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路上，那些伟大的西行者（下）

　　杜环：走向非洲

公元757年5月25日这一天，中国人杜环是在末禄度过的。这座城市在中国的古籍中也被称作木鹿，即今天土库曼斯坦的马雷。木鹿是当时阿拉伯帝国呼罗珊省的首府，也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交通枢纽。

杜环后来在自己的《经行记》中特地写道：“其俗五月为岁首。”即5月作为一年的第一个月。中国人称阿拉伯帝国为大食。大食国的政治纪年采用迁移历，以创教者默罕默德从阿拉伯半岛之麦加城迁出之日（622年7月16日）为历元。检索阿拉伯元旦与中国农历5月重合的日期，就是757年5月25日，中国农历5月2日。

杜环大概是在752年7月到达末禄的，他在这里一共生活了5年。此前，他作为大唐西域都护的军官，驻扎在碎叶地区。唐大将高仙芝错杀驻扎在唐突厥城邦之王，导致其子反叛，并向大食求助出兵为父报仇。于是大食率领军队与唐军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一带）展开会战，史称怛罗斯之战。因突厥部落反水，导致唐军措手不及输掉了战争。不少士兵成为大食军队的俘虏，杜环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这场战争开启了杜环的丝路之旅。他的足迹遍及中亚、西亚与非洲，前后长达11年。762年他从海路返回广州，写了一本《经行记》，讲述旅途中的见闻。但这本书已经佚失，剩下片段收录在其族叔杜佑所著的《通典》中，总计1700多字。杜环的记述，第一次让中国人了解到阿拉伯帝国情况，并第一次带回了非洲的信息。

杜环最初由碎叶出发被押往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离开石国后很有可能去了东面的拔汗那国（位于吉尔吉斯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然后杜环又到了康国，这是中亚两河流域的中心，即现在撒马尔罕附近。接着西行，他就抵达了末禄国（土库曼斯坦马雷）。

很多丝绸之路的旅行家都会来到末禄，但杜环是第一个留下珍贵记录的人。在杜环笔下，末禄十分美丽，虽然处于沙漠之中，但是绿洲内“村栅相连，树木交映”，城镇则“墙宇高厚、市廛平正”。这里灌溉发达，土地肥沃，盛产各种水果和蔬菜，工商业也相当繁荣。

因大食国王兴建新首都巴格达，将驻扎在末禄的呼罗珊大军调回了亚俱罗。亚俱罗即亚述，指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杜环等中国战俘也因此随军到达了两河流域，并参与了巴格达的营建。在《经行记》中，杜环特地记录了一些中国工匠的名字。中国的造纸术正是由中国战俘传入阿拉伯世界的。

《经行记》所记录的地方，很多都是杜环亲自游历过的。他还去过苫国，即叙利亚。当时的叙利亚包括如今的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地。杜环准确地描述了东罗马帝国的地理位置——在叙利亚以西，相隔一座山（陶鲁斯山），西、南临海，北与可萨突厥接壤。可萨突厥（khazars）是西突厥西迁的一支，7世纪初已经移居到里海以西、高加索以北地区，7至8世纪间可萨突厥人对阿拉伯人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双方以高加索山为边界。可萨人向西一直扩张到了乌克兰黑海北岸。隋朝后，中国称东罗马帝国为拂菻。杜环明确指出，所谓拂菻就是汉朝时的大秦，即罗马帝国。

杜环还了解了一些东罗马帝国的信息，当地人为白种人，好饮酒，虔信基督教，最善于制造玻璃。他们有高超的医术：“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杜环这里记录的是流行于地中海东岸具有悠久传统的“开颅疗盲术”。这种医术在唐代随着景教徒而传入中国。

杜环是第一个有文字记载到达过圣城耶路撒冷的中国人，他将耶路撒冷称之为“秧萨罗国”。然后他向西南穿越西奈半岛的沙漠，到达了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进入了非洲。

