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话里常被误用的五个词

文字是语言的记录。人类的历史是先有了语言，后才有的文字，文字是文明史的开始。

在文化的发展上，往往是先从语言上创造了新的词汇，然后有人把它用文字记录下来，再通过文字向更广阔的空间和领域流传。

在按照语音寻找字的时候，因为字的发音有限，有的音就没有相应的字，就只能找发音相近的字代替。例如在俄国的人名中常有“siki”，翻译成汉字以后就变成了“斯基(siji)”;或者是创造新的字，例如，为了表示尊重，要把“你(ni)”读成“nin”，把“他(ta)”读成“tan”，于是就在你和他下面都加个心字，变成“您”和“怹”。

有个故事说乾隆下江南，一路上都在找刘庸的别扭，有天他在河滩拔了一根芦苇，听到“zer”的一声，就问刘庸这“zer”字怎么写，刘庸就说“万岁爷上个月在南书房不是还读过吗?您是在考我呢吧?好，我说，就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水，水下面是土，左边一个提手，右边一个力字，对不对?”乾隆想，芦苇是草，长在水里，水下是河床的土，拿手用力一拔，可不就“zer”的一声吗?这刘庸有鬼才，他把回答变成反问了，如果我说不对，他必然要让我说出对的怎么写，把我刁难他的问题反过来刁难我了，于是乾隆只得说：“算你蒙对了!”

现在，我们都用“吱(zhi)”代替了。

从语音到文字，还有许多以讹传讹的错误，例如“盖浇饭”，经流沙河先生的考证，原来是“羹浇饭”的误传。

笔者从现在媒体广泛流传的由北京话演变的文字里，也发现了五个错误，就是“腕”、“顽”、“撮”、“吝”、“得瑟”。

1、腕

现在经常把著名的演员称为“腕”，就是“蔓”的误传。

在梨园界，把能挂牌的演员成为“角(juer)”。

“傍”本来是依靠的意思，在今天已经演化为贬义，而在过去，它只是个中性的词。

因为只有“角”才具有票房的号召力，所以每出戏都是以“角”为中心的，因此其他的演员和“文武场”(即乐队。乐器为文场，打击乐为武场)就都是依靠“角”而存在，这种现象，就称为“傍角”。梨园界同仁在相互询问时，往往会说“您现在傍谁呢?”对方也很自然地告诉他，“我过去傍马连良，现在改傍梅兰芳了”，他就会很羡慕地说“您混得不错，您傍对了。”

过去和有一个词，就是“扬名立万”，“扬名”是在社会的名气大，“立万”则是在行业内有威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事业有成”，所以对成功的“名角”也称“万”，但是这里的“万”是经过儿化的。

由于过去戏子是个卑贱的行业，演员大多出身在贫苦家庭，文化水平很低，如已故老艺术家赵丽蓉就不认识字。所以，就逐渐把“万”理解成“蔓”，因为瓜就是靠“蔓”爬到架上去的。

现在的很多记者把“蔓”又错写成“腕”，就把原来的意思改变了。如果说著名的演员都是“大腕”，岂不是在说他们在翻手为云复手为雨地操纵舞台了吗?

“蔓”虽有错，但仍是褒义，而“腕”就有些贬义了。

2、顽

王朔的小说《顽主》犯了一个想当然的错误，他以为北京话里的“玩主”就是“顽皮的人”了。其实不然，在北京话里，应当是“玩主”。

首先，“主”在北京话里，当“人”讲。例如在市井平民中议论这个人或那个人的时候，往往就说“这主(儿)”、“那主(儿)”。

“玩”本来是“玩耍”的意思，但是和主(儿)结合以后，这个“玩”就有了专家的意思。

“玩主”是分项目的，有“玩车的主(儿)”，有“玩票的主(儿)”，还有“玩古董的主(儿)”等等……

譬如，他是个“玩车的主(儿)”，那就是所有牌子、所有型号的自行车他都骑过，所有的自行车他都会修理，新出了什么自行车，他都最先知道，总而言之，自行车的所有知识他全掌握。

譬如，他是个“玩票的主(儿)”，那他一定是个超级票友，现在的话就是“业余京剧演员”。他一定认识许多的专业京剧演员，对梨园界的掌故了解的很多，他看过很多的戏，知道许多戏剧故事，而且对许多名角的动态都很清楚，谁到什么地方演出去了，谁又排什么新戏了，他都能说出个一二来，只要提起京剧，他就会如数家珍地滔滔不绝。他不是某个名角的粉丝，而是整个京剧界的粉丝。

