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资料:抗战黄埔军校20万学生受训 战后仅余1万

“黄埔”联结着中国近代战史上绝大部分军功显赫的名字，除国民党军中的3000多员将领外，也为共产党培养了53位将军。这所在因陋就简的条件下建成的军事学府，与美国西点军校、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一起，并称“世界四大军校”。<br/>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初开之时，一班年轻军官冒着炮火聚集在上海江湾某隐蔽所，站在台前训示的，正是被委任为淞沪警备司令的前黄埔总教官张治中。<br/>张治中的话在年轻人头脑中嗡响，不亚于日军炮火的一次次叩击。他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到后方扩军，大家升官，我升集团军总司令，你们营长升团长，团长升师长，师长升军长;另一条是到前方作战牺牲。两条路走哪一条，请各位自决!”<br/>9月，黄埔系大佬级人物胡宗南受命率蒋介石最依侍的第三十四集团军驰援淞沪战场，在杨行初接敌，即展开血战。<br/>胡宗南率部白天隐蔽在竹林村庄，任敌机投弹扫射，不轻易出击，如此“守多攻少，反可持久”，硬是死守阵地逾一周。直到战区副司令顾祝同接通第一军军部电话，告胡宗南当晚派部接防时，他才吭气：“再不换防，明天我也要拔枪上火线顶替了。”<br/>淞沪抗战功亏一篑，全国各地的部队蜂拥在撤出上海的道路上，相互挤踏，狼狈不堪。胡宗南实在看不过去，于11月20日致函密友戴笠(黄埔六期)：“弟刻又在无锡进入阵地，此前前方撤退各军，秩序纪律毫无……黄埔部队多已打完，无人支撑，其余当然望风而溃。第二期革命已失败，吾人必须努力，培养第三期革命干部，来完成未来之使命也。”<br/><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6F/76/6F763092836C0A72892700C61F494B7E.jpg"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alt="日本资料:抗战黄埔军校20万学生受训 战后仅余1万"/><br/>杜聿明和未来的上司的初次见面，即给史迪威留下了良好观感。他一走进作战室，发现墙上挂有二十万分之一和百万分之一的缅甸全图，系英军于1941年航测而制，十分详细新颖，顿时眼睛为之一亮。还未落座，他就转身对史迪威发难：“地图对战地指挥官何等重要!我们军中却还在用30年代中期英军测制的老图，这种过了时的军用地形图早就应当销毁了，岂能发给作战部队使用?”<br/>不想，史迪威非但不尴尬，立时迎面握住他的手，主动历数起此前杜聿明在古北口与昆仑关作战中树立的声威。杜聿明的实干作风让史迪威一改轻视国军将领而不假辞色的常态。<br/>此后的作战中，杜聿明敢于放言“能以一师兵力抵挡日军一师团(相当于两师兵力)”，颇得性喜“攻势作战”的盟军指挥部赞赏。直至制定曼德勒会战计划时，盟军参战各方的战略目标分歧，导致杜聿明当场与指挥过诺曼底撤退的英军名将亚历山大翻脸，“贵军既然决心放弃现阵地，继续撤退，那就请你们自便吧!中国军队有能力独自发动攻势。”<br/>结果到了战场上，英国人临阵退却，致使杜聿明手下戴安澜之二百师虽在同古作战英勇，但几遭覆灭之灾;廖耀湘之新22师在曼德勒以东孤军难支。1942年5月26日，戴安澜殒命缅北之日，与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血洒太行，只隔了一天。而与左权同为黄埔一期的共产党将领徐向前与陈赓，在1949年建制之后，分别被授予元帅和大将之衔。<br/>两位黄埔高材生饮恨疆场，也是抗战中牺牲的数以十万计的黄埔师生缩影。据日本投降后的统计资料显示，黄埔毕业生在战后幸存者仅11000多人，相比抗战期间入校受训的20万学生，“黄埔系”在抗战中的牺牲率高达95%。<br/>1945年末，杜聿明部被从滇缅调往东北战场，可谓二战末期最远程的跨纬度军事转运。此时他要面对的对手，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在抗战中闪亮登场，此后却几乎被外界遗忘的师弟——林彪。<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