杜环说他最后到达了摩邻国。关于摩邻国的位置有比较大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摩邻国指北非的利比亚、突尼斯、摩洛哥一带，这里是大食帝国的马格里布（maghrib）省，首府在今突尼斯古城凯鲁旺（qayrawan）。即杜环到达埃及后向西沿地中海南岸行进，最远到达了摩洛哥，甚至抵达大西洋。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摩邻国指的是位于东非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王国。杜环南下，经过尼罗河三角洲，沿尼罗河到达阿斯旺，经过努比亚沙漠到达埃塞俄比亚。

杜环所到的摩邻国究竟在哪里，恐怕还是一个谜。但他记录了中国人最初对非洲的印象：“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食鹊莽。鹊莽，即波斯枣也。瘴痢特甚。”当地人皮肤黝黑，土地贫瘠，既无米麦也无草木，马吃干鱼，人则吃波斯枣（椰枣）果腹。

无论杜环到达了非洲哪个区域，他都创造了世界探险史上的一项纪录。在杜环之后，要到10世纪时，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赫克尔和曼苏地才亲自考察非洲沿海，写下了他们的旅行记录。至于欧洲人游历红海并且写下作品的是本哈明，他由红海到达埃塞俄比亚和索科特拉，再由尼罗河返归开罗，比杜环晚了400年。

杜环的旅程横贯整个欧亚大陆，经过了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埃及、利比亚、突尼斯、摩洛哥等地，穿越了三个不同的宗教区域。他称伊斯兰教为“大食法”，基督教为“大秦法”，祆教（拜火教）为“寻寻法”。

对于伊斯兰教，他的观察和记述尤为详细。“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礼天”，反映伊斯兰教为一神教。“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断饮酒禁音乐。”“不食猪、狗、驴、马等肉。”“葬唯从俭。”“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记述了伊斯兰教的功课教俗和生活禁忌。同时还扼要记述了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如“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贪虐贼，有于一此，罪莫大焉”，“其大食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致相累”，“唯法从宽”，“人相争者，不至殴击”等等。这些记述客观而准确地记录了伊斯兰教的信仰、礼拜、斋戒以及行为规范、饮食、衣饰、禁忌等教义、教法及生活的最主要方面。

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在《中国伊斯兰纲要参考资料》中写道，杜环对“伊斯兰教义有相当正确的知识，他把他所知道的教义记载在《经行记》里，遂成了伊斯兰教义之最早的中文记录，这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也是一件大书特书的事”。

景教徒拉班·扫马

1275年，景教教徒维吾尔人扫马从北京出发，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同时，他还肩负了大汗忽必烈的秘密使命，前往欧洲收集情报，了解各国动向。忽必烈想要知道，如果他的军队攻取阿拉伯人占领的耶路撒冷，是否能够得到那些欧洲君主的支持。当时蒙古贵族中很多人信奉基督教，包括忽必烈的母亲唆鲁忽帖尼、旭烈兀大王的元妃托古思可敦、阔里吉思等都是景教徒。忽必烈受此影响，对基督教也抱有好感。

与扫马一起出发的另一名景教徒名叫马可，他来自维吾尔的汪古都部。维吾尔族历史上曾先后信奉过佛教、景教和伊斯兰教。景教是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隋唐时期传入中国。1225年，扫马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景教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巡察使，曾在北京景教会中任职。他自幼被认为适于从事教士职业，被授以经文，23岁时接受洗礼，成了景教徒。扫马后来被称为拉班·扫马，拉班（rabban）是叙利亚语，即“大师”、“长老”之意。

扫马是古代中国走得最远的人。他不仅横穿了整个欧亚大陆，到达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还坐船渡海抵达意大利，最远走到了法国波尔多。他不仅见过罗马教皇，还会晤过英国国王与法国国王。他是有记载的最先深入欧洲的中国人。

但有趣的是，很长时期以来扫马和马可的经历并不为人所知，主要原因在于他后来并没有回到中国。他们的经历写在了一本叙利亚语的传记中。直到1887年，一名库尔德斯坦穷困潦倒的占星家，在一个土耳其景教徒手中发现了这个手抄本。这本书很快在巴黎出版，引起了广泛关注。随后，研究文章在《亚洲杂志》、《博物馆》、《东罗马评论》、《宗教社会学》等刊物上发表。扫马的故事才浮出水面，为公众逐渐了解。

