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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野史

揭秘商鞅变法:残酷是强国之道还是祸国之道?

商鞅变法:秦国,这个因变法而强大了国家,从而名闻天下的一代名相,是中国历史上永远也绕不过去的人物。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言说“儒家”“法家”成风的时期,有人就尤其推崇商鞅,大概也想在新的时代效法这个变法者,推行一种现代的严厉吧。商鞅的崇高地位是由变法而确立的,新法施行的结果就是让秦国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强盛。但是那个时期的秦国,有人非但不感激商鞅,而且还充满了仇恨。结果一代名相死得很惨,被车裂。秦国的另一个名相是更后来的李斯,他的手笔也不亚于商鞅,协助秦始皇搞成了一系列重大变革,但后来的结局也与商鞅差不多,被腰斩。

秦国的复兴依靠严刑峻法,这始于商鞅。在他变法之前秦国还很弱小,无法与其他六国相比。这时的秦国亟需一个铁腕人物,所以可以说商鞅是应运而生的。从变法的内容以及实施的过程上看,商鞅称得上历史上真正的铁血人物,其心肠之硬、手段之酷、效果之巨、结局之惨,都难以找到超过他的第二人。因为其出发点的确为了巩固君王的统治,为了使国势振兴,所以当时的秦孝公全力支持他,也像他一样铁了心。

在商鞅来说,改革一旦开始就不能停止,因为那些世袭利益集团全是凶猛的拦路虎,会把他吃掉。那么或者是将改革之车越开越快,碾死这些拦路虎,或者是成为他们的腹中餐。商鞅横下一条心,果决异常,有点像赴汤蹈火。他使用的方式实在残酷,以至于被描述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天地”。

然而这描述却并非夸张,记载中,反对变革者最轻者也要在脸上刺字,或者割去鼻子。他颁布的法律中有一种连坐法,是典型的轻罪重刑,规定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告发,同罪连坐,谁告发了“奸人”,就与斩杀敌人一样受到犒赏,不告发的就要腰斩。一家藏“奸”,什五同罪;如果客店里收留了没有官府凭证的人住宿,那么店主人也要与“奸人”同罪。当时实行了户籍制,农民不得外出,不得经商,一旦经商,妻女就得充为官奴。结果触犯新法的人比比皆是,有时一天就要处死七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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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法律条文直接而实用,毫不含糊,如关于军功爵位,开列了二十等,军功的大小则简简单单十分明了,就按战场上斩获的人头计。农业方面按收获粮食布帛计,凡从商和荒地破产者,妻女一律没收为奴。要求百姓以官吏为师,焚烧诗书;鼓励层层告发;只要议论政令的,全都视为非法之徒,放逐边疆。

由此可见,后来李斯所做的一切,实在只是学了商鞅。不同的是李期在统一了六国的更广大的土地上实行峻法,还可以让更加威猛的始皇帝为自己撑腰。所有这些残酷的、不可稍稍变通的法律,在治理国家方面当然是极度有效的。国家只要富强了,经济和军事搞上去了,制定法律和实施法律的人也就得到了根本的肯定,被封为伟大的变法楷模,民族英雄。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谬误和偏见,其结症主要是因为判断标准出了问题,它过于单一、原始和简陋。在这里,经济和军事以及政权的巩固成了惟一的标准,而更为重要的一些指标,如民众的实际感受等等,却根本不屑一提。如果用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贵民的信条来看,民众是远远高于社稷和君王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商鞅的强国之道也是祸国之道。民不聊生,伦理丧尽,酷法无情,这就使秦帝国灭亡的种子在强盛的同时,也深深地播于地下。而商鞅这个改革者的目标也过于简捷,可以说是目无旁视,直取利益,一切以秦国的兴盛、以巩固国君的统治为准则。从《商君书》中可以窥见商鞅的铁石心肠,其中写道:一个读书的聪明人就会使一千个普通人不听话,怠于农事倦于战备;民众不推崇学问就会愚钝,愚钝了就不会外出交际,不外出交际联络,国家就会长治久安,等等。他设置了农村户口制,从此也就将农民永世固定在土地上。他甚至赤裸裸地说:农民一心一意种地才能朴实,朴实了就会老老实实住在一个地方,不再喜欢到远处去了。商鞅对于国家的专制和安定可以说花尽了心思。只可惜,这种机关算尽忠心耿耿,巩固的是一个家国,残害的是一个民族。

