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野史

解读历史真相：中国历史上千古不变的九大定律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为什么事态会如萁子所言，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普希金的伟大，因为我们都很喜欢他的那个《渔夫与金鱼的故事》。那个丑陋的老太婆，最初只不过想要一个新木盆。第一个愿望被满足之后，第二个愿望接踵而来。一个接一个，胃口越来越大。最后的结果，仍旧只有一只旧木盆。 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这里所说的商鉴，究竟要我们鉴什么?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CA/33/CA33EC790350280ED50E19B9FB1354B2.jpg"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比干和萁子这样的贤臣，却无法劝阻他。依靠臣下的劝阻来制约至高的皇权，其有效性显然不足。所以，事态的发展有其必然性。 其三，“其亡也忽焉”。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DD/69/DD6985758C1B118BAF556AE47C4698DD.jpg"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李自成打进北京，一生事业达到巅峰。由巅峰而至于落荒而走，大起大落，也在转瞬之间。殷纣王之后，两千多年，有周幽王、秦二世、陈胜、王莽、陈后主、隋炀帝、黄巢、朱温、李煜、李自成、洪秀全、蒋介石等，“其亡也忽焉”，何其多。 殷纣王，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国之君，他给后人留下了什么? 留下了两个字，“殷鉴”。 无法节制的权力无限膨胀的贪欲=殷鉴不远。黄炎培先生曾在延安的窑洞中向毛泽东提起“其亡也忽焉”这样的历史规律，因此，有人将这个定律称为“黄炎培窑洞定律”。 [page]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他的个人品质却非常糟糕。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 杀文种的时候，勾践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它带到先王那里去吧。” 有七种方法灭吴，应当很有智慧，却遭了勾践的毒手。 此前，范蠡曾规劝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于一死。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 能够吟诵《大风歌》的汉高祖，也是小鸡肚肠。依赖韩信的军事天才，夺得天下。原说是与韩信“共天下”的，后来非但不“共”，还要了韩信的命。倒是张良聪明绝顶，托言辟谷，躲到深山里去。刘邦一死，张良的辟谷秀也就谢了幕，照旧吃饭。说到杀功臣，狠毒莫过于朱元璋。当年帮他打天下，战将如林。后来朱棣南下，朝廷居然派不出得力将领去带兵。幸好不是北边的蒙古人打过来，否则朱姓的江山，传到第二代也就败了。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13/A5/13A56A4726CD2122E8A9D58D51FC7FEF.jpg"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赵匡胤说，“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得了天下，却又睡不着觉，夜夜失眠，竟为何事?天下汹汹，想要南面为王的野心家何其多。就是咱自家，当年“黄袍加身，”不也是个野心家?如此说来，野心家就睡在我们的身边。老是疑神疑鬼，睡不好觉，搞得神经衰弱，以为真是狼来了，于是起了杀心。这是一种思维定势，世人无论是谁，只要坐(抢)到这个位置上，总会不由自已这样去想。原本抢来的东西，难保不被别个抢去。所以，历史上兔死狗烹之事不断重演，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文革时期，我是一个逍遥派，一个观棋不语的看客。看来看去，看得多了，心里就非常佩服范蠡这个人。那些造反派，开始时受压，可怜兮兮的。后来得势，内部就分为许多派别，彼此争斗不休。几乎没有例外，一旦外部的压力消除，内部立刻就分化。 人为什么会是这样，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现在这些做生意的人，若是几个人合伙共同创业。开始的时候，兢兢业业，在艰苦环境中共同拚搏，尚能齐心协力。一旦家大业大，有了丰厚的利润，就会生出异心。彼此猜忌、龃龉，终至于分道扬镳。难道人的天性就是这样? 后人把范蠡的这个定律表述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自古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page] 第三定律——包围定律 诸葛亮说亲贤臣，远小人，但小人却更善于“包围”。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论及天下兴亡之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佞臣和小人，虽为人所不齿，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皇朝的灭亡，国家的劫难，往往与他们有关。《史记》中有《佞辛传》，《汉书》中有《佞传》，《新唐书》及其以后的《宋史》、《元史》《辽史》、《明史》等正史中都有《臣传》。 佞臣在历史中的地位，史家不敢忽略。 “指鹿为马”的赵高，“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祸国“六贼”童贯、高俅、蔡京等，陷害忠良的秦桧，两面三刀的严嵩，无法一一列举。若能把他们聚集拢来，可以排列成大军，浩浩荡荡。只不过，这只大军不能用来上阵杀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围”。 鲁迅先生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 这就是包围定律。包围者不仅有佞臣小人，还有女人，像妲己、褒姒、以及白骨精。 虽说“女色亡国”论是不对的，但坏女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却不容忽视。将一块磁铁投入沙堆中，磁铁表面便会粘上些许铁屑，磁铁吸引铁屑，是因为存在磁场。