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朝的赵高开始，几乎每个朝代都出现了宦官乱政的情况 为什么宋朝能成为唯一没有出现宦官乱政的王朝？
宦官，俗称太监，是中国古代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他们地位低下，命运悲惨，但他们中的有些人却利用与皇帝的亲密关系胡作非为，他们甚至能掌握朝政，使国家陷入混乱。纵观中国历史，几乎每个朝代都出现了宦官乱政的情况，只有在宋代没能出现宦官乱政的情况。为何宋朝能成为唯一没有出现宦官乱政的王朝？
宦官为害之巨大，世人常说汉、唐、明三代。东汉、唐末的宦官势焰之大，左右朝堂、军队，天子立、废、生、死都操之于手。自唐之后，历经五代、宋、元，宦官仍在朝堂占有颇居影响的地位。至明永乐年开始，宦官开始用事，历时最久，但势焰远不如汉、唐。及至清代，因袭明制，但对于宦官却一反明代所为，管束甚严，立有宦官不许出京之戒，已无此前的豪横。
北宋其阉党之祸虽远不及汉、唐有影响，但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中同样参与广泛。在《宋史宦官传》开篇中就提到“然而宣政间童贯、梁师成之祸，亦岂细哉！南渡苗、刘之逆，亦宦者所激也。”
建国立邦之先锋 势焰由小而大
北宋立国之初，鉴于之前唐末宦官祸国殃民、为祸亡国的历史教训，“对其深以为戒”，规定宦官不予参预政事，应担当“禁庭洒扫之职”，从人数、组织机构、职掌以及官阶等方面，都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宋史宦官传》中开篇第一句就说“宋世待宦者甚严”“掖庭给事不过五十人，宦寺中年方许养子为后”，这时的宦官手中的权力还很小，没有能力去专权干政。
不过这些都是相对而言，宋太祖赵匡胤是武将出身，唐末的藩镇拥兵，五代的政权割据，让他有感于骄兵悍将之霸道，因此，他对身边武将是多有猜忌。为了改变唐末五代时期，君弱臣强的局面，赵宋皇帝对行政机构、军事指挥、财政管理、官员选拔等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就这样，宋朝的兵权收了、财权收了、赏罚刑政一切都收了，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在军事领域，是收缴兵权，使将不专兵，兵不识将，一架庞大冗余的行政、军事统治机器和重文轻武的行政体系就这么建立起来。
而且，为了避免“黄袍加身”再次上演，赵匡胤及其后人还是把防范、抑制武将放在了首位，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可以说是唱了出好戏。其后，利用宦官参预军事成为了较为重要的手段之一。
宋朝建国伊始，这些宦官主要是来自陈桥驿兵变后留用的后周宫廷宦官人员，根据《宋史宦官传》宦者一中的记载，如窦神宝、王继恩、李神福家族、阎承翰、张继能家族、石知颙家族。从宋太祖时，就开了宦官参与军事活的先河。最初，宦官只是作为皇帝的特使，去宣读圣旨，慰劳军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各项军事工作的宦官人数遂逐渐增多，并且被授予的权力也是日益膨胀。
如宦官李神佑“乾德五年（967年），征太原，负御宝从行”， 开宝二年（969年），又从征太原，下诏征收军储，及虑而扰民，“令神驰驿止之”。开宝三年（970年）时，宋军攻打南汉时，李神佑随军负责赏赐，获胜后，又负责押运南汉的财宝回京城，之后，又随宋将平叛南征等。
不仅是李神佑，像张崇贵、窦神宝、卫绍钦、李神福等，还在各处征战过程中，督战、督运粮草、统兵应援、兴修工事、宣慰安抚直至亲自上阵。如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时，宋朝兵马包围太原，太宗赵光义亲自督战，一众宦官也随军出征，卫绍钦“从征太原，命督诸将攻城。刘继元降，命领骁卒先入城，烧其营栅，迁殿头高品。”韩守英“初为入内高品，从征河东，数奉诏至石岭关督战，取隆州，迁殿头。”