被称为“玩主”的人，就是这一带这一专业的权威，“玩主”说是的，谁也不敢说否，“玩主”说否的，谁也不敢说是，所以“玩主”是个尊称。

如果大家正在聊天，他路过，很多人都和他很客气地打招呼，你不认识，就会有人很崇拜地告诉你，他是玩什么的主(儿)。如果他正在口若悬河地在说着呢，你悄悄地问“他是谁?”，就会有人告诉你“这是玩主”。

如果是说他是“玩车的主(儿)”，这个“主”就儿化，如果只说“玩主”两个字，这个“主”就走大音，不儿化。

“玩主”表示的是对某一业余爱好钻研的程度，与品质无关，与是否顽皮无关。所以应该是“玩主”，而不是“顽主”。

3、撮

你们北京人，为什么把“吃饭”，说成“撮”?是形容吃得快，还是形容吃得多?

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不得不告诉他，这是王朔的又一个错误。他是按音找字，而我们才是创造这个词的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北京已经进入了改革开发的时代。那时真是好事天天有，饭局经常开。

刚刚恢复了“物质奖励”，有人得了奖金;1977年和1980年长了两次工资，有人升了级;各项政策逐渐落实，有人补发了工资……总之在微薄而固定的工资以外，突然有了额外的收入，请客吃饭就是必然的了。

高考恢复了，朋友考上大学了;知识青年回城市了，想求别人帮助找工作;国营单位进不去，想拉一帮哥们一块做买卖;做买卖赚了一笔，哥们庆祝庆祝;再加上结婚、办满月……您想这请客的事还能少得了吗?

那时，最常见的票子是一块钱一张的，一桌子酒菜下来就是三五十块钱，付帐的时候就要点一阵子。掏钱有点心疼，再加上新票子发粘，总怕多给一张，所以每张都要搓几下，于是“点钱”就被说成是“搓票子”。发工资是进钱，买东西是出钱，都叫“搓票子”。

工厂发工资了，就有人嚷“搓票子喽!”，告诉你点钱去。

你穿了条新裤子，他不问你这裤子多少钱，他问你“搓了几张啊?”

逐渐，“搓票子”就成了“点钱”的代名词。

请客吃饭付帐，就必然要点钱，所以，吃饭也就被“搓票子”代替了。当有人通知他“今天某人请客”的时候，他就会问“到哪搓票子去?”

人的本性是懒，即使是说话的时候，也是能省一个字就省一个字。后来，“搓票子”就被简化成一个“搓”字。

以后谁再请客，就说“明天上全聚德搓烤鸭去”。

一开始，“搓”和“吃饭”有个明显的分界，那就是只有到饭馆吃饭才叫“搓”，在其余的地方吃饭还是叫“吃饭”。

后来又发展了，把凡是请客吃饭都叫“搓”。例如他请你，就会这样通知：“晚上下班到我家搓去。”

再后来有少数人把所有的吃饭都叫“搓”，回家就问老婆“今天晚上搓什么?”，但是这样的说法流传的范围不广，而且时间也短。

4、吝

在文字和说话的关系上，还有一个“音变”的问题。

一个字在使用的时候，往往会根据上下发音和要表达的意思，把这个字原来标准的音变动了。

例如“得”字，它的标准发音是“de”，北京话说“不得了”、“多得多”、“吃得开”都是按照标准发音说“de”。但是，要把“得”进行强调的时候，就变成发“dei”的音了。

有人找你借钱，你手里虽然有闲钱，但是开春以后装修房子要用，所以你要求他必须在开春前还钱，你就说“你可得过了春节就还我!”这里的“得”就发“de”的音。还有“我得走了”、“你可得冷静啊!”……都是发“dei”音。因为汉字没有发“dei”音的字，所以在文字方面还没有出现错误，但是常听到有些外地演员在京味电视剧里，把应该发“dei”音的“得”念成“de”了，虽然他没有错误，但是总是让人感到别扭。

