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为什么女棋手不让须眉?
在中国古代,会下围棋的女性极多。她们主要集中在社会中上阶层和能够接受到文化熏陶的群体中,有宫廷贵妇,有文人妻女,也有青楼名妓。《西京杂记》中就有汉高祖宠妃戚夫人下棋的记载,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的花蕊夫人曾以宫廷佳丽学围棋的场景入诗,南唐后主的大小周皇后,皆雅擅此道。擅长弈道的文人妻女也不在少数,如宋代诗人胡元功的女儿胡与可(同时也是状元黄由的妻子),清代进士石为崧的女儿石学仙、进士王光燮的女儿王采薇等。
与围棋有缘的青楼名妓则更数不胜数,李师师、严蕊、柳如是皆有擅长围棋的记载,北宋营妓宋瑶甚至被称为“弈妓”,清代蔡韵卿、陈玉卿、张若涛皆工弈道,被叫做“青楼三姝”。另外,女性下围棋不分年龄,优秀的女棋童也曾见诸记载,如《夷坚志》载“宋刘镇有八岁女,善棋”。
非但如此,女性的围棋水平甚至完全可以盖过家中的男性亲人,如乾隆朝进士孙星衍根本不懂围棋,而妻子与他完婚不久便来约棋,他只能回答不约,并“颇心愧之”。(《香艳丛书》)清代蒋坦自负围棋高手,“平生此技未肯让人”,但与年未及笄的妻妹珮琪对弈,却三战三北,不由不感慨:“(珮琪)所造如此,殆天授耶!”(蒋坦《秋灯琐忆》)像珮琪这样的棋技,估计已经达到准专业水准了。《香艳丛书》还记载过一个更为专业的女棋手——金陵绣琴,她曾在清代知名国手施襄夏那里学棋,并在师父让子的情况下与之大战,二人大战的实录,以两局棋谱的形式留在了《海昌二妙集》中。
当然,上述种种记载并非都出自信史,个别说法或有虚构之嫌。但至少可以说明:从社会心理的角度,人们是乐于传播和接受“女子擅长围棋”这一信息的。那么问题来了,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代,社会为何乐于接受女性喜欢一项智性游戏呢?
作为“道”的围棋:淳风化俗、养性乐道
这种现象与古代社会对围棋的文化定位有关。中国古代对围棋的理解,一直存在两种传统,一种侧重于围棋竞技性的一面,将之视为争胜负、谋输赢、鼓励机诈的“术”。发扬一种过分强调“术”的游戏,自然会败坏礼教与德性。所以,汉代贾谊说:“失礼迷风,围棋是也。”(白居易《白孔六帖》)三国时期东吴重臣韦曜甚至写下《博弈论》,提出要取缔围棋。他认为围棋所包含的技艺无益于世道人心,而且易使人沉迷其中,妨碍正业:“(围棋)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直到晚唐,皮日休还有类似的论调。皮日休反对尧发明围棋的说法,他认为尧乃仁义之君,不会发明这种害诈争伪的游戏:“不害则败,不诈则亡,不争则失,不伪则乱,是弈之必然也。……夫尧之有仁义礼智信,性也,如生者必能用手足、任耳目者矣,岂区区出纤谋小智,以著其术,用争胜负哉?”
在这种传统的理解里,不仅女性不应该下围棋,而是应该全面取缔围棋。幸而,另一种传统的力量更为强大,而且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声音。另一种传统看重的是围棋背后所蕴含的哲学与义理,将之视为敦风化俗、修身养性的一种“道”。在这种理解下,学习围棋不仅无碍正业,而且本身就是正业的一种——陶冶心性。当然这种传统也是在历史中建构起来的。
孔子曾对围棋做过很有限的提倡。《论语•阳货》中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邢昺疏:“夫子为其饱食之之,无所据乐,善生淫欲,故取教之曰:不有博奕之戏乎?若其为之,犹胜乎止也。欲令据此为乐则不生淫欲也。”吃饱了没事干,难免胡思乱想,走上邪路。不如下下棋,图一个乐,打发一下时间,总比去搞歪门邪道要好。这种观点颇为当时社会所接受。按照这种说法,让女性学围棋,也似乎别有用意:能够打消卫道士与善妒丈夫们内心难以启齿的隐忧。
到汉代班固时,他已将围棋视为合乎天地至理的哲学载体:“上有天地之像,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围棋逐渐被纳入儒、道体系之中,被赋予了更多形而上学的含义。到唐代,与琴、书、画并列,成为文人四友。元代胡助的《围棋赋》描述围棋为“子圆局方,法乎天地”,清代梁章钜在《观弈轩杂录》中称围棋为“养性乐道之具也”,明代孙作更是驳斥了仅将下棋视为玩物丧志的看法,认为围棋的发明者“率意苟为,必归于道”。
美术史的研究者多认为,宋、元乃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个关键转折,此前,匠师画占据画坛的主流;此后,文人画兴起,渐渐取代了匠师画。其实,围棋也经历了这么一个历程,整个古代历史发展的趋势就是:将围棋视为哲学与义理的“道”的传统渐渐压倒了将围棋视为技艺的“术”的传统,棋手之棋,也渐渐成为文人之棋。尽管研究者很难说出明确的转折时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传统社会为何允许甚至鼓励女性学习围棋了:既能陶冶情操,又能教化人心,还能打发闲暇无聊的时光,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