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野史

民国第一案始末：土匪绑架外国政要只想被招安？

本文摘自：《北京日报》2013年04月23日第17版，作者：佚名，原题为：《“民国第一案”》。 山东水泊梁山妇孺皆知，上世纪20年代，也是在山东，一支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的草莽武装轰动了世界。他们在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交通动脉津浦线上，制造了号称“民国第一案”的临城火车大劫案。 这伙土匪打劫了一辆“国际列车”，绑架了三十余名外国乘客和三十名中国乘客，一时间举世震惊。 破坏铁路、劫掠火车，看上去有些许美国西部片的戏剧特征，但这伙民国时期的绿林草莽身上的中国本土色彩更为浓重——像《水浒传》中的宋江一样，他们干出惊天大案的目的却是想被“招安”。 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兵就是匪，匪就是兵。土匪做成了气候，便成为张作霖、张宗昌那样的一方诸侯。一伙以“招安”为目的的劫匪，一场轰动世界的火车劫案，反映出的是当日中国军阀林立“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政治生态。 “蓝钢皮”骤停 1923年5月5日，连接中国南北的津浦线上，一辆从江苏浦口开出的“特别快车”正在疾驰。 这辆崭新的列车是当时的交通总长吴毓麟花重金从美国购置的，车上设施极为考究，车厢为全钢质地，外涂蓝漆，因此又被人称作“蓝钢皮”。精美的设计意味着相对高昂的票价，一般只有中国的上流显贵和外国人才有能力支付。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31/88/3188A4C4F17EAAE50BCBFB80CBAB56AE.jpg"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李白斯，还有美国《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等新闻界人士亦然在列，他们是为了到山东境内采访而来——由美国红十字会拨款赈济的黄河宫家行礼大会即将召开。 鲍威尔来过中国多次，对各地的风土人情比较熟悉。列车行至半途，他兴致勃勃地向同行者们显摆他的中国知识：火车现在经过江苏、安徽、山东三省交界处，这里是很有名的“土匪窝”，他们原先大多是军阀手下的士兵，后来成为散兵游勇，无以为生，便干起了土匪的勾当…… 这个有几分卖弄的“中国通”，此时还不曾想到，自己很快就要零距离接触到中国的绿林好汉了。 当日凌晨2时许，一阵尖锐凄厉的金属摩擦声响起，那是列车在紧急刹车，车速急速下降。巨大的惯性把很多人甩出了座位，行李物品和乘客们相互砸在了一起。在一片混乱之中，列车脱轨，陷入了路基下松软的泥土，一动不动。 车外响起一片叫喊，还夹杂着零星的枪声，鲍威尔把头伸出窗外，想一探究竟。黑暗之中，他刚刚看到一群持枪的人蜂拥冲向列车，一颗子弹就从头顶上“嗖”地飞过去，吓得他赶紧缩回了头。 持枪的匪徒们用枪托砸开了厚重的车窗玻璃，随即翻窗冲入了列车，命令乘客们立刻下车。然后，他们便开始搜罗财物和行李。一等车厢中有个叫罗斯曼的英国人，对持枪匪徒进行了莽撞的反击。据鲍威尔回忆，“罗斯曼愤怒地拿起桌子上的茶壶砸过去”。土匪举枪便打，罗斯曼倒地身亡。 死亡震慑了头等车厢中的几十名外国人，他们再也不敢有任何反抗之举，乖乖地走出车厢。鲍威尔的旅行袋中携带了一支自动手枪，同车厢的法国人柏茹比手中也有一支左轮手枪，他们主动缴了械。土匪们对于这样的合作态度显然非常满意，缴械者获得了特别的优待——别的男女乘客只能穿着睡衣、赤足被赶下车，鲍威尔二人却被允许穿好衣服鞋袜。 “蓝钢皮”上的20名乘警，在枪声响起的时候就已经逃之夭夭。 一些土匪端着枪看守下车的乘客，其他人继续洗劫列车，旅客的行李、邮车的邮包，车上配备的床垫和毛毯，无一幸免，一个土匪甚至将车上的电灯泡也卸下来，塞满了口袋。 乘客们以为，这伙歹徒的目的仅仅是求财而已，未曾想到，自己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劫掠的最终目标——除了趁乱逃脱者之外，所有中外乘客都被要求排成单行，沿着一条干枯的峡谷向山中进发。 