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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野史

解密:王允除掉权臣董卓后为什么不放过文人蔡邕?

王允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做了两件大事,一是除掉了权臣董卓,二是害死了文人蔡邕。董卓手握朝政大权,为人凶狠残暴,除掉他,既是政治斗争,也是为民除害;而蔡邕是一个不问政治的文人,一个众人仰慕的知识分子,王允在除掉董卓后却说什么也不肯放过他。所以,蔡邕的死,既让人扼腕摇头,更让人匪夷所思。

关于蔡邕的死因,三种版本有三种说法。《三国演义》中说董卓被杀后,蔡邕“伏其尸而大哭”;谢承《后汉书》中说蔡邕“闻卓死,有叹息之音”;范晔《后汉书》中则说蔡邕“及卓被诛,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三种说法虽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但蔡邕在不合适的场合,表现出了不该有的神态举动,应该是有史可循的。

老实说,作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蔡邕不一定精于政治,但未必不讲政治。董卓被诛,王允掌权,在这种极为敏感的政治气氛下,蔡邕即使感怀董卓对他的知遇之恩,但还不至于“伏尸大哭”,公然跳出来和王允闹情绪、唱反调;如果仅仅因为下意识的“叹息”或“动色”,就把蔡邕视为董卓同党而被关押,被害死,那只能说是王允在故意找茬了。

董卓比蔡邕大一岁,比王允大五岁。在年代相同、年龄相仿的历史条件下,董卓成为大老粗似的野蛮军爷,蔡邕成为才华横溢的文化巨匠,相比之下,王允成长得比较复杂。他既是朝廷重臣,又是文化精英;既主持正义,又心胸狭隘。蔡邕没有死在杀人如麻的董卓刀下,反而死在颇具才华的王允手中,这无疑是“文人相轻”的又一典型案例。

历史上,凡出类拔萃的文人,大都遭受过同类的嫉恨。如曹操对付妳衡,钟会对付嵇康王安石对付苏东坡,这种同类相斥的例子比比皆是。文章不如人家精彩,名气不如人家响亮,就用政治手段将比自己冒尖的文坛对手搞臭、搞死,是几千年来文坛上的政治小人,或政坛上的文化小人所惯用的狠招。高标见嫉,也是包括蔡邕在内的不少文人屡遭迫害的历史顽症。

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圉人,东汉末年一位能够驾驭经史、天文、数学、绘画、书法、音乐等门类的文化全才,一位在文坛上拥有绝对优势、可以居高临下的超级大师。与蔡邕相比,王允既是政客,也是文人。玩政治,他可以用计夺权,堪称一流;搞文学,他还差点火候,尤其是和蔡邕站在一块,那种黯然失色的自卑感,相形见拙的失落感,却不是搞一次政变就能脱胎换骨的。

翻阅王允和蔡邕的简历,不难发现他们都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都曾为反对宦官干政做出过努力和牺牲,都曾违心的依附过董卓,按说应该能找到一些共同语言。然而,王允思想偏执,气量狭小,刚棱疾恶,圈子冷清,活得比较累;蔡邕思路开阔,豁达开朗,傲气疏狂,交友甚广,活得比较轻松。正是这种性格上的格格不入,和活跃状态的巨大反差,才造成两位知识分子之间的形同水火。所以,蔡邕栽在王允手里,是迟早的事。

蔡邕自知难逃此劫,乞求“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们也纷纷为他求情。但蔡邕越是想名垂青史,人气越是这样煽动朝野,就越发触痛了王允嫉妒蔡邕的那根肺管子。王允虽有“王佐之才”,但每次与蔡邕辩论交锋,都被搞得理屈词穷,嘴笨舌僵。这种比别人矮半截的屈辱,这种口服心不服的窝火,这种在文坛上始终找不到感觉、爬不到巅峰的郁闷,在他手握生杀予夺的大权后,必然有一番歇斯底里的发泄。

“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一部史学巨著被他说成“谤书”,一个文学巨匠被他看作“佞臣”,王允在发表这番是非颠倒的谬论时,早已杀气腾腾。他害怕有损“圣德”是假,担心遭受“讪议”是假,借机公报私怨、一扫恶气才是真。文臣一旦心狠起来,往往比武将更可怕,更冷血。可怜蔡邕惨死狱中。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了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有篇谈狐的文章。文章大略为:有客问狐仙最怕什么,狐仙回答说:狐!客惶惑不解,问:“既是同类,何以畏之?”狐仙正色曰:“天下唯同类可畏也……凡争产者,必同父之子;凡争宠者,必同夫之妻;凡争权者,必同官之士;凡争利者,必同市之贾。势近则相碍,相碍则相轧耳。”故事虽然荒诞,却寓意深刻。可惜,蔡邕出生的太早,没机会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