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于是就有了“包围”。包围是客观存在的，在我们中国，有权力就一定有包围。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D3/83/D38372AC09DC488438780C311F52F729.jpg"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皇帝周围，有三宫六院，无数的宫女(唐朝后宫宫女最多时可达数万人)，无数的太监，无数的虎贲勇士，还有皇亲国戚，文臣武将。千军万马，铜墙铁壁，把一个“寡人”包围在当中。寡人心里高兴，就要走出去巡视。但即便他真的走到了田间地头，也得不到真实。因为“下面”的人熟谙蒙骗之术。一切场景都是事先精心安排好的，滴水不漏，皆大欢喜。 鲁迅先生认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先生因此想作一篇《包围新论》，讲述“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我那时就很悲观，鲁迅也如范蠡一样，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居然想不出好方法。后来听说瑞典首相出门不带警卫，上班乘公交车。心想，答案就在这里了，包围是可以打破的呀。 [page] 第四定律——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转录如下：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毛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 毛泽东一生，空前绝后，以他的眼光，审视历史，何以对这篇短文情有独钟? 古人治国，由大乱到大治。毛泽东治国则反其道而行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把整个中国搞得如火如荼，水深火热。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否与《敌戒》中宣示的哲理有某种契合? 千年大树，其里皆空。我们这个老大帝国，历经几千年，早已完全腐朽了。 比较中国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欧洲大陆，自罗马帝国以后，列国争雄，就像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总有打不完的战争。一个国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必须励精图治。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主旋律是竞争。西方的政治、哲学，市场经济，都强调竞争。在他们的电影、游戏中，充斥着激烈的争斗场面。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49/6A/496AFDDBA86E988599B753DCC995CA41.jpg"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火药，把他造成鞭炮，用于喜庆娱乐之中。西方人却把他造成武器，使人类的战争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 没有了竞争的压力，也就失去了不断创新进步的动力。 当今世界，美国人横行天下。是三次大战(两次热战一次冷战)造就了美国人之“横”。中国人讲究“中庸”，讲究“和为贵”，这是我们的哲学，我们的传统。热爱和平是一件好事，但前提条件是不会有别个打进来，亡了国。 我不是法西斯式的好战分子，对于阶级斗争那一套更是深恶痛绝。但我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们中华民族要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定要克服我们千年之惰性，振奋民族精神，从容面对当今世界的挑战和竞争。 梁启超鼓吹《少年中国说》，“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 霹雳之声，撼人心魄。 [page] 第五定律——朋党定律 唐穆宗时期，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以李宗闵、牛僧孺为首的科举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两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倾轧达四十年，史称牛李“朋党之争”。 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党(派)争”持续不断。 西汉有外戚、宦官作祟，东汉有清议党锢，魏晋南北朝有士族门阀，唐有刘李党争，宋有“元祐党人碑”，明有东林党、宣党、崑党，清有帝党、后党，国民党内有黄埔系、cc系、政学系等。各朝各代，都有朋党、帮派，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朋党现象，有其社会根源。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他是一个宗法社会。 一部《红楼梦》，其隐含的意义，不是什么反封建。《红楼梦》用一个凄绝动人的爱情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古代宗法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运行特点。荣宁二府，是一个大的(宗族)家族。像一棵大树，有主干和旁枝。“亲不间疏，后不僭先。”有规有矩。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互相倚持，结为势力。更有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彼此回护。构成一个复杂的体系，盘根错节。只有明晰了其中的脉络，才算真正读懂了《红楼梦》。 中国宗法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盘根错节。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7E/C9/7EC96681D2B24E7045BD2DB48ABAF456.jpg"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欧阳修却认为，“小人无朋(党)，惟君子则有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常常结为宗派，十分自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许多人对此十分忌讳，刻意回避，讳莫如深。