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初的民间'选秀'：选中的妓女能够身价倍增

李伯元首开“花榜选秀”<br/> 上海有花榜，被称为“早期维新思想家”的王韬是始作俑者。王韬除了致力于传播维新思想外，也是一位酷嗜品翠评芳的资深狎客。<br/> 据陈伯熙著《上海轶事大观》记载，他曾于光绪壬午（1882年）、癸未（1883年）、戊子（1888年）三开花榜。壬午年那次，他将与之相好的素贞、竹卿、月琴三妓独列榜中，遭到花界的非议。<br/> 王韬的个人品题，在李伯元运作下竟成了一个风靡上海十余年的文化产品。<br/> 李伯元是清末著名文人，有被鲁迅称为“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传世。他早年投身上海报界，与袁祖志合创《游戏报》，自谓“游戏主人”。该报别开蹊径，不涉政治，惟以啸傲风月为事，专供文士消遣，因而《游戏报》开上海小报之先河，将小报与花榜结合。<br/> 《游戏报》于光绪丙申年（1896年）创刊。创刊之始，李伯元便以“开花榜为首事”，不到一年他便操办了首届花榜。为此他还制定“《游戏报》花榜凡例六条”，以色艺、才调等为评选标准。评选结果对入选的佼佼者以科举考试的三科头衔冠之，分题为状元、榜眼、探花。<br/> 李伯元评选花榜的方式在当时颇为新颖，他以《游戏报》为载体，先将开花榜的消息登于报首，邀读者投函保荐心仪的人选，再据荐书多寡选列名次，李伯元自诩这是“仿泰西保荐民主之例”。消息刊出后，沪上有此嗜好的诸君反响强烈，荐书纷至沓来，“十余日所得荐书，计百数十函”。<br/> 除保荐“名花”外，还有一些读者特意致函，对花榜评选的流程、标准等细节一一详加品评，提出各种意见。《游戏报》将来函中文辞上佳者择优刊出，以引起读者关注，甚至还引来了洋人的异议。美国人雅脱就致函该报，称对其将“丑者多列前茅，美者反置后列”的做法不理解，这或许是洋人的审美趣味与国人有所不同的缘故。<br/>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44/7B/447B35217873D5E3AB7CA66626FAAE30.jpg"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alt="清朝最初的民间“选秀”：选中的妓女能够身价倍增"/><br/><br/> 为表明公正，他在开花榜时特别强调：“甲第之高下，名次之前后，皆视此（投函）为衡，本主人不参一毫私定。”果然，他所办的几届花榜皆以规矩严密而为后世的上海老文人啧啧称道。而庚子年后，报社以花选之名向妓女索贿，已近惯例，丝毫不以为耻。<br/> 落到这般境地，花榜已沦落为妓女的变相广告，开花榜的小报也降格为引导消费的指南。因花选含金量大为下降，一些妓女也不屑于花魁之名。<br/> 1919年，当类似的花选再启时，有个妓女因嫌破费，拒绝了“花国总统”的头衔。此举应是实心实意的退选，并不是10年前金仙宝的以退为进之道。<br/> 早期的花榜，虽然内里是报人和妓女间精明的利害计算，表面还不脱传统士子文酒雅会、诗文相娱的游戏趣味，至庚子年后则蜕变为赤裸裸的商业行为。文人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他们在职业上依靠市场维持，以其脑力为各行各业服务。<br/> 因而，在花榜兴盛的短短十年，上海文人从高高在上的狎玩者逐步变成了与上海妓女平起平坐、共谋生计的生意伙伴。清季上海的花榜选秀活动不仅是一次娱乐业的集体狂欢，也见证了中国传统文人的身份变迁。<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