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利川的流传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己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我国的信徒众多。利川接受佛教的影响约在晋代。据说，东晋咸康年间来凤建成仙佛寺，利川即有居民前去顶礼膜拜，从此佛教便在利川传播开来。至清末，利川境内佛寺辈出、佛寺林立。每逢庙会，香客云集，摩肩接踵，蔚为大观。可见明清之际，佛教在利川的影响甚大，传播甚广，并广泛渗入到利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一）

光绪版《利川县志》载清光绪年间利川“专祀观音者十有五”、“杂祀诸佛者六十有四”、“杂祀佛道者三”。在改士归流（清雍正十三年）之前建成的寺庙主要有：

1、 岩洞寺，位于今利川市东城办事处岩洞寺村始建于宋代。一名法光寺，因寺下有石洞，故名岩洞寺。

2、 双溪寺，明崇祯六年建。

3、金字山寺，位于今利川市团堡镇，建于清顺治年间，僧慧远建。

4、石龙寺，位于今利川市团堡集镇，始建于清乾隆年间。

5、回龙寺，位于今利川市毛坝乡夹壁，建于明天启年间。

6、祥风寺，位于今利川市毛坝乡青岩，建于明季。

7、青龙寺，位于今利川市毛坝乡，明代古刹。

8、兴隆寺，位于今利川市毛坝乡，约建于明代。

9、石峰寺，位于今利川市西边的甘溪山上，建于明。

10、回龙寺，位于今利川市城西姜家沟，乾隆三十三年前。

11、莲池寺，位于利川城西轿顶山，明末僧铁眉此。

12、龙泉寺，位于利川城西龙泉山，明正德九年建。同治年间被毁后重修。

13、龙泉寺，位于今利川城北门铁炉寨，乾隆年间建

 14、樱桃寺，位于今利川城北，具体年代不详。

 15、五龙寺，位于今利川市南坪乡，约建明代，寺内过去有明万历十六年钟、十九年碑。

 16、古钟寺，位于今利川市南坪乡，建于明。

 17、万利寺，位于利川市谋道镇磁洞沟，建于明。

 18、碧云庵，位于今利川市南坪、谋道一带，约建于明。

 19、松木寺，位于今利川市南坪、谋道一带，明万历四年建。

 20、石牛寺，位于今利川市南坪、谋道一带，有明正德元年钟，故最迟建于明代。乾隆元年，徙建于许家营。

 21、白云寺，位于福宝山，明万历年时建，清乾隆四十八年重修。

 22、双龙寺，在福宝山右，明正德时建，万历十三年重修。

 23、归源寺，在今建南镇，建于明。

 24、潼渊寺，在今建南镇，约建于明，因寺内有明正德元年钟。

 25、兴隆寺，在今建南镇，清乾隆年间建。

 26、回龙寺，在今建南镇，古刹，寺内有清乾隆年间所立的捐田碑。

 27、同辅寺，在今建南镇，清乾隆三十七年重修。

 28、灵感寺，在今建南镇，清乾隆五十四年建。

 29、广德寺，在今建南镇，清乾隆初年建。

 30、楚藩寺，在今忠路镇，建于明。

 31、灯明寺，在今沙溪乡。

 32、大松寺，修建年代不详，为沙溪土司旧治。

 33、观音寺，在清忠路十八保观音山，清乾隆初年建。

 34、潮音寺，在清忠路二十八保继长坝，清乾隆二十一年重修。

以上三十四个寺庙是目前可以确定在改土归流前修建的，还有众多的寺庙如位于忠路、沙溪的青峰寺、回龙寺、铁牛寺、镇国寺等，笔者推测它们可能有建于明清之际，但无明显的文字根据证据，故未列入。但我们看到，它们已经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清代及民国年间最兴盛的庙宇在改土归流前已经建成。

从这三十四个寺庙修建的背景看，它呈现出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早期寺庙的修建一是与土司有关，二是与军屯有关。

改土归流前，利川有五大土司。在土司治内，普通民众受教的程度底，与外界接触较长，但土司家族内往往治力于养人士、兴教育，并接纳各地游方僧人，故能较早接触佛教，并深受佛教思想的熏陶。同时，明清之际政治风云变幻，令土司有朝不保夕的感受，更促成他们贩依佛教。

忠路土司覃氏有信佛的传统，治内寺庙甚多。明万历年间，忠路楚潘寺和尚想造一口大钟，于是忠路安抚司使司安抚副使覃化洪合衙内及土民捐资，共造钟两口，分悬于寺于两廊。覃化洪并亲自在钟上撰文，希望“钟声齐鸣，佛法丕振”[i]。文中还说道：“三、五年来，余以变生肘腋，振刷君父之伦，固知福善祸淫，天道不爽，而余乐善之心更油然生矣。”[ii]更可见政治变幻促使他对佛法的信仰。改土归流前，外地名僧至利川，多与土司交往。佛坛宗师、诗人、书法家破山，俗名蹇栋宇，四川大竹县双拱乡蹇家坂人。他曾曳杖东游，到江西、浙江等地一些著名寺庙拜师参学，遍礼名山古刹，受法于浙江鄞县天童寺高僧密云禅师门下，由于他的学识渊博，办事精明干练，颇得密云禅师的厚爱，特以手书“曹溪正脉来源”相赠。清顺治十年（１６５３），破山在梁平县万竹山始建双桂堂，灯系繁衍，门徒众多，在川东一带影响极大。明末破山避张献忠之乱，来寓居于忠路镇国寺，与忠路宣慰司覃世藩友善，覃世藩常从破山游，听讲无生妙谛。同治版《利川县志》并载有破山在忠路的三个故事：