其实大可不必。像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公开承认，“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倒是日本人比我们痛快，他们的政党内部就分为不同的派别，公开活动，堂而皇之。这是日本国内政治的一大特点。 [page] 第六定律——黄宗羲定律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内容是关于“帝国千年以来”通过“并税式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历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 依常理来看，是有些奇怪。像王安石这样的改革家，诗文写得极好，富有智慧，怎么也会犯一些不断被重复的简单的错误?中国的农民对此有他们自己的解释。在农村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上面的经是真经，都是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 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经念歪? 考其原因有二。一是和尚水平太差，不会念经;二是和尚故意要把经念歪。我以为后一种情形居多。吴思先生在其《血酬定律》一书中提到明朝官员的薪俸太低，其各项必要的支出加在一起高过俸禄的收入。吴先生认为，与其他各个朝代相比，明朝官员的俸禄是最低的。明朝官员俸禄虽低，尚有俸可领，而在王莽时期，官员们从朝廷中领不到钱，俸禄为零。 读史读到这里，觉得十分有趣。不给官员发薪，难道让他们去喝西北风?自古有喝西北风的老百姓，未见有喝西北风的官员。结果是王莽时期的官员却因零俸禄政策而大发其财。既然朝廷不给发薪，他们只好自行解决，正好有了借口，可以理直气壮，大肆搜刮。在我们推行各项改革措施时，经常碰到的一种情形是，“两头热，中间凉。”中间热不起来，自有其道理。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动物，每个人都努力要保持自己的生命。这种“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基本动力。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7C/C1/7CC10DD08D728DE6FF1E627187D724AA.jpg"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绿营兵。绿营兵“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八旗兵则更为腐败无能。两营溃败，湘军成为清廷主力，形势急转直下。 当年八旗兵入关，真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只凶猛的老虎后来为什么会变成如此熊样?富贵人家，总是难以持久，是中国历史的规律。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有本事的君子，得了个好位子，挣了一大份家业，想把他千秋万代的传下去。 但“五世而斩”，君子的梦想终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老百姓的说法，更加令人扫兴。他们说，“富不过三代”。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贫与富，是在不断地转换。也许这是一种自然的调节，自然的公正。为什么富者不能恒富?富贵人家之所以会出败家子，我以为原因有四： 一曰 “骄”。八旗兵入关，满人成为统治阶级，拥有特权。八旗子弟一不务农，二不做工，对汉人有强烈的优越感。由“骄” 而“横”，一些贵胄子弟仗恃父兄的特权，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男霸女。红楼梦中的薛蟠，打死人命，抢了丫头，扬长而去。古代法律，不仅“刑不上大夫”，亦且“刑不上大夫之子”。 二曰“奢”。八旗兵入关，大肆掳掠。许多人在战争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西方人拥有了财富，会把他变为资本，不断增值。我们中国的富人比较缺少这种进取心，尤其是一些新贵，有一种暴发户心态，喜欢彼此攀比，讲排场，一掷千金。像“石崇与王恺争豪”这样的事，是一种流行病，一直流行到今天。生于锦绣丛中的富家子弟，耳濡目染，他们的攀比和挥霍，更是青出于蓝。惟其如此，才有了五陵少年和八旗子弟。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5A/85/5A85E1862A12AD4E4A4FD423EEF49E5A.jpg"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专诸刺杀王僚;西汉末有王莽篡汉;晋有“八王之乱”;三国时期有曹操、司马昭擅权;隋有杨广弑父杀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宋有赵匡胤“黄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难”之变等等。 在封建皇朝，存在着两种大搏弈。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皇储(太子)之间，另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权臣之间。皇帝和皇储，亲生骨肉，也会为了权力生死相搏。虎毒尚且不食子，帝王家庭内，却会上演父(母)杀子，子弑父，或兄弟相残的惨剧。皇帝和权臣间更有说不尽的恩怨。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7E/E0/7EE065E4A928562861DF6083EB132A69.jpg"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项羽见到秦始皇出游的仪仗时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则说，“大丈夫当如此也。”我想人群之中心生羡慕的应当不止是这两人。人们常说，“打江山，坐江山。”何谓“坐”? “坐”就是享用。把一个大饼送给一个饥肠辘辘的穷汉，穷汉会“享用”赐给他的美食。一个皇帝，他所“享用”的并非一个大饼，皇帝打下了“江山”，他“享用”整个国家。