扫马能够顺利完成这次旅行，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方面，蒙古完成征服之后，从中国中原到西亚、东欧的万里交通线都处于蒙古帝国的控制之下。丝绸之路第一次处于完全畅通无阻的局面。在保护贸易，保障旅行安全，自由通行乃至宗教自由等方面，蒙古大汗们要比当时的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君主们开明得多。另一方面，由于蒙古的强势地位，西方国家与基督教迫切希望联络蒙古，对抗阿拉伯伊斯兰教势力。所以扫马与马可成为西方世界最欢迎的人。

扫马一行走的是丝绸之路的南线，经过河西走廊后，穿越白龙堆沙漠，然后通过塔里木盆地南道西行到和田，经喀什翻越葱岭辗转来到今哈萨克斯坦的塔拉兹。在那里，扫马和马可见到了窝阔台汗海都，并获得了海都颁发的通行护照，因此一路上都比较顺利。他们沿着丝绸之路的古道继续西行，进入伊利汗国统治下的波斯地区（今伊朗、伊拉克），经马什哈德、马拉盖到达大不里士。一路上遍访所存不多的基督教教堂和修道院，会晤各教会人士。

由于蒙古人正在跟占据埃及和叙利亚一带的伊斯兰教马木留克王朝激战，扫马和马可没去成耶路撒冷，他们在伊利汗国滞留了好几年。

在等待中，扫马和马可的命运迎来了巨大转机。他们在大不里士城遇到景教大总管马屯哈。马屯哈听说他们会讲蒙语和突厥语，又来自元大都大汗身边，便想让他俩为传教事业服务。1280年，景教大总管马屯哈任命马可为当时中国北部两大教区“契丹城市和汪古都”的大主教，任命扫马为巡察总监，派两人回国传教。于是，扫马和马可两人便动身返乡。第二年，他俩正走在半路上，听说马屯哈死于巴格达。二人立即改变了主意，马上折回来，到巴格达为马屯哈送葬。

随后选举新的大总管时，马可被各地主教一致推选为“东方教会大总管”，称为“雅伯拉哈三世”。本想随扫马一起西行朝圣的马可，忽降殊荣，身价倍增。

马可的当选有着复杂的宗教与政治背景。景教自公元431年以弗所宗教会议后，就以波斯为中心着力向东方发展势力，并获得了很大成功。但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后，开始挑战景教在波斯地区的地位。9世纪随着“圣战”的进行，伊斯兰教在中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明显占有优势。波斯伊利汗蒙古统治者也不时表现出对伊斯兰教的亲近，景教地位岌岌可危。于是借助和蒙古统治者的特殊关系，马可被任命为景教大总管。就像《唐元二朝之景教》一书中所写的：“马可当选为法主的理由，完全由于当时蒙古势力强大的关系，因为当时掌握全世界的统治权及法制的人，都是蒙古出身的王族。所以必须由精通蒙古语言，明了蒙古的施政方针及熟悉蒙古民族风俗习惯的大德来继承景教法主。因此没有比马可更合适的人。”

另一方面，扫马与马可也获得了伊利汗国统治者阿鲁浑的支持。成吉思汗去世后，蒙古四大汗国逐渐分裂，除了名义上承认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大汗”地位，实际上各自为政，甚至彼此混战。占据波斯的伊利汗国，因与元朝为同支的成吉思汗家族所统治，彼此有紧密的结盟关系。阿鲁浑不仅希望借助忽必烈的力量，也希望靠近欧洲基督教国家，以对抗伊斯兰教势力以及其他蒙古汗国的侵扰。

阿鲁浑甚至答应收复耶路撒冷后归还给基督教欧洲，作为合作的报酬。当时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经过数次十字军东征失败后，仍未放弃占领阿拉伯领土建立耶路撒冷王国的计划，也渴望获得外援。因此，兼具基督教徒、蒙古人、忽必烈秘使三重身份的扫马与马可，便被推到了显赫的位置，成为了东西方交往的中介人物。在这个复杂的背景下，1284年，奉伊利汗阿鲁浑的命令，扫马率使团出访欧洲。

