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鼓山涌泉寺对台湾佛教的影响

涌泉寺大雄宝殿 

 日据时期，台湾僧人不受日本统治当局的影响，不畏台湾海峡风险，络绎不绝地千里迢迢来到福州鼓山涌泉寺受戒。甚至在台湾1917年开始独自传戒后，台湾僧人赴鼓山涌泉寺受戒的势头仍然有增无减。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台湾佛教界与福州鼓山涌泉寺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台湾传统佛教的开教史，实际是福州鼓山涌泉寺派的延伸，从明末至清代至近代，福州鼓山涌泉寺僧人不断进入台湾考察并发展信徒。

仅以住持为例，鼓山涌泉寺第一百二十九代住持达本法师，曾于1919年12月在弥陀佛诞日时参加台南开元寺的七天水陆授戒会；鼓山涌泉寺第一百三十代住持虚云法师，曾于1906年参访台湾基隆灵泉寺；鼓山涌泉寺第一百三十一代住持圆瑛法师，曾于1923年10月至1924年2月赴台湾弘法；鼓山涌泉寺第一百三十二代住持盛慧法师，曾遍历台湾诸古刹弘扬佛法。

鼓山涌泉寺的许多住持，在台湾都有大量的信徒，有的还是台湾佛教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日据时期的台湾崛起的具有本土主流意识的五大法派的住持，都在鼓山涌泉寺受过戒，其法派均属鼓山法系。由于祖师曾在鼓山受过戒的，受祖师的影响，其徒子徒孙也千方百计争取前往鼓山受戒。

其次，台湾佛教界尽力保持与福州鼓山的信息沟通和互动。虽说在日据时期，闽台交通多有不便，但台湾佛教界还是千方百计了解福州鼓山的情况，以便参照效仿。福州鼓山但凡一些最新消息，台湾佛教界总是设法及时刊布，表现了信徒们对祖庭的向往和关心。台湾佛教界与福州鼓山涌泉寺互动频繁。这些互动，包括在经济方面的互动、在修行方面的互动、在传戒方面的互动、在任职方面的互动、在法事方面的互动、在仪轨方面的互动等六个方面。

清朝规定台湾僧侣必须前往福州鼓山涌泉寺受戒。鼓山在清代是福建省的受戒坛寺。历史上台湾一直是福建的一个部分，因此，清政府的这一敕令，在日据前对台湾的求戒者是有约束力的。在日本占据台湾之前，台湾僧侣中稍具有知识身份者，除了少数的例外之外，均是受戒于福州鼓山涌泉寺或来自鼓山。这一传统习俗，对日据时期的台湾僧人也有一定的影响。特别在日据前期，只要有可能，台湾僧人都会克服一切困难前往鼓山受戒。

第三，台湾佛教界长期没有传戒的能力。台湾早期僧人素质不高，少有深层的经论研习和弘法活动，大都仅满足于本身的课诵念经活动，对传戒的要求和仪轨不甚知晓。台湾当时僧人佛学素养低下，无法说法布教。当时的僧人大多缺乏深厚的佛学知识，出家者动机不一，有些是出自无奈，由于佛学素养不高，所以难以得到社会的承认。要改变这种状况，到离台湾最近的著名大丛林福州鼓山求法受戒，自然是台湾僧人向往的目标。

第四，台湾佛教界的僧人只有福州鼓山戒后才有发展空间。据1919年的《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所称：台湾人欲为有相当地位的僧侣，要赴福州鼓山受戒，取得僧侣资格。这在现时制度里，身为台湾僧侣，是非得要这样资格的公认不可，不如此的话，难以得到世间一般信徒的信赖。

台湾一些寺院还规定只有在福州鼓山受过戒的法师才能担任住持，如台南开元寺的传统规定，非经在福州鼓山受完大戒，不能出任该寺住持之职。即使在日据后期的玄精法师之后的历代住持，也要求必须前往福州鼓山涌泉寺受戒。在此之前的永定法师因不曾到鼓山受过戒，所以很快就卸任了，而接任的几代住持，都是在鼓山受过戒的。当时到鼓山受戒是身份的象征，对于募款、开展法事、招徕信徒，都具有一定的号召力。

(作者为福建广播电视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