无数美女，多少美丽与温柔，还有各种奇珍异宝，山珍海味。这样的“享用”，怎不令世人羡慕?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02/E8/02E8052746441F6A86B72687EF843B47.jpg"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韩非子的学说，处于这种压力结构最上端的君王，必须具有一种强大的“势”(以势压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势”，整个压力系统就会崩溃。 一般开国的君王，熟谙权术，具有铁腕，拥有某种强“势”，下面的人摄于其“势”而不敢有非分之想。这种铁腕和强“势”，在其后人那里却难以为继，甚至出现像晋惠王这样昏聩的白痴，或像溥仪这样幼年登基的小皇帝，强“势”荡然无存，于是出现“强枝弱干”，“权大欺主”，“取而代之”。 “权大欺主”是封建社会始终没有解开的一道难题。 [page]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 “毛”是个什么东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么会是“毛”?秦之前，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那时的人，他们“笈”中装着的那份精彩只属于他们自己，独一无二。他们背负着它，走遍世界。他们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说服全世界。他们的思想像凌空而过的天马，高远而神奇。 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喷涌而出。清泉汇集之处，是大海，激荡澎湃。秦以后的文人，他们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经书和教义，他们整日诵咏的是别人思想的片断。文人们没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天马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于皮上的随风抖动的“毛”。 文革时期，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正在思索和撰写一篇真正具有“独立见解”，与别人观点完全不同的大块头文章。我问他，“林彪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所有人的思想，都要统一，最后只能有一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你现在不讲统一，反倒要独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如果说你写文章是要阐释某人的思想，那叫什么独立见解?”朋友甚感迷惑，终于没有写完他的“大块头”文章。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06/9E/069ECCD191DE8A938C8617D1F51B95A1.jpg"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车同轨，书同文，”做起来并不难。而要把这些十分固执的文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难奏其效。但秦始皇的做法过于血腥，后人诟病甚多，称其为“霸道”。 到隋唐时代，使用的方法就先进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说秦始皇采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后则更多采用“胡萝卜”政策。应用科举的方式，使那些出身于豪门或是寒门的士子们都有了进身之阶。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甚於焚书。”说的就是这种“胡萝卜”政策的有效性和先进性。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F0/AC/F0AC97B35BDF72E2327916574100BCD6.jpg" class="cont_pic" alt="解读历史真相：中国历史上千古不变的九大定律"/>无论“大棒”还是“胡萝卜”，都只是外因。使知识分子变为“毛”的还有其内因。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我以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至少在我们中国不可以这样说。如果要用社会的良心去定义知识分子，中国文人的大多数都会被排除在外。许多人不喜欢“文人”这个词，甚至以为他是一个贬义词。 把“文人”的“文”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没有甚麽大区别。一样的有七情六欲，一样的要食人间烟火。治国者为他摆下了盛宴，有“颜如玉”、“黄金屋”、“千盅粟”，他们怎可拒绝?自然就会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忠心。这是顺理成章的。当然，文人与普通人还是有一点区别，他们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为强烈。这些都是文人变“毛”的内因。 在“内因”与“外因”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这种变化缘於一种不可抗的力，所以成为一种规律。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万人一律，没有哪个可以逃脱。举国一致，只有一个思想，欧洲人没有做到，我们中国人做到了，这是很值得骄傲的。 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必有弊，对于我们的成绩也须一分为二。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当然很好。只是要从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产生出像洛克、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决无可能。晚清以后的落后与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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