1287年3月，扫马带领使团从巴格达出发，沿古商路西北行至黑海，然后乘船到达拜占庭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受到安德罗尼古斯二世的款待。然后又乘船航行两个月来到意大利那布勒斯港。途中看到了1287年6月安茹人同亚拉岗人的一场海战。当他们从那不勒斯登陆赶到罗马时，教皇鄂鲁诺四世已于4月去世。

当时因新教皇尚未选出，扫马继续西行。9月间他来到法国都城巴黎，向法王腓力四世呈交了阿鲁浑的信件及礼物。腓力国王给予了他们很高礼遇，并答应派军队帮助阿鲁浑夺取耶路撒冷，表示愿遣使携带他的复信去见阿鲁浑。最后还请他们访问了巴黎大学及一些名胜古迹。

在巴黎停留了一个多月后，扫马一行又向西南来到加斯科尼（今法国波尔多）拜见了英王爱德华一世。英王获悉阿鲁浑约请欧洲各国共同收复失地，非常高兴，厚赠了使者。然后扫马带着使团于12月间回到热那亚过冬，同时等候罗马方面的消息。

第二年春天，教皇尼古拉斯四世继位，他很快接待了扫马一行。扫马向他递呈了阿鲁浑王及大总管雅伯拉哈三世送的礼物及书信。新教皇对阿鲁浑王优礼基督教和准备约请欧洲各国共同收复失地的举动，表示感谢。1288年4月，扫马一行在详细观看了复活节庆典后，带着一大批信件及礼物在腓力国王公使团陪同下，离开罗马经热那亚顺原路返回。

阿鲁浑王对扫马顺利完成出使任务很高兴，给予了嘉奖。1294年，扫马在巴格达去世，马可也于1317年死于大不里士。他们都没有再返回中国。

扫马的欧洲之行，改变了西方人对蒙古人的看法。他们试图和蒙古统治者结成联盟去共同对付“异教徒”。罗马教廷甚至还梦想使蒙古统治者改宗天主教，将教廷的势力扩展到东方各国。为达此政治目的，最方便的办法便是派遣僧侣充当使者兼传教士，通过扩大宗教影响来谋求政治利益。

在扫马之后，丝绸之路上迎来了传教士时代，其中就包括著名教士孟特戈维诺、鄂多立克，以及教皇特使马黎诺里等人。其中孟特戈维诺在华传教达34年之久。他们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与欧洲国家间的相互了解与交流。就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印刷术、火药武器等科学技术陆续传入波斯、阿拉伯及欧洲。同时，波斯、阿拉伯发达的天文、医学等成就，也被大量地介绍到了中国。他们撰写了大量的游记与见闻，不断刺激着西方人前往富饶东方的愿望。

　　陈诚：最后的外交官

1413年11月，郑和率领着浩浩荡荡的船队第四次出海。世界史上的大航海时代即将到来。几乎与此同时，明成祖朱棣派出了一支300多人的使团，由甘肃酒泉出发，前往帖木儿帝国的首都哈烈（今阿富汗西北的赫拉特）。

使团之中有一名负责文书的官员，名叫陈诚。他是明朝的职业外交官，曾经出使过畏兀儿（今柴达木盆地及邻近的甘肃、新疆部分地区）和安南（今越南）。在接下来的20年中，他总共5次出使中亚，最远到达伊朗的伊斯法罕地区。第一次出使后，他撰写了两份报告，一本记述了旅行路线，另一本则详细记述了中亚伊斯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14至15世纪，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发生的最大历史事件，便是不可一世的蒙古帝国彻底瓦解。蒙古帝国的崛起速度令人不可思议，仅仅几十年的时间，便征服了大半个文明世界。而其解体也异常迅速，在征服南宋还不到100年，除了金帐汗国在南俄草原坚持挣扎了一个世纪以外，蒙古人又返回到蒙古草原。

1368年，刚刚立国的明朝攻克元大都，元朝势力逃亡漠北草原。几乎与此同时，中亚强权人物帖木儿攫取了河中地区，建立帖木儿帝国。经过30多年的东征西讨，帖木儿兼并了从波斯到小亚细亚的广大地区。

大明王朝与帖木儿帝国的最初交往并不友好，帖木儿不仅扣押了中国使团，还计划以武力入侵中国，把中国变成伊斯兰国家。他甚至征调了20万军队向中国出发，但他却在行军途中去世。帖木儿死后，他的四儿子沙哈鲁取得权力。