柴德庚曾说“北宋四十三人（宦官）考之，领禁兵立功者凡二十七人，此又前史之所无”。这些宦官由于军功显赫，势力渐渐有所抬头，在皇帝身边对军政大事有了一定的发言权，自宋太宗雍熙北伐时，这些宦官还有了一定的实际职务。通过《宋史宦官传》中记载的窦神宝在雍熙、淳化年间在宋太宗身边参与边事机务的一些内容可见一斑，“雍熙中，朝廷遣使绥、宥、麟、府州，募边部愿攻契丹者，赐以金帛。神宝上言：「狼子野心，由此或生边隙。」乃止。俄转殿头高品。
淳化中，使河东，阅视堡栅兵骑。慕容德丰自邢台徙延州，未至郡，诏神宝乘传权州事。”这里的窦神宝不仅说话有份量，还有了出使阅兵、管辖州郡的权力。到宋真宗景德元年澶渊之役后，依然有宦官参与临阵指挥与沿边守备的职务。如石知颙“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为并、代州钤辖，迁庄宅使，徙镇、定、高阳关钤辖”。
据统计，北宋一朝宦官担任钤辖一职的有十四人，担任过都监一职的有十六人，担任巡检职务的有八人，还有担任监军职务的六人。钤辖、都监、巡检使这些都是级别不同的地区统兵。到澶渊之盟后，更是出现了担任任防御使、观察使这样中高级级别职务的宦官，这就使得宦官有了典兵之权，大大增加了自身的权势、地位。
不过，这一时期的宦官势力在达到一定程度后，赵宋皇帝还是有所警惕的。《续资治通鉴·宋纪·宋纪二十六》记载，宋真宗曾说谓辅臣曰：‘前代内臣，恃恩恣横，蠹政害物，朕常深以为戒，至于班秩赐与，不使过分，有罪未尝矜贷，此辈常亦畏惧。
事实上，在宋太祖、宋太宗时期，针对宦官及其属下侵害民利、滥杀无辜，在军中多挠帅权、争权夺利，陷害武臣的种种不法行径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种种弊端，也往往是根据宦官的个人表现而定，并非一棍子打死，毕竟皇帝们既希望军队能够打胜仗，也希望自己能够牢牢地掌握兵权。这里面还是有一部分宦官在军事活动中是有良好表现的，从皇权角度而言，有意识地通过阉将们对军队尤其是武官加以监视、打压，实行的基本上是削弱与压制政策。换言之，北宋统治者在抑制文臣武将的同时，其实也抑制了宦官势力的发展。
卷入政治斗争漩涡的宦官势力
“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的关系相对缓和，宋朝在边境上大力推行“营田开渠”以此为御戎之要。仁宗一朝时，宦官群体曾在河北主管屯田或是开凿池塘工作。客观地说，这些宦官也的确为北宋的边防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不过，摁下葫芦起来瓢。这时的北宋王朝内部矛盾频发，西线又战事不断。北宋政府一方面平定内乱，一方面鼓励熟谙韬略、身怀武艺的文臣改转武职，实行文官统兵。其中，有“诗书之将”之称的刘平出任任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副总管，宦官卢守勤任钤辖一职，结果在仁宗康定年间的延州之战中被西夏李元昊打的一败涂地，刘平、石远孙部全军覆没，卢守勤也从钤辖降为了都监。但毕竟卢守勤是宦官，朝中有人好说话，后来还是“复恩州防御使，迁利州观察使，历真定府、定州、北京路钤辖。”
庆历七年（1047年）时，贝州发生利用弥勒教组织的起义，宋仁宗以文彦博为安抚招讨使，宦官梁从吉也参预了此次平叛行动。到宋神宗时，参预军事的宦官人数至少达到十六人，几乎达到了历朝人数的一半以上。这其中以宦官李宪最有代表性，以监军起家，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活跃在北宋西北战线，多次与西夏交锋，高居经略安抚使兼制置使，统兵开边，“军前诸将皆受宪节制，其实大帅”，算是时任宋朝以来权势最大的宦官。