秦国自商鞅开始的冷酷刑法,已经成为这个西部农业国的一种文化,干燥生硬可怖,流布和发展下去,又有了后来的焚书坑儒、大造阿房宫的苦役、耗尽民力的长城。更不可不提的是秦二世时期,当时国内基本上已废除了殉葬制,可是残忍的秦国统治者竟然将那么多征调来的青壮修墓人全部活埋。他即便对于皇室内部也同样残忍,竟然下令杀尽后宫所有无子女的宫女,以及宗室诸公子、公主或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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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变法者代代不绝,凡变法就会有利益的重新分配,就会有流血。但如同秦国的变法那样残酷无情的,还不多见。同样,像秦国的变法者那样视民众如草芥、极度残忍的辖制者,也不多见。如此变法,国家之强大可以预期;但这种强大会付出难以言喻的代价,而且也绝不会长久。在其强大的表层之下,包裹的正是满目疮痍。原来这貌似强大的外壳很薄也很脆,是极容易被击破的。

残酷作为一种文化的蔓延和流传,是颇为历代统治者所喜好的。但凡是残酷也就会有同样猛烈的回报,就像秦帝国的灭亡一样迅速,像那些君臣的结局一样凄惨。这似乎也较为合乎天地人三者之间的伦理秩序。

国势的强盛,财富的积累,这些没有任何人会反对,因此追求它们的欲望也就显得自然而然。一个人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一样的,都有强大和富裕的要求。在这不倦的不间断的追求中,往往也就用尽了各种办法。任何办法都要做出努力,任何努力都要付出代价,任何代价都要最终偿还。偿还份额的不同,也就决定了最后的那个目标有多大价值了。如果是得不偿失,那就索性一开始就不干好了。问题是这并非一眼能看得穿的小账目,而是一种历时几十年上百年、投入几百万上千万甚至几亿人口的历史大运算,不仅是加减乘除,连更复杂的函数开方之类都用上了,谁又能一眼看得透呢?于是只好向着一个看得见的目标奔下去了,不再小心翼翼地约束着自己的每一步了。

齐国和秦国都曾富裕得不得了,强大的不得了。前者曾经富裕而强大;而后者主要是强大,后来也相当富裕。它们的结局似有不同,但最终都国亡民衰,一片狼藉,血流成河。由不可一世到灭亡衰败的这个过程往往并不长,可是会极其痛苦,这不光是心理上的痛苦,而是直接肉体上的伤害和无情的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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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齐国的那些王公贵族,在敌方的蹂躏中生不如死,死也惊心。即便是国家内部的逆叛争夺也残酷得吓人,像齐闵王,竟然被前来援救的将军抽出脚筋吊死在梁上。要知道当年的齐闵王是何等威赫,他与秦王同时称帝,已经是天下最强悍的国王之一,转眼却落了个这样的结局。秦国灭亡更是一夜轰坍,造反的项羽凶猛残酷到令人发指,在巨鹿大战中竟将接收的二十万降军全部活埋;攻入咸阳后,众所周知,又下令焚烧了集天下富丽与民生辛劳的阿房宫。进入富裕繁荣的名城临淄,更是烧杀抢掠,强暴妇女,再次活埋降军。

几乎所有王朝都走完了自己由盛而衰的旅程,这段路或长或短,只是没有一个例外,所以大学者黄炎培为其取了个名词,叫“周期率”。怎样逃脱这个“周期率”,一代代人似乎都在想办法,但现在看全世界也未必能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

齐秦两个大国,一东一西,都先后灭亡了。接下来有汉,有唐。盛唐的骄傲几乎成了每个中国人口中必念的事情。这个大唐是无可争议的天下大国,有数一数二的国力,财富与军力都好得不能再好了。不仅是物质丰饶,文化也灿烂辉煌,出产了煌煌唐诗,几乎令后人再也无法张口吟哦。据称当时出使大唐的外国使者都对盛世之状目瞪口呆,他们竟第一次看到,连大街上的树木都在节日里穿上了绫罗绸缎。那时还无法计算大唐的财富占整个世界的几分之几,但比例一定是相当高的。这个大唐也灭亡了。

即便是极大地耽搁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清,也有长达几百年的历史。它曾经拥有自己的鼎盛期,有康乾时代,那时的大清也不是世界上的弱国,而是从国家财富到军力都走在前边的列强。有人曾计算出,当时大清帝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了世界的五分之一,现在看由于这个数字过于翔实和庞大,只可存以备考。但无论怎么说,这个大清远不是后来不断割地赔款的那个样子,那是末路王朝的事情。从不可一世的帝国到末路,这条路不长也不短,不过总算走到了尽头;进入了混战不宁的民国,一切也好不到哪里去。

从历史上看,无论多么好的思想和崇高的品质,都会有人批判质疑;无论多么伟大的设想,都会被挑战和争论,最后或者被搁置、或者被推翻。即便连圣人孔子的“仁”和“义”,也几乎弄到了不能立足的地步。由此看,思想和伦理范畴的东西是最不容易积累的,它的不能积累不能进步,也就导致了其他,比如战乱和种种人祸,全都来了。人祸从来大于天灾,这是人类历史得出的又一个结论。在人祸面前,人类千辛万苦积累起来的财富,甚至是一个传递了几百年的王朝,一夜之间就被扫荡一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