列车被劫的事发地是距离临城站3里的沙沟山。负责驻防临城车站的山东第六混成旅一团一营营长万伯龙很快接到了报告，立刻率部追击。6日10时左右，军队追上了绑匪的队伍，双方发生了交火。 但是军队的士兵很快明白，他们枪口直接对着的并非匪徒，而是被推到阵前当“人肉盾牌”的人质，那些外国乘客们还挥舞着白色的毛巾，表示“别打”。投鼠忌器的万伯龙只能下令停火，眼睁睁看着绑匪裹挟着人质遁入深山。 被劫的人质到达了终点，绑匪的大本营——山东枣庄抱犊崮。他们被劫的消息迅速传开，震惊世界。人质共有外国人39人，被称为“洋票”，中国人30人，被称为“华票”。 [page] “利在津浦” 盘踞在抱犊崮的绑匪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其头领名叫孙美瑶，官衔是“山东建国自治军第五路军总司令”。 如今的抱犊崮是一个森林公园，风景如画，游人如织。若不是山脚下那块描述劫车往事的石碑提醒，没有人会想到当年就在这里曾发生一起轰动世界的大劫案。 孙美瑶当年只有25岁，和市井小说中描绘的满脸横肉、神色凶恶的江洋大盗不同，他面目白净，颇有几分书生相。 前山东省枣庄市文史委员会副主任赵文林介绍，孙美瑶共有兄弟五人，他是老五。孙家原本是个殷实之家。但孙美瑶年轻气盛，结交甚广，朋友中不乏绿林中人。当地官府认定孙家“通匪”，以此反复敲诈索贿。一来二去，惹恼了孙氏兄弟，孙美瑶和大哥孙美珠索性真的到抱犊崮落草为寇了。 凭借相对雄厚的财力，孙氏兄弟的队伍很快壮大。 1922年，孙美珠在行劫傅家庄时死于山东第六混成旅的枪弹之下，孙美瑶成为了新的首领。 为报杀兄之仇，孙美瑶对傅家庄采取了报复行动，绑架了傅家庄的大财主赵荣廷。岂料这一下捅了马蜂窝，赵家财大势大，直接找到了山东督军田中玉求援。田中玉马上派兵围住抱犊崮，并下了死命令“拿不下来，军法从事。”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32/6D/326D6F38DEC37163438FE68347996251.jpg"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毛遂自荐，主动要求下山当信使。如此提议可谓正中土匪们下怀，此时和山下的谈判断绝，他们正想找一位“使者”来和官军们恢复接触。次日清晨，在土匪们的“鼓掌和欢呼声”中，鲍威尔和两位土匪代表骑着骡子下了山。送完信后，鲍威尔又非常诚信地按约在当天就返回了抱犊崮。 这次孙美瑶的条件有所收敛：官军撤回驻地;自交涉之日起，接济粮食和款项;按四个混成旅编制，归中央军队直接统辖;补充枪支大炮，驻地不得出鲁;预发饷项和欠款;外国人签字和中国绅商担保。 官方的回应是，除了撤军一条，其余皆可商量。孙美瑶认为得不到安全保障，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这时候，官军一方也出现了一位毛遂自荐者，江苏徐海镇守使陈调元向田中玉表示，自己愿作官方人质进山，谋求土匪们的信任，以便履约。 陈调元也当真了得，6月2日上山谈判，当天就带回了4名“洋票”和4名“华票”。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赵延庆说，陈调元是江苏官员，临城劫车案发生在山东境内，原不关他的事，后来因为事情久延不决，曹锟要江苏军务督办齐燮元派人帮忙，齐才派了这员大将去。陈调元其实早就到了枣庄，这时候主动介入应该是看到了谈判成功的机会。不过，与空口说白话的吴毓麟不同，陈调元敢说就敢做，真的进山谈判去了。 而陈调元也确实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赵延庆分析，首先对一直敌对的田中玉和孙美瑶来说，陈调元算是个“第三方”，正好居中调停;更关键的是，陈调元行伍出身，又与帮会中人素有交往，可以说对军、匪两边都相当熟悉。而且，他在江苏徐海镇守使任上的主要政绩，就是肃清了苏北一带的大部分土匪，对土匪是剿是抚、该软该硬，手法纯熟。 据说，上海著名的黑道大亨黄金荣以上海商会代表的身份，和陈调元一起上山谈判，这次谈判也是这位黑道大佬的一次传奇经历。但这种说法只见诸事后的演义文章，当时参与谈判的上海商会会长方椒伯等亲历者的回忆中，没有提到过黄金荣的任何信息。 