不仅在军事领域，在政治领域宦官势力也被卷入其中。一直以来，宦官和以宰相为代表的文官集团是两个不同利益的群体，两者是即对立又勾结的关系，但多以斗争为主。从宋仁宗、英宗、神宗再到哲宗，变法派与保守派的矛盾日趋激烈，加上皇帝的主导思路又多变，这期又出现了阎文应、任守中、石得一、李宪、王中正、陈衍、高居间、宋用臣等一批宦官也卷入其中。
这些宦官掌握大权后，文官集团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出现士大夫与宦官相互勾结的现象。如，神宗一朝，宦官李宪用事，“朝廷之威福权令持于其手，官吏之废置用舍出于其口”。又如宦官阎文应涉足宫廷之争，与宰相吕夷简密谋，怂勇宋仁宗废掉郭皇后，而吕夷简正是当时推行庆历新政的范仲淹的政敌，促成了庆历新政的失败。
王安石变法过程中，部分宦官无法恣意索取、从中渔利，从而也随各派卷入了激烈的党争之中，肆意攻击王安石。例如，宦官陈衍充任宣仁太后爪牙，参与政权争斗，反对变法。宋哲宗即位后，忽而支持旧党忽而支持新政，元祐年间党争不断。有御史弹劾陈衍在宣仁太后掌权时，是“怙宠骄肆，交结戚里，进退大臣，力引所私，俾居耳目之地。”结果是宰相章惇兴起大狱，“诬元祐诸老、大臣，云结衍辈以谋废立。”结果是没审出什么有力证据来，“安惇、蔡京乃奏，衍疏隔两宫，斥随龙内侍十余人于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意在动摇，大逆不道。乃诏处死，令广西转运使程节莅其刑。”
王朝危难时刻的宦官
在北宋后期，这时的政治已经相当腐败，土地兼并现象激烈，国内矛盾尖锐，而宦官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政和六年（1115年），由宦官杨戬设立了第一个公开掠夺土地的机构－西城所。
到宋徽宗时，“六贼”（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勔、李彦）之中已有三贼是宦官，宦官童贯、梁师成等在政治方面得到了很大范围的信任和重用。到徽宗时期，军政大权几乎全部握于宦官童贯、谭稹等手中。他们不仅在干预朝政、利用皇帝的信任和手中权力谋取私利，还与宰相蔡京勾结，谋取军功，排挤打压反对自己的文臣武将，进一步激化了内部矛盾，使得本就风雨飘摇的北宋社会政治更加黑暗。
童贯，本从小在宫中当太监，为北宋宦官首恶，此人出身宦官李宪之门。善于趋炎附势，望风使舵，得到蔡京信任后，屡被提拔，到政和元年时，被提拔为了校检太尉，还提任出使辽国的使臣。回国后，得到了火箭式提拔，主管枢密院、节制九镇，晋封太傅、泾国公，权势之大盖过丞相。时人称蔡京为“公相”，称童贯为“媪相”。后因为镇压方腊起义有功，被封为太师，手握兵权20余年。
梁师成，习文法，稍知书，受到宋徽宗的宠信，得中进士，不仅如此，开宦官参加科举考试登堂及第先河。其后，梁师成得以升任晋州观察使、兴德军节度使，又再升为太尉、太傅，权比宰相，人称梁师成为“隐相”。后来，宋徽宗发现宰相王黼与梁师成相勾结，同为六贼之一的朱勔又趁机攻击，导致宰相王黼被罢官，梁师成失宠。梁师成后来转投太子赵桓，才得以保全其身。童贯、梁师成、李彦等宦官既得志于政治、军事领域，在干预经济领域便也是易如反掌，他们打着皇帝的旗号，大兴土木、谋取私利，在国内吞噬民田、强占土地，导致北宋社会民不聊生，社会政治更加黑暗，从而加速了北宋政权的灭亡。
说起宦官干政，真可谓历史久远。从秦朝的赵高开始，几乎每个朝代都出现了宦官乱政的情况。且不说汉族王朝中的秦、汉、唐、明，就连少数民族建立的辽和蒙元也出现了宦官专权的情况。但是宋朝成了唯一的例外，这个朝代由始至终都没有出现权倾朝野的大太监。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出现了这个情况呢?
