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林徽因与凌叔华为什么争相保管徐志摩遗信？
1931年11月20日的《北平晨报》报道中说:“19日午后2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由京飞平，飞行至济南城南三十里党家庄，因天雨雾大，误触开山山顶，当即坠落山下。本报记者亲往调查，见机身全焚毁，仅余空架。乘客一人，司机二人，全被烧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认。邮件被焚后，邮票灰仿佛可见，惨状不忍睹。遇难司机为王冠一、梁璧堂，乘客为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之友……”<br/>报道中殉难的乘客就是诗人徐志摩。英年早逝的徐志摩，他留与人间一卷诗，也留与人间一段情。当噩耗传到陆小曼耳中时，她感到“天垮了，地陷了，世界进入一片黑暗”。而林徽因在得知消息后，也两眼发黑，双腿一下软了下来。然后她和丈夫梁思成流着泪，编了个小花圈，中间嵌着志摩的照片，敬悼于志摩的灵前。至于前妻张幼仪，在听到噩耗时，她对儿子徐积锴说:“你爸爸上天了，快随你舅舅去接灵吧!”而才女凌叔华也没有忘记他，她在《志摩真的不回来了吗?》文中说道:“志摩，你真的死了吗?谁会相信像你这样一个有生气的人会死了的?得到这消息时，我就不信，可是问了几处，都答说是真的，回电已证明了。可是我仍然不相信，我骗自己说:‘也许这孩子觉得日子太平凡了，存心弄点玄虚来吓一吓他的朋友吧!再说，他哪里像会死的人呢?’”“我就不信，志摩，像你这样一个人肯在这时候撇下我们走了的。平空飞落下来，解脱得这般轻灵，直像一朵红山棉(南方叫英雄花)辞了枝杈，这在死的各色方法中，也许你会选择这一个，可是，不该是这时候!莫非你(我在骗不过自己时，也曾这样胡想)在云端里真的遇到了上帝，那个我们不肯承认他是万能主宰的慈善光棍，他要拉你回去，你却因为不忍甩下我们这群等待屠宰的羔羊，凡心一动，像久米仙人那样跌落下来了?我猜对了吧，志摩?”在同一时间里，四个女人在为他“唱悲伤的歌”，为何如此?只为志摩曾经有过的深情，他是“爱”，是“暖”，是“希望”，是“人间四月天”!<br/>徐志摩的猝逝，他的生前好友为他在各地举办了追悼会，其中以北平和上海两处规模最大。追悼之余，由胡适领头，组成编辑委员会，拟将徐志摩已发表的作品和未发表的手稿、书信、日记全部搜集，编成《徐志摩全集》，以尽对亡友的责任。这在同年12月5日沈从文给王际真的信中就提到:“朋友们在预备印行他的信里，选出一些使活人看来不至于红脸的信，印出一部分，一面纪念他的死，一面或者对于此后生活毫无依归的小曼，稍有补助。志摩活时是一个喜欢写信的人，你处若还有他的信件，可以找出来寄给我。这些信件，照我意思主张将来由一个人保管(我以为叔华最适宜于做这件事)，等大家都死后再印，可不知这事情结果怎么样。”<br/><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4B/04/4B04CB3E1AE9A0FAFD8D4CF0AD540C43.jpg"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孔子诞辰日，他们在北京北海董事会举行婚礼。此时徐志摩忙得无暇顾及那个存放在凌叔华那里的“八宝箱”。到了婚后，他们移居浙江硖石及上海后，又顾及到箱子里有不宜陆小曼看到的日记、书信等，因此徐志摩也就没有急着把箱子索回。而在这期间凌叔华也经历了与陈西滢结婚等人生大事(1926年7月)及后来(1927年10月)与夫婿同赴日本旅居的景况，“八宝箱”就一直存放于凌叔华在北京的家中。<br/>[page]<br/>1928年6月，徐志摩再度欧游(此次是由于婚后生活的窒息，他渴望借此旅行来激发久已枯涩的诗情，也同时希望因此“小别”能让与小曼的情爱“胜新婚”)。12月，他回到北京探望老师梁启超的病。他见着很多旧日的朋友，但此时凌叔华与陈西滢已从日本返国，并在两个月前与陈西滢(同年10月，陈西滢应聘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移家武昌，因此徐志摩此行并未见着凌叔华，人在武昌的凌叔华显然没有机会将“八宝箱”当面交与徐志摩。因此才有后来(1931年12月10日)她给胡适的信中说“我去日本时，他也不要，后来我去武昌交与之琳，才算物归原主”之句。<br/>凌叔华说她通过卞之琳，将“八宝箱”转交给徐志摩。为此徐志摩的学生赵家璧在80年代曾写信问过卞之琳，据卞之琳的回信说:“凌叔华致胡适信，说曾把徐‘文字因缘箱’交与我，是她记错了，我从未闻此事，不知她究竟交给了谁。”笔者就时间推论，1928年10月凌叔华离京之前，卞之琳还在上海私立浦东中学念高中，直到1929年夏天，他才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而认识徐志摩则更晚了，那要等到1931年初徐志摩到北大教英诗及翻译课时，卞之琳呈上习作请徐志摩指教，徐志摩将卞诗带回上海，跟沈从文一起读，并把卞诗发表在上海的新月《诗刊》及南京的《创作月刊》《文艺月刊》上，这都是后来的事。