沙哈鲁不愿与明朝为敌，释放了扣押多年的明朝使者，并向明朝派出使团。中亚的其他国家也跟随派出使团来到了北京，并贡献方物特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明成祖朱棣派出得力的外交官陈诚，前往中亚地区回访。他不仅要向帖木儿帝国的继承者递交国书，还要向其他中亚城邦宣示国威，扩大明王朝的影响力。

陈诚一行出酒泉嘉峪关后，穿越沙漠到达哈密、吐鲁番。随后使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走天山北麓，陈诚则带领另一部分人走了一条不见于前人著录的新道路。他们经托克逊沿着现在的阿拉沟、开都河、巩乃斯河峡谷进入伊犁河谷地。两队人马在这里汇合后又分道扬镳。一部分人沿着传统的伊犁河－楚河－塔拉斯河大道西行，绕过天山。陈诚则向西南的天山山区行进，到达伊塞克湖，再走小路到今哈萨克斯坦的赛拉姆，转向西南经塔什干、吉扎克到撒马尔罕。经过短暂休整后，使团一干人马经过帖木儿故里渴石、铁尔梅兹，渡过阿姆河，到巴尔赫、安德胡伊、买马纳，最后抵达哈烈，即赫拉特。

除了完成外交使命外，陈诚还有一项另外的任务，即重新梳理、记录西域的山川地理的名称。因此，在他后来的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大量山川、河流、城市等地理名称。这些名称都是根据当地的通用名称翻译的，而且译得十分准确，已经非常接近今天的叫法。如哈烈——赫拉特、俺都淮——安德胡伊、达失干——塔什干、卜花儿——布哈拉等。

陈诚一共游历了18座城市，其中在帖木儿帝国都城赫拉特停留的时间最长，对赫拉特的描述也最丰富。赫拉特自古以来就是中亚的重要城市，可是历代旅行家很少关注它。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虽然对这里有较长的叙述，不过其中多是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内容。而陈诚的记录则是全景式的，涉及历史名城的地理位置、山川形胜、气候物产、街市贸易、政治司法、宫廷规制，以及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婚丧习俗、宗教活动等。

他对赫拉特的描述是从刻画其统治者开始的。他亲自拜见了沙哈鲁。据他记载，这位中亚的统治者居住在该城东北角一幢宽敞的房屋或宫殿内，里面摆满了金器、宝石、陶器和精致的毯子。最高级的官吏也非常富有，居住宽敞，和沙哈鲁一样豪华，门上刻有复杂的图案，房内都挂上富丽的丝质帷幕，陈设着金银器皿和酒具。

陈诚仔细考察了城市里的商业活动，参观了一些露天市场。市场上分成一排排店铺，每排有自己的特色，专门出售一类商品（衣服、工艺品等）。市场到晚上还开夜市，烧灯燃烛。货币主要是银币，其次是铜钱。凡没有政府官印的钱币禁止流通。政府对商业交易抽20%的税，政府收入的大部分来自这种税收。

赫拉特不但是贸易中心，还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铜铁储藏相当丰富，金、银、琥珀、珊瑚和钻石供应的数量也充足。赫拉特居民离城不远就可得到大量的盐。他们生产丝绸和瓷器，但不能同中国的产品媲美。

这里土地肥沃，居民种植小麦、小米、豆类和稻米，他们的果园出产的桃、梨、胡桃、石榴、杏和葡萄驰名中亚。他对一种名为“芯思檀”的干果特别感兴趣，显然他过去没有见过。所谓“芯思檀”就是我们今天的“开心果”。

沙哈鲁继承了帖木儿的志愿，大力在中亚推行伊斯兰教。他颁布法令，凡是皈依伊斯兰教者，都给予金钱赏赐，还能得到衣服和马匹。

对于伊斯兰教，陈诚做了细致的观察。他发现伊斯兰教反对崇拜偶像，这里“不祀鬼神、不立庙社、不奉宗祖、不建家堂，惟以坟墓祭祀而已”。

他能以汉字谐音比较准确地记录下穆斯林日常生活中的常用术语。如“纳马思”是波斯文namaz的音译，即礼拜，在汉文史籍中一般写为“乃玛孜”。“默息儿”是阿拉伯文masjid的音译，即礼拜寺，现一般译作“麦斯吉德”。“撒力马力”、“撒蓝”均为阿拉伯文salam的音译，在汉文史籍中一般写作“色兰”或“色俩目”、或“撒拉姆”等，意为“和平”、“平安”、“安宁”，是穆斯林见面的礼貌用语。