一、唐朝的前车之鉴，宋朝历代皇帝一直牢牢谨记
从盛唐时期的高力士开始，唐朝就开始出现了宦官干政的情况。到了唐朝的后期，宦官掌握了京城驻军的指挥权，不仅可以对各级官员随意任免，甚至可以任意的废立皇帝。唐昭宗李晔还为亲王时，大宦官田令孜骑马经过，李晔只能站在路旁向他行礼，而田令孜并没有任何谦虚的表示，骑马直接离开了。
唐朝灭亡以后，宦官势力终于消亡，可惜还有人改不掉这一点。后唐庄宗李存勖在灭掉了后梁和前蜀以后，疯狂的信任太监，给宦官们很大的权力，而对跟随他南征北战的将士们几乎没有任何赏赐，寒了将士们的心。最后部队发生了兵变，李存勖被杀。
如果是秦朝和东汉的宦官乱政还比较遥远，那唐朝和后唐的教训可还是历历在目，从宋朝建议之初，宋太祖就对太监多加限制，警惕宦官们乱政。到了他的弟弟赵光义在位时期就更加彻底了，虽然这位皇帝打仗的水平差了点，但是玩内政绝对是一个十分出色的人。这位皇帝绝对是一个宅男，他写出来一部类似于“行为准则”的手册，上边清清楚楚的写明了宦官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大小宦官只要照着这个手册做就可以了。如果宦官们想玩猫腻，那么他们惨了，这位皇帝在这方面堪称心狠手辣。
二、宰相权力的空前扩大，使宦官无法干政
从宋朝建立之初，皇帝们对士大夫都非常尊敬。在宋太祖和宋太宗时期，这两位大神的水平都比较高，不需要宰相们过多的帮忙，他们自己完全就可以处理。当时到了宋太宗的儿子宋真宗即位以后，情况发生了大逆转。由于宋真宗的即位全靠宰相们帮忙，对于恩人们应该有所表示，表示什么呢?宰相们什么也不缺，那就增加权力好了;同时宋真宗的治国水平也有限，不得不依靠那群宰相们，所以宋朝的相权在宋真宗时期空前扩大。
相权的扩大就意味着君权的降低，宋朝的宰相们权力正是大上天了。不但在国家政事上矫正皇帝的错误，就连皇帝的私生活也不放过。皇帝都被管成这样了，宦官作为皇帝的奴仆，又能好到哪里去。在宋朝的全部历史中，无论是再得宠的宦官看到宰相大人们，都是笑着脸额外还得点头哈腰。在宋仁宗赵祯病重期间，宰相们担心皇帝的身体状况，提出了这群宰相们居住在后宫陪伴皇帝的要求。这如果放在明清两朝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在宋朝就不一样了，后宫的总管太监竟然不敢反对。而且仁宗皇帝康复以后，既没有责怪宦官办事不利，也没有责怪宰相们大逆不道。
三、宋朝宦官的数量少，降低了干政的助力
宦官干政就一定需要帮手，至于帮手也一定是宦官。但是宋朝的宦官数量少得可怜，使宦官想干政都没有帮手。宋朝的皇宫是历朝历代中最小的，皇宫规模小，自然人员也少。在宋太祖赵匡胤时期，宫中一共只有130多个宦官;即便到了宋徽宗这个败家子的手里，宫中的宦官也不过才700余人。这与明清动辄成千上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宦官人数少，其中的能人就更少了，随意宋朝即便出现一两个有智商的宦官，他也做不了什么事。
宋朝宦官的质量也是不得不说的。在整个中国历史中，统兵打仗的宦官共有27人，仅宋朝就占了18人。宋辽大战时期，一位叫做秦汉的宦官，身在最前线，为了能够随时抗击辽军，两个多月没有解下身上的铠甲。他死了以后，宋朝的军队以父兄之理将他安葬。宋朝中期的李宪负责进攻西夏，也是立下了赫赫战功。那怕是徽宗时期的童贯，虽然被封为郡王，但是他也是懂兵知战的。从这方面来看，宋朝宦官的高质量也是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