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朝雍正皇帝为什么编出唯一皇帝自曝家丑的奇书

导读：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雍正皇帝因曾静反清案件而刊行了《大义觉迷录》一书。全书共四卷，由雍正皇帝钦定编纂，内收有雍正皇帝本人的十道上谕、审讯词和曾静口供四十七篇、张熙等口供两篇，后附曾静《归仁说》一篇，目的是为了“教育”有反清复明思想的汉族知识分子。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部至尊皇帝与平民囚犯进行大辩论的书，也是史上泄漏宫廷内幕、隐秘最多的一部御制国书。<br/>《大义觉迷录》的刊行，缘于湖南的曾静投书案<br/>曾静其人，性迂阔，喜谈道学，有反清思想，是清代很有名的书生“革命家”。他生于1679年，卒于1741年，湖南永兴鲤鱼塘镇人。幼年丧父，母亲把他拉扯大，家境十分贫寒，他曾醉心于功名但屡试不第，于是断了科举入仕之念，在乡村闭门授徒，经常向学生们散布反清言论。雍正五年，曾静在省城读到了清初杰出思想家、诗人和时政评论家吕留良的文章，对“其中虽有数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间”的诗句，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吕留良有皇帝之才，无皇帝之命。<br/><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FC/DC/FCDC26C2B7A89A23576F8417B6A82D44.jpg"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子做;明季皇帝，该吕留良做，如今却被豪强所寿。”他还集中列举出雍正皇帝的“十大罪行”，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和任控等，说雍正皇帝是历史上少见的暴君。<br/>曾静以“华夷之分”理论入手排满，并四处宣传，鼓励群众团结起来反抗满族统治，光复汉业，俨然一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启蒙思想家。雍正六年，曾静听说川陕总督岳钟琪两次要求进京觐见，却被皇帝拒绝，认为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而岳飞是因女真犯宋而被冤杀的，所以岳家与满族有世仇。曾静便派学生张熙带着他的书信到西安去找岳钟琪，策动起兵反清。曾静的书信中对雍正帝极尽责骂之词;又以岳飞抗金的事迹激励为作为岳飞后裔的岳钟琪，劝他掉转枪头指向金人的后裔满洲人，为宋、明二朝复仇。岳钟琪是岳飞的二十一世孙，出生于武将世家，祖父岳镇邦曾任左都督、绍兴总兵，岳钟琪本人也在康熙末年平定西藏之乱时立下战功而升为四川提督，随后又在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率军随同年羹尧大将军入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由于战功卓著，加之年大将军因为飞扬跋扈被雍正整肃，结果岳钟琪接任了年羹尧的川陕总督位置，一时间可谓是圣眷正浓，春风得意。[page]<br/>但是，川陕总督这个位置一向为满族权贵子弟所垄断，岳钟琪虽说是汉军八旗出身，但依旧被人嫉妒中伤，一些人躲在暗处给雍正偷打小报告，说岳钟琪存有反心。据雍正后来说的，足足有一箩筐之多。这些猜疑和诽谤，并非都是空穴来风。就在前一年(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有个叫卢汉民的人突然在成都街上大喊大叫：“岳公爷带川陕兵造反了，西城门外开有黑店，要杀人!”弄得当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当然，这个卢汉民后来很快被抓住，经严格鉴定，此人是精神病患者，有关部门最后将之从速处死了事。“卢汉民事件”发生后，岳钟琪慌忙向朝廷引咎辞职，但雍正对此颇不以为然，他不但没有责怪岳钟琪，反让岳钟琪继续“鼓励精神，协赞朕躬，造无穷之福，以遗子孙!”圣上如此宽厚待己，岳钟琪自然是感激涕零，对清廷忠心不二，根本无意造反，反而一直想寻找机会报答皇上。这次张熙来劝岳钟琪谋反，给岳钟琪一个向皇帝效忠尽力的好机会，由于事情重大，岳钟琪派人将此信以最快的速度密报雍正，请求如何处理。密旨很快就到了，雍正在谕旨中不无恼怒地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的手段，严加审讯。雍正还主动建议说，不要采用原先那种简单粗暴的刑讯逼供，而要想个引蛇出洞的法子进行诱供，定要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br/>于是，岳钟琪按照雍正的密旨，开始秘密审问张熙。张熙倒还有点骨气，打死我也不说。岳钟琪使了个诡计，假称前面是试探他，还和他歃血为盟，岳钟琪见张熙已经落入自己的圈套，便顺势说自己也早想造反，但苦于自己身边没有诸葛亮、刘伯温这样的谋士，一时也无从动手。张熙听后，就上当了，便说自己的老师曾静英明睿智，必定能担此重任。不仅如此，张熙还得意地告诉岳钟琪，他们在湖广、江西、两广、云贵六省都已发动了群众，“一呼可定”，反清事业定然成功。此时，岳钟琪方知曾静是幕后指使人。岳钟琪获得真实情况，马上向雍正作了奏报。由于张熙已说出内部情节，曾静也无法隐瞒实情，交代了他们与浙江吕毅中、吕留良弟子严鸿逵等人的联系。之后，雍正立即派出刑部侍郎杭栾禄、副都统党罗海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联合拘讯曾静.<br/><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29/AC/29AC1F169DE4AA96FCBA53C5D5F185B7.jpg"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文字狱的历史记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雍正在曾静投书案结束后，亲自编纂，刊刻成书。[page]<br/>《大义觉迷录》刊印后，雍正下令颁发全国所有学堂，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不学习者治罪。1730年4月4日，《大义觉迷录》的第一套刻版完成。第一批印刷了500册，分发给在京的文武大臣，第二批印成后发送给各省高级官员，各省督抚还收到一套作为其所在省的印书馆的范本，以便刻制新的木刻印板，分发给本省的大量的低级官员，后者继续传递给县镇内的读书人。疆域辽阔的大清国中，大多数人并不识字。雍正皇帝选取了才学与道德都值得他信赖的文人，派遣到西北宣讲《大义觉迷录》的宗旨。这些长期埋首于儒学经典与权力斗争中的京城官员，穿越还算繁华的市镇，走到人烟稀少的乡村。在所到之处，他们建立起一座座临时“龙亭”，焚烧香料，在努力营造的庄严气氛中，大声宣讲《大义觉迷录》。据记载，当时在兰州的一场讲授中，宣讲者是郑禅宝，大约有一万名士兵和百姓聚集在一起，虔诚地听讲，在理应人烟稀少的酒泉，则有两万人加入了听众的队伍。全国的其他各地，也是书声琅琅，对《大义觉迷录》的宣讲不绝于耳。<br/>雍正十年，轰动一时的曾静投书案以严惩允祀的追随者及吕留良后人，宽释曾静、张熙而告终。雍正说：“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并下令说：“曾静系朕特赦之人。”释放曾静时，雍正皇帝还说：“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的继承者乾隆却和雍正对此事的看法不一样，甚至是背道而驰。雍正死后，新君乾隆登基仅仅43天，就将曾静、张熙处以磔刑，并严令收缴和销毁《大义觉迷录》，列为禁品。若是民间有人私藏或阅读此书者，一律处死。从此《大义觉迷录》成为绝世罕见的一部皇帝撰写的御制国书，湮没二百多年不见天日，这一切更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大义觉迷录》今存雍正年间内府原刻本及外省翻刻本，另有光绪末年香港仁社书局铅印本，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有排印本。<br/><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AC/21/AC21204DBCB58B77FCC085DDCC93309F.jpg" class="cont_pic" alt="大清朝雍正皇帝为何编出唯一皇帝自曝家丑的奇书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