为了自身安全，陈调元也提前做了布置。他是带着自己的两个旅来到山东境内的，上山前，这两个旅都被布防在了抱犊崮山下，以防不测。 陈调元上得山来，和土匪们以一口的江湖腔对话，对于孙美瑶，更是一口一个“大当家的”。再加上他生得一副憨厚粗豪的模样，孙美瑶等人对他心生好感，认为陈镇守使和那些横眉立目的本地官员大不相同，可以亲近。 孙美瑶被围困多日，估计也是寝食难安，双眼熬得通红。陈调元见状，立刻把自己戴着的墨晶眼镜摘下来送给了孙美瑶，并殷切嘱咐“老弟一寨之主，关系重大，应格外保重。” 虽然已经称兄道弟，谈判仍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此时官匪的矛盾主要集中在收编人数上，为了达成对己方有利的条件，陈调元与孙美瑶斗智斗勇。 在临城大劫案中，有30名中国人被绑做“华票”。也许是绑架中国人在孙美瑶眼里并不算什么事，他在谈判中也没把这些“华票”当做筹码。倒是陈调元主动要求为“华票”付赎金，孙美瑶对此自然乐于笑纳，却不料被陈调元的政治手腕结结实实摆了一道。 在孙美瑶设宴款待上山众人时，陈调元当众做了这样一番声明：“山上未释诸华票，孙当家并不要钱来赎，但我认为众兄弟都很穷困，想在座诸位能设法帮助若干，则可圆满解决。”此时他的目光对准了一同上山的上海商会秘书孙筹成，孙筹成不明就里，未做任何表示，孙美瑶等人却按照陈调元的“引导”，认为这个“有钱人的组织”会拿出重金。钱财动人心，当官方最终把收编人数定为3000人，但是其中300人由孙方自筹军饷时，孙美瑶也未再多做什么坚持。 12日，官匪双方举行签字仪式，孙美瑶部众接受招安，编入山东新编旅。签字第二天，所有“洋票”下山。而“华票”的赎金，则完全是孙美瑶的一厢情愿了。陈调元说的其实不过是个倡议，上海总商会从来就没有这个想法，自然不肯付款。而孙美瑶此时已经军装上身，没法像土匪那样“撕票”了，除了大骂陈调元狡猾，也无计可施，只能无条件开释临城劫案的中国人质和之前山上的“旧票”。 成功解决临城大劫案让陈调元名声大振，一时中外闻名，被人称为“治匪能手”、“黄天霸式的英雄”。8月30日北洋政府委派陈调元为皖、苏、鲁、豫四省剿匪总司令，陈成为江苏军队中的实力派。 [page] 临城决议 “洋票”们回了家，但事情还没完，8月10日，十六国外交使团给中国外交部送来这样一份“临城决议”，要求按日计算，赔偿死难和被绑架外国人的个人损失;因“土匪之猖獗，不独山东一隅”，为了保证外国人在中国国有铁路上的人身安全，要“改组特别中国警察，由外国武官监督之”;该案的直接负责人山东督军田中玉和兖州镇守使必须就地免职，而且“在中国领土内，不再授予何项官职或正式任务，并不得予以何项荣誉。” 对于这般赤裸裸干涉内政的行为，山东各界起草了一份“请愿书”：“我政府之处置已极妥当，何得再谬引庚子条约，妄干处分大吏之权。且今日中国为内忧外患交迫时期，就国权言，绝对不能以督军田中玉之进退属个人关系稍事让步。” 与田中玉的私交也让曹锟轻易下不了褫夺这位老兄弟职务的决心，为了协助他贿选总统，田中玉还慷慨地贡献了40万元呢。于是曹锟仅把兖州镇守使何锋钰调离，改任曹州镇守使，就通告十六国外交团“本国政府业经按照本国法律分别惩治及交部议处”。 这样的敷衍引起了各国驻华公使的不满。10月10日，曹锟“当选”大总统，就职仪式上，外国公使一个都没有出席。 感受到压力的曹锟只能和田中玉达成了一项“交易”：田中玉主动请辞山东督军一职，而曹锟则为他授衔为五位上将军之一。 这种明降反升的小动作更使外国公使们恼怒了，16日，公使团再度通牒外交部，限48小时内撤销田中玉“上将军”的荣衔，否则“各国将另行考虑对新政府的态度。” 走投无路的曹锟只能央求田中玉，“老弟委屈点，看我的面子。”事态至此，田中玉只能“自愿”辞去上将军，从此，这位历任察哈尔、吉林、山东三省督军的一方诸侯，辗转大连、天津多地做起了寓公，终其一生，再也没踏足军政。 对田中玉的“人事安排”曹锟可以卖卖交情来解决，但是公使团的要求越来越明显地指向了中国主权和利益，甚至又提出了“铁路共管”的条款，曹锟的“面子”就不管用了。 列强这种插手中国路政的行为，在中国民间掀起了轩然大波。全国商会联合会、山东学生联合会、国民保路救亡会等多家机构组织，先后通电全国，提请外交部注意列强的别有用心：“如假名乘机，侵我所有，主人尚在，宁能甘心?” 在“铁路共管”一事上热情最高的是英国。