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真正的王安石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司马光 欧阳修 苏轼都跟他反目成仇？

在历史上出过很多的诗人，但一些诗人不仅仅有一个身份，有很多诗人都做过官，北宋时期的王安石不仅仅是一名文学家，还是一位改个价，但他却和司马光、欧阳修、苏轼也分道扬镳，而这一切也都是因为王安石变法。

北宋是中华历史上非常特殊一个封建王朝。之所以称之为特殊，主要因为宋朝发展态势呈现极端化。它的主要表现在文化和经济领域极度繁华，而军事方面又极端积弱。

文化的发展必然是大批文人墨客相互推动的结果。宋朝的文史影响力超过前边的“强汉盛唐”。像宋四家“苏黄米蔡”、欧阳修等人涵盖了书法绘画诗词，政治文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最为代表，还有经济上的王安石变法。文风盛行下的北宋，兼具文政是所有历史人物的共同属性。我们就来说说最为代表的“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苏轼”。

王安石最为称道的是王安石变法，也是王安石留给后世最宝贵的遗产。纵观历史上，但凡政治上能够留名青史的必定有过人的刚毅性格，王安石也概莫能外。

北宋中期，所有的政治精英都感觉到了北宋的统治有问题，需要进行改革，但自从仁宗年间范仲淹改革失败后，朝臣们对改革趋向比较保守，也一直不敢着手变革。因此北宋的问题就一直被拖着，越来越严重，每个人都知道需要变法，但包括皇帝在内都没有勇气去做。直到宋神宗上台后，坚定的启用了一直在民间等待变法机会的王安石。而此时朝堂上的欧阳修和苏轼是支持王安石主持变法的，司马光等人也不想阻拦，毕竟大宋的时局确实需要变一变。

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从他的诗词当中就能够看到这种刚毅的影子。王安石最有格调、格局的诗之一《登飞来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就可以看出他不畏艰难、敢于冒险、高瞻远瞩的开拓精神，格调之高、意志之坚、气场之大体现的淋漓尽致。

这一点在他后来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尤为明显。简单说王安石在改革之前，与司马光、苏轼、欧阳修、黄庭坚都是志同道合的文友，这种关系仅仅是在文艺上的惺惺相惜，却不是政治上的通化。在政治上，王安石绝不容许任何人能够干预新政的推广，这才造成后来“文友”集体与他反目。

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和问题都不一样，然而王安石却是不管不顾全国统一推行，他的这一行为严重伤害到了农民的利益，继而引起了中立派欧阳修和苏轼等人的反对，司马光等守旧势力更是与他势同水火。但王安石不思过失，反而利用皇帝对自己的信任，纷纷罢黜国家栋梁，提拔一群没有德操的小人之辈。王安石之前大臣们就算意见不合行事都有分寸，王安石之后所有的人都是为了党争而党争，为了反对而反对，自此北宋朝堂的政治清明不复存在，且一群幸进小人如吕惠卿、蔡京等窃居高堂之上，大宋第一个文字狱因这群人而起，苏轼也差点被整死。使得神宗过后，北宋糜烂的政局一直延续到了南宋，直至灭国。

司马光准确地说，不像宋四家作为文学家成分纯粹，他更像是一个政治家，是王安石新政的对立面。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就可以看到，司马光身上有着浓郁的政治色彩。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反目，源于王安石推行新政的过程中，过于触动了旧贵族阶级的利益，司马光也在王安石清理的名册当中，司马光由此暂时告别政治舞台一段时间。作为政治家离开朝廷、离开政治舞台就跟演员被雪藏一样，这种切肤之痛使得司马光对王安石彻底失望。

这就是司马光东三再起以后，非要制王安石于死地，王安石新政也在一夜之间付之一炬。

苏轼遭到王安石打击和司马光是一样的，同样源自新政。但是苏欧不像司马光那样采取如此强烈的政治反击手段，毕竟苏轼更多的是文人，政治音律五音不全。面对王安石新派的打击，苏轼更多的是在朝廷的流放过程中选择自我放逐，寄情山水。此时苏轼写下众多名篇，比如：“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苏轼起先是反对新政的，视新政如洪水猛兽。后来却极力拥护新政，反对司马光。这与两件事情密不可分。一是乌台诗案，苏轼等28位好友受到牵连，得到王安石的极力保护才得以洗脱罪名。二是正是王安石政治上打压苏轼，苏轼在流放的过程中，看到新政在民间取得很大的成效，受到老百姓的极力爱戴。苏轼觉得自己之前错怪王安石，所以在王安石变法失败罢相以后，又极力站在王安石一边。

综上来看，王安石是一个性格刚毅、政治力道过硬的人。司马光是旧贵族实力的代表，本质上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苏轼、欧阳修则是文学家，政治素养没有前二者高超。他们之间的怨恨，其实很简单：王安石和司马光是政治立场问题，这是不能缓和软化的。王安石和苏轼、欧阳修是政治无悔问题，在后来苏轼的态度表现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王安石的人品、才华、风骨都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才能和欧阳修、苏轼等人交好，但行事过于极端，导致后期与司马光不相往来，欧阳修死后，唯苏轼与王安石私下还有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