因此凌叔华不可能将如此重要的“八宝箱”交予一个从未与徐志摩谋面的人，这也难怪卞之琳在1994年1月15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了长文，认为凌叔华的种种说法，是一笔糊涂账。<br/>但徐志摩在此时确实将箱子取走了，我们看1928年12月13日他给小曼的信中说:“车误了三个钟点，到京已晚11时，老金(按:金岳霖)、丽琳(按:老金的美国女友Lilian Tailor)、瞿菊农，都来站接我……老金他们已迁入叔华的私产那所小洋屋，和她娘分住两厢，中间公用一个客厅。初进厅老金就打哈哈，原来新月社那方大地毯，现在他家美美地铺着哪……丽琳还是那旧精神……”在凌家住了一晚后，第二天徐志摩便到协和医院去看梁任公的病，他见到梁思成与林徽因(按:两人于3月21日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婚后赴欧洲参观古建筑，然后取道西伯利亚，于8月18日回京)。由于新婚燕尔，林徽因“风度无改，涡媚犹圆，谈锋尤健，兴致亦豪，且亦能吸烟卷喝啤酒矣”!据1932年元旦林徽因给胡适的信中说:“……此箱偏偏又是当日志摩曾寄存她(按:指凌叔华)的一个箱子，曾被她私开过的(此句话志摩曾亲语我。他自叔华老太太处取回箱时，亦大喊‘我锁的，如何开了，这是我最要紧的文件箱，如何无锁，怪事——’又‘太奇怪，许多东西不见了，missing’，旁有思成、Lilian Tailor及我三人)。”因此可以推定徐志摩是从丽琳处取回箱子，凌叔华的“交与之琳，才算物归原主”，恐是“丽琳”的笔误罢，况且老金、丽琳与凌叔华、徐志摩都熟，现在又住在凌叔华家，由其转交是最自然不过的。总之，此事与卞之琳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而“八宝箱”在1928年12月中重回徐志摩的手中。<br/><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32/33/32331BA7E0F2C72B078D84E4CDA179CE.jpg"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alt="揭秘：林徽因与凌叔华为何争相保管徐志摩遗信？"/><br/>林徽因<br/>胡适得到凌叔华送来的《康桥日记》，无疑转给了林徽因。林徽因在这之后的一封给胡适的信中说:“……甚想在最近期间能够一晤谈，将志摩几本日记总括筹个办法……据我意见看来，此几本日记英文原文并不算好，年青得利害，将来与他‘整传’大有补助处固甚多，单印出来在英文文学上价值并不太多(至少在我看到那两本中，文字比他后来的作品书札，差得很远)，并且关系人个个都活着，也极不便，一时只是收储保存问题，志摩作品中诗已差不多全印出，散文和信札大概是目前最紧要问题，不知近来有人办理此事否?‘传’不‘传’的，我相信志摩的可爱的人格永远会在人们记忆里发亮的，暂时也没有赶紧必要。至多慢慢搜集材料为将来的方便而已。”<br/>林徽因在信中明白地表示，这些日记在当时是不宜出版的，也不急着用这些材料作传，目前“只是收储保存”。后来徐志摩的学生赵家璧，谈到这批日记的去向时说:“但据陈从周说，后由林徽因保管。”而卞之琳在晚年也说:“我1982年为一卷本《徐志摩选集》写序，仅就听说林徽因当年争到的一部分而言，说过物是人非(她于1955年病逝)，确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终于消失了，倒并不是出于红卫兵的打、砸、抢。这是我当时特向金岳霖打听到的下落。”卞之琳的话说得很含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爱情的潘多拉”一直保留在林徽因的手中，直到她过世后，确是“有人有意”让它消失于人间了。<br/>陆小曼在为徐志摩编全集时，就不无幽怨地说:“其他日记(即除了已编辑出版的《西湖记》《爱眉小札》《眉轩琐语》等之外)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很多。”而与陆小曼合编《徐志摩全集》的赵家璧也说:“小曼当时就告诉我，有几本志摩的和她自己的日记留在北平的凌叔华和林徽因处，应设法弄到，以便编入全集。”<br/>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一文中，说过一些关于《徐志摩全集》难产的原因，他说:“听说，志摩有一堆文字在林徽因手里，又有一大堆在另外一位手里，两方面都拒不肯交出，因此《全集》的事延搁下来。我不知道这传说是否正确，总之，《志摩全集》没有印出来，凡是他的朋友都有一份责任。”<br/>后来《徐志摩全集》虽然印出来了，而且还有两三套之多，但这“爱情潘多拉”，是永远付之阙如，人间蒸发了。<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