现在，经常在报纸和电视字幕上看到一个“吝”字，比如“满不吝”，就是对“论”的音变。

“论”在普通话的标准发音是念“lun”，北京话也念“lun”，无论是“理论”还是“论坛”都字正腔圆地说“lun”。

但是，京北郊区有些地方，说“论”的时候发的是“lvn”的音。

过去，北京有早市，基本以批发为主，大多是郊区农民在关厢一带卖农产品，有的要上秤称，有的就成麻袋的卖，有的就在地上码堆，大蒜还可能成辫的卖。

赶早市的大部分是城里的小商贩，到了早市要了解行情，就问这个是怎么卖的，是论斤呢，还是论袋、论堆?然后再进行比较衡量，以决定买谁的。

正巧这个卖主是北郊的，他就会告诉你，这是lvn斤的，那是lvn堆的。

人们都有好奇心，对新鲜话对往往要学一学，就象现在所谓的“港台腔”一样，明明都知道那是南方人说普通话不符合标准，大家也爱学着玩，就是因为它新鲜。

一群小贩把这个“lvn”带回城里，立即就变成了时尚，于是大家就都不说“lun”而改说“lvn”了。

这个“lvn”真的很拗口，说着说着就变成了“lin”。

其实在北郊，对所有的“论”，无论是“理论”还是“论坛”都发“lvn”的音。但是，城里人只是从早市上学来的，所以城里人只在说“论什么”和“不论什么”的时候，才发“lin”的音。

“论什么”，例如问两个男人“二位怎么论?”，就是问他俩是什么关系;或者是问老板“是论斤，还是论堆?”“不论什么”，例如说自己“我可是什么都不论哪!”或者说别人“这小子满不论哪!”这里的“论”都是说成是“lin”。

外地人到了北京，听到北京人这么说，觉得和新鲜，就按发音用文字记录下来，就写成了“吝”，于是就成了“满不吝”。

当人们在通过文字去理解词义的时候，就会从“吝”的原意出发，把“满不论”的“满不在乎”，理解成“满不吝”的“非常不小气”了。

5、得瑟

如果有人说“我会四国英语”，你一定会说他是在开玩笑。其实不然，当一种语言在四个国家进行不同的发展，再经过若干年以后，就可能发展成四种不同的语言。现在已经有了“美国英语”的说法，所以，将来很可能再出现“加拿大英语”和“澳大利亚英语”。

中国各地都有各地的方言，但是中国的文字是统一的，所以无论方言如何的不同，文字却总是相同的。

同是一个“吃”字，普通话念“chi”，湖南话则按照方言把它念成“qia”。

长沙铁道学院的一个系主任告诉我，他在农村搞“四清”的时候，听过农村小学老师教生字。

黑板上写着“ch——i吃”，老师念“ch”，同学念“ch”，老师念“i”，同学念“i”，老师念：“chi——qia，掐饭的掐”。

崔永元告诉我，水均益也有这样一个类似的故事，是甘肃的老师教“麦”字。是“m——ai——mia，麦子的mia”。

但是，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还是应该使用我们共同的字，而不能按照发音而使用不同的字。尽管毛主席在说“吃”的时候是发“qia”的音，你也不能写“毛主席叫我们和他一起掐”，只能写“一起吃”，要必然就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自从赵本山的小品登上春晚以后，东北方言就大行其道了，只要你说话有点东北味，就显得那么幽默，那么滑稽，那么招人喜欢。

于是，用东北方言表演的节目就多了起来，用东北方言写的文章就多了起来。为了记录东北话，就按照东北话的发音，再去按照以北京音为标准的普通话里，找个相应的字。于是“东北人”就变成了“东北银”，“抖擞”就变成了“得瑟”。

“得瑟”相当于外语的音译，是取其音而不是取其义，所以无论如何望文生义，外地人也闹不明白这“得瑟”是什么意思。

有个擅长意识流和脑筋急转弯的哥们，竟把“得瑟”和几千年前的“渑池会”联系到了一起，说的是赵王鼓瑟以后把瑟拿回了邯郸，因此，“得瑟”就应该是“反败为胜”或者是“得了宝贝”的意思，因为他“得了一个瑟”。没想到同一版的另一篇文章写的是“得涩”，有不服气的就抬起了杠：“这是不是说他得了一个涩柿子?”

过去的富人，讲究的是吃鸡鸭鱼肉，穿绫罗绸缎。这绫罗绸缎穿在身上，既晶光闪亮，又柔软飘逸，微风一吹就抖动，所以，在冀中一带的农村，就把绫罗绸缎和人造棉这类轻软的衣服，称为“哆嗦”。

穷人进城或赶集、办事、走亲、访友，往往要借件绫罗绸缎的长衫，以壮门面，因此，一个人有一件绸衫，往往会成为全村的公用。

如果有人穿着绸衫在人前显富，故意走来走去，让长衫飘起来、抖起来，大家就会很讨厌地说：你在这穷抖擞什么!

“抖擞”，就是自己夸耀自己、自己显摆自己的意思，用东北话说就是“你穷抖擞啥!”

要是说粗话，那就是一句歇后语了，“驴鸡巴抽筋——你穷抖擞个啥!”

抖擞，用文字表示，应该写成“抖擞”;用语言表现，才可以说成“d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