因为当时中国铁路里程约为一万三千公里，外资占了三千八百公里，其中三千四百公里都是由英国投资兴建的，一旦“共管”案通过，英国就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现有优势，攫取在中国铁路上的最大权利。但是中国反对声浪日益汹涌，曹锟政府为了自身实际利益，不敢轻易答应“卖铁路”的行为，列强利益诉求不一，也发生了矛盾分化。 美国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增强保护铁路的能力，让外国的乘客免于再受威胁。而日本此时更加不赞同“铁路共管”，它已经获取了中国东北地区铁路的大部分权利，“共管”案一旦通过，英国就有可能把手伸到东北。为了获取中国新政府的好感，日本“大度”地表示主张中国自行组织护路队，这种态度获得了除英国外其他列强的一致赞同。 赵延庆对记者分析，公使团在5月份提出的诸项要求，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威胁中国政府早些救出外国人质;而8月份的“决议”，更多地带有一种试探的意味，在“肇事省份”主要官员被裁撤、中国原则上同意赔偿要求后，他们的目的也便达成了大半。 而中方为了表示本国有能力保护“外人安全”，在10月底迅速成立了一个名为“铁路警备处”的组织，将其列为国务院直管部门，并安排两个旅的兵力听其调度。 “蓝钢皮”这种常年为外国人乘坐的“国际列车”，在临城案后也在车头装上了大型探照灯，光照数里，以防不测。 中国在铁路沿线增派重兵，而英国在公使团中也已孤掌难鸣，“共管”一事，不了了之。 诱杀孙美瑶 被“招安”的孙美瑶，命运和小说中的梁山好汉如出一辙。当上新编旅的旅长后，这个前土匪匪首领到的任务却是率部剿匪。孙美瑶立功心切，格外卖力，战果颇丰，但这并没有为他带来亨通的官运，反而招致杀身之祸。 赵延庆告诉记者，孙美瑶在“剿匪”过程中，仍有不少的土匪习气。收缴到的枪支弹药，仅把少量上交，大部分私藏起来。而且，新编旅成立后，仍有不同派系的军阀看上了这支队伍，频送秋波。据说当时土匪中最“成功”的张作霖，就几次派人接触孙美瑶，想要把他拉拢过去。 而收编了孙美瑶部的田中玉，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信任过他们。田中玉特别设了一个“执法营营长”的新职务，由原五师十七团团长吴可璋担任，派他与孙同时驻防枣庄，以便就近监视。孙美瑶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出田中玉和新任兖州镇守使张培荣的眼睛，他们早就动了杀机。 田中玉后来弃官当起了寓公，张培荣通过一场“鸿门宴”，完成了对孙美瑶的诱杀。 在1923年12月15日的一次战斗中，孙美瑶缴获了13支枪，照例没有上交，吴可璋获知后，两人当面大吵起来。孙美瑶发起狠劲，大叫：“就是反了，怎么着?”吴可璋当时忍气吞声，随后迅速给张培荣发去电报，称孙旅哗变。 张培荣接报，一方面从济南调来一个混成旅，一方面却自己亲到枣庄，与孙美瑶晤面。之前孙美瑶为了给自己的前程打开出路，曾拜张培荣为师。张培荣在孙面前摆起了亲切的长辈脸孔，说自己要在中兴煤矿摆下酒席，为孙、吴两人说和;知道孙美瑶平素喜欢斗鹌鹑，张培荣还提议了一项娱乐活动——自己也养了几只，到时放在一起咬咬。 孙美瑶对于“老师”的劝说很是受用。19日，他揣着自己心爱的鹌鹑，带着两三随从，到中兴公司的俱乐部赴宴。 张培荣的副官殷勤上前，把随从们迎入了小客厅，却把孙美瑶单独带入了正厅。 孙美瑶的脚刚迈过正厅的门槛，一把石灰便劈头盖脸撒了过来，孙美瑶猝不及防，下意识地去拔口袋里的枪，却很快被人缴了械，四名大汉将其反扭双手，扒下军装，当即拉到墙根下砍了头。一代悍匪，就这样身首异处。 孙美瑶的旅部，迅速被重兵包围，除了他的本家兄弟孙美松带着四名马弁逃走外，其他人都做了瓮中之鳖。 首领既已授首，对新编旅倒也未加为难。每位士兵都被发放了3个月的饷银，个人枪支以5元至10元不等之价“赎买”，所有人员获得“免死证”，被押送回籍。 “鸿门宴”唱罢，轰动一时的临城劫案就此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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