对于“四书”，他坦言“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他熟谙骑马射箭，喜好体育锻炼，“年力盛时，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把箭。”
康熙精力旺盛，对什么都保持一种强烈的求知欲。于传统知识如此，西方自然科学更是如此。康熙在位时，东西方文化偶尔碰撞，他常常为自己专业知识的不足而局促不安。当时朝廷展开了一场天算历法的大争论，但无所结果。
康熙是明末以来中国皇帝中最具科学头脑和兴趣的一位“科技皇帝”。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他对科技的兴趣，以及他曾经颁布“容教诏令”对传教士们的鼓舞，均存在被误读的情况，究其原因，是传教士和欧洲思想家们对他抱以过高的期望，同时，为了增强路易十四对传教中国的支持，传教士们刻意误读康熙的开放、宽容的态度，也是他们这么做的重要原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时期欧洲对中国的兴趣，却是建立在这样的误读基础上，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对中国的误读反而构成了欧洲启蒙运动前期的重要的外在推动因素。
传教士们对于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初五日康熙对礼部前二日请求允许传教的奏折批示“依议”二字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奏折说：“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阿罗素，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可也。”此传教宽容诏书之获得，是徐日升、安多、张诚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苏霖神父说：“我们期待已久的日子终于来到，康熙三十一年，天主教自由诏令终被公布，那是康熙39岁，清王朝立国49年，中国皇权制度存在4644年。基督教信仰传入中国1056年，圣方济各·沙勿略逝世140年，耶稣会神父成立中华传教区109年，杨光先迫害教会后24年，时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生后的1692年3月22日。那一天，对所有的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来说，都是最大的快乐与永远的幸福。”
名师出高徒。康熙在玩中学，在学种玩，很久就有所成就。于玩，康熙无所不摸。他玩过地球仪，玩过“伽俐略式望远镜”，玩过婉转鸣叫的“机械鸟”，也玩过结构复杂的“金盘式手摇计算机”。于学，他又似乎学有所成。数学方面，他自己的独著《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医学方面，他命巴多明将西洋《人体解剖学》书籍翻译成满汉文，并将亲自实践，解剖了一直冬眠的熊;天文学方面，他只用了4天的时间，就计算出了太阳子午线的高度……
康熙好学，非常人能比。白晋夸赞“他生来就带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记忆力强，有惊人的天才。”康熙这么热爱西方自然科学，但为何没有受到触动，大开国门来推动清帝国的发展呢?
一是康熙虽然热衷于学习西方科学，但在内心深处，他对西学的态度比较复杂，甚至将其视为娱乐消遣的东西。对此，康熙曾这样说道：“天文历算，为王朝定鼎制历之所需;西洋铳炮军器，为护卫王朝‘百年之国祚’之所需;钟表器物，则为圣躬赏玩之所需。”
二是如前所述，康熙学习西方科学的初衷是处理政务的需要，更深处讲，是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以火器为例，康熙虽然看到西洋火器的厉害，但他只是停留在实际利用的层面。为了平定三藩之乱，康熙命南怀仁制造适应南方地形的机动火炮，而当南怀仁“依洋式铸造新炮”，并进献《神威图说》时，其介绍西方的制炮理论和方法并没有得到推广。康熙骨子里重视类似“马上取天下的”的祖训，进而压制火器制造，逮到清朝“机关枪”发明者戴梓被流放沈阳后，火器发展也渐趋停顿。
三有窒塞民智的嫌疑。塞民智，无非是减少民变的可能，以便更好地维护统治。关于这一点，有一个故事流传很广。外国传教士给康熙进献手摇式计算器时，康熙爱不释手，大叹绝妙。赞赏之余，转过头就对身旁的儿子说“勿为汉、蒙所学”。康熙的心态由此可见一斑。
综合来看，康熙是真正的学霸，成就了自己，在格局上却失去了帝王的风范。对于西方科学，也只限于吸取有益于维护统治的成分，而掩盖其背后的学术理论，甚至禁止传播。关于这一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有说法“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愈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矣。”这种观念，不仅为康熙所支持，更为后来的洋务派所继承。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世人的短视，直接阻碍了清朝的近代化进程。与明末对待西学的态度相比，清初的皇帝将其归入自己的个人爱好范畴，并以此作为炫耀自己博学、增强统治魅力的手段。而士大夫们也无法像明末一样积极、主动而普遍的学习西学，沦为康熙“西学中源”说的爪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