撒马尔罕的一座大清真寺引起了陈诚极大兴趣：“城东北隅有土屋一所，为回回拜天之处。规制甚精壮，皆青石，雕镂尤工。四面回廊宽敞，中堂设讲经之所。”《古兰经》的经文用羊皮包裹，文字用金泥书写。陈诚所记录的这座清真寺就是名闻中亚的比比哈尼姆大清真寺，1399年由帖木儿所兴建。

陈诚还记录了撒马尔罕城中的一座经文学校：“都城中有大土屋一所，名‘默得儿塞’，四面房廊宽广，天井中设一铜器，制如大锅，周围数丈，上刻文字如鼎状。前、后、左、右，房室犹伟丽，多贮游学生徒，及通诸色经义者，若中国之大学然。”

陈诚《西域番国志》中有关伊斯兰教苏非派的记述尤为珍贵。这些苏非派的游方修士穿着破烂，披着羊皮，手持拐杖，身挂骨节，无论冬夏都在街头行乞，住在墓穴里或者岩洞中，终日苦修，被称为“迭里迷失”。

所谓“迭里迷失”，在汉文史籍中又写作“迭里威士”或“德尔维系”，是波斯文dvevrish的音译，原意为“沿门乞讨”。西方学者常译作“苦修僧”或“巡游托钵僧”，是伊斯兰教苏非派教团的高级修士。他们靠人施舍为生，并常在市集公共场所聚众，宣讲苏非派哲学，吸收信徒。

对于穆斯林生活习俗，陈诚做了细致的观察：“国主衣窄袖衣及贯头衫，戴小罩刺帽，以白布缠头。”这里所说的“罩刺帽”即今天维吾尔族所戴的小花帽。所谓“贯头衫”也是流行在维吾尔族男子中的一种传统服装。“以白布缠头，算发后髦”显然与清初称新疆穆斯林为“缠头”或“缠回”有关。

当地的穆斯林饮食“不设匙箸，肉饭以手取食，羹汤则多以小木瓢汲饮，多嗜甜酸油腻之味，虽常用饭内，亦和以脂油”。这显然说的是迄今仍为中亚、新疆穆斯林日常嗜食的“手抓饭”。

他还亲自去当地澡堂洗浴。每处澡堂各有一间男、女浴室，每间浴室又分割出十几间小浴室。洗浴者围一件浴布进入，每人用水钵从冷热水池中舀水冲洗身体。这更接近于今天的淋浴。由于当地多风，便发明了“风磨”，即使用风力带动磨盘。

陈诚返回北京后，完成了两份记录——《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他向中原王朝介绍了当时西域的穆斯林社会。同一时期，除去中亚著名史学家怯马鲁丁·阿伯特拉柴克所撰的《马特拉——沙达因》一书外，几乎再无介绍帖木儿帝国的著作。然而，该书又比《西域番国志》晚了三四十年。

陈诚的出使带动了中国与中亚穆斯林国家的交往。在明永乐皇帝执政期间，大量中亚国家、地区的使团来到了北京。有记录的包括：来自赫拉特与撒马尔罕的20个代表团，来自其他中亚城邦的32个使团，以及来自哈密北部一带的绿洲44个使团。

1424年，永乐帝去世之后，明朝减少了对外事务，最终中止了向中亚、东南亚和波斯派遣使臣。随着大航海时代到来，繁荣了几千年的丝绸之路逐渐陷入沉寂。属于陈诚们的时代结束了。

（两文主要参考资料：《丝绸之路古道研究》、《丝绸之路绿洲研究》、《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三至六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金钱之旅——从君士坦丁堡到长安》、《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西域通史》、《史记》、《蒙古山水地图》、《大唐西域记全译》、《陈诚及其西使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