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东晋'门阀'如何造就家族腐败奇葩
正是因为阶层流动不起来,而士族本身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了南北朝后期,终于发展成为阻碍社会政治进步的种姓毒瘤。王敦、王恺、桓温、庾亮等人,搞腐败的搞腐败,搞小圈圈的搞小圈圈,搞政变的搞政变,祸国殃民,下场自然也惨。<br/> 谈谈魏晋和南朝的门阀士族问题<br/> 啥是门阀?<br/> 士族,基于氏族,同为仕族,归于世族。这个生动的古代政治标本显示,利益集团的形成,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br/> 东汉后期的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公务员世家。因为当时士人主要通过察举、征辟出仕。被举、被辟的人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如果出于公心,你举荐来他做官,贤能上任,自然没有问题。<br/> 可是,现在问题偏偏来了。有的门生、故吏不论才德,为了利禄不惜谄附、贿赂以求固结。部分大官僚也乐得与自己的门生、故吏结成利益集团,以增加自己在朝中的政治能量。两者是可取所需,这就形成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从魏晋到南朝,愈演愈烈,以至于后代无论何人修史,这些都成了绕不过去的奇葩现象。<br/>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25/C1/25C158C1D60D39384E2EEF238BA3AAE1.jpg"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刘邦打下汉天下,收拾民心使用的就是古代司法公平的1.0版,即“杀人者死,伤人者及盗抵罪”。<br/> 一个视生命尊严和法制约束为无物的社会,他的体制大概是渐渐病入膏肓了。<br/> 当时的组织风气和社会风气很不正常。<br/> 东晋有个尚书令叫刁协,颇有那个时代“三严三实”身体力行者和奋力捍卫者的味道。这样一个高级官员,因不肯与当时门阀世族相沉浮,不满他们凡事崇上抑下,而且对优游无事、贪污腐化、朋党比奸、趋炎附势的风气深恶痛绝,成了当时士族山头头目王敦的眼中钉肉中刺。最后王敦甚至假借“清君侧”的名义,在武昌动用国家公权和暴力机器举兵伐之。<br/> 山头主义门阀为啥长不了<br/> 这就不难理解了,为何搞“山头主义”封闭圈子那一套,必然会出事。因为门阀士族,就是通过仕宦途径和婚姻关系来维护门阀制度,形成封闭性集团。这种封闭性和排他性,必然给政治稳定带来种种动荡不安。<br/> 这种等级森严的士族制度,只要进入他们的核心圈子,就可以坐上火箭飞升,“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比什么西山会快多了。至于文武才能,吏治考绩,那些都是浮云。一个祖上资荫,便可抵祖逖北伐之功。<br/> 梁时流行一句谚语:“上车不落则著作(郎),体中何如则秘书(郎)”。意思是说,那些士族子弟生下后,只要到坐车掉不下来的年龄,便可做著作郎;只要会写两句信中问候的客套话,便可当秘书郎。所以纨绔子弟们,一个个“熏衣、剃面、傅粉、施朱”,打扮得妖里怪气,还要装得“从容出入,望若神仙”。<br/> 这样的接班人,能靠得住吗?这样的政治,岂止是腐败两字所可以概括。<br/> 套用千年以后美利坚的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所说的,门阀士族的政治体制发生了所谓的固化,固化到一定程度就失去了弹性。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凡是固化的东西,不是被风干,就是要坏死。因为环境、社会和这个世界变了,可是政治体制没有办法去推动质变,来适应外部环境和社会内在的变化,那么这个政治体制就发生了政治衰败。衰败的最直接表现,就是魏晋南朝长期积贫积弱,面对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无能为力。<br/> 有人说,任何政治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存在封闭的惯性和倾向。但如果要继续发展下去不至于车颠船覆,则必须改弦易辙秉持一定的开放性才行。比如后来隋唐遂行的科举制,就是对门阀士族制度最好的纠偏。选贤任能,保持社会流动通道畅通,这种思路,即使在今天看来,依旧是行之有效的。<br/> 有的人却与此背道而驰。甚至发展为家族式腐败,为此不惜全家腐,落了个要在监狱里照全家福的下场。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门阀士族”的阴魂观念不散,比如贪腐都是为了孩子,希望他们读名校、用名牌,开豪车、住豪宅,甚至将来居高位,子子孙孙无穷馈也。<br/> 还是举一个洋人的例子吧。巴菲特腰缠万贯,但他并不准备将自己的财产都留给子女,而是逐渐将他拥有的财富捐给基金会做慈善事业。因为人家看得很清楚。巴菲特告诫孩子们说:“那种以为只要投对娘胎便可一世衣食无忧的想法,损害了我心中的公平观念。”<br/> 跑题了,言归正传。正是因为阶层流动不起来,而士族本身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了南北朝后期,终于发展成为阻碍社会政治进步的种姓毒瘤。王敦、王恺、桓温、庾亮等人,搞腐败的搞腐败,搞小圈圈的搞小圈圈,搞政变的搞政变,祸国殃民,下场自然也惨。<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