其一：康熙初，群寇荡平，破山思蜀，一日往别潘。值藩卧病未起，遂于纸窗上以指穿四窟而去，盖示以仍返四川也。

其二：（破山）善画破荷，……适豪右某获其一，张之中庭，初弗贵也。忽邻里不戒于水，延烧殆尽，惟张画之屋巍然独存，始悟破山之画能御火灾。

其三：破山于后江河之石壁以口运津，指书“水晶宫”三字于上，至今日斜，水面侧映悬岩，三字犹及见之。[iii]

利川其他几位土司也同样崇尚佛教。明监察御史何金枝撰写的《灯明寺记》载：“沙溪黄檄，官凤翔总兵。夫人覃氏，生子四，俱贵显，忽作出尘之想，为寺于林中，额曰‘灯明’，长斋奉佛，处之晏如。”[iv]考《灯明寺记》建于明永历年间，黄檄为沙溪宣抚司黄中和子。在建南的归源寺，则为旧署，当为建南土司所建。而金字山寺旧有雍正元年钟，铭文其中提到“湖广忠孝安抚司使司田昌祚，……湖广忠路军民安抚使司覃建候，湖广施南等外军民宣抚使司夫人田氏、长男覃禹鼑。”[v]更可见佛教在利川的流传和很多寺庙的修建，离不开土司的支持。

明代在施州实施军屯制，利川境内利川盆土地肥沃，四周高山耸立，扼控巴蜀，乃兵家必争之地，是军屯的理想之所，故屯军数量极大。现在的“马桥屯”、“朱砂屯”等皆为明时军屯遗留下来的地名。清道光本《施南府志》载：“施郡之民分里屯二籍，……屯籍皆明末国初调拨各省官军之家，而河南、江南为多，言语服食各从本贯。……亲丧多遵家礼，间亦延僧育经。”[vi]雷翔先生曾指出，此文中“明末国初”之说有误，应为明初卫所军户之军[vii]。其说甚是。明代外地官军来到利川，他们保留了他们本地的文化，带来佛教信仰，形成了更广泛的文化交流。

从寺庙的修建上亦可看出，明代正德、万历年间修建的寺庙多，地址亦多位于屯内。

位于南坪十四何的碧云庵有钟二，其一为嘉靖年造，铭文曰：“湖广施州卫中千户所胡百户下大中坝屯堡”。又如南坪营上的五龙寺钟铭称：“大檀把总功德主黄宗润，妻牟氏，男黄正德、黄正芳、黄正轩，万历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捐修殿堂。”寺内还有万历十九年十月初日，黄宗润、黄宗湖、黄宗江、黄宗正捐田碑[viii]。看来，黄宗润一家都极为崇尚佛法，甚至不吝钱财修庙捐田。

 （二）

明末军屯制逐步松驰，屯籍和土民之间交往日益加深，甚至因联姻有所混融，加之土司上有其好，土民尤其是里籍大户豪强，也因此更容易受到佛法的影响。如同治版《利川县志》就记载有挂锡石峰寺的名僧耳毒禅师、铁笔和尚预言陈世凯他日必贵的故事，后陈世凯果然官至浙江提督。

 但在改土归流，佛教在利川的传播仍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信教者以土司、外来屯户和当地豪强为主；二是利川尚未出现精通佛法、影响一方的高僧名僧。一直到改土归流后，民族融合更加广泛，佛教传播更加普遍，这些现象才得到根本改变。清远和尚，一品山披弟僧，嘉庆时人，他可能是利川本土出现的第一个名僧。清远为人重气节，打包京都时，吴赐三殁于京，清远命人运送灵柩回到利川，倍受时人称颂。清代著名诗人张问陶有访清远上人诗： 经声才起市声遥，人海中分路一条。 佛地不明惟有月，宦途消长不如潮。 僧闲未肯轻铙舌，官冷何须畏折腰。 坐看秋风摇落久，莫将坚固问芭蕉。

清远和尚的弟子惟一亦为名僧。惟一，谢姓，县东长荃人，寓居都门龙泉寺。时人称其洞人情，明事理，多愿与之交往。鉴空（名伴云），是利川出现的第一位有名的诗僧。他生于县西赵家岩，屡试不第后遁入空门。后寓居施州郡城，著有诗集《亦乐斋集》。据时人蓝易青推崇说：“郡俗尚西方象教，凡居丧有力者，建水陆道场，必延请缁流诸山。以鉴空能诗工书，一切楹联疏文楹联，悉央求假手，缘是渐为郡中人所识。笔墨应酬，往往坌集于门。”

 自严羽《沧浪诗话》出，诗界之人往往认为：诗与禅不分家。但宗教界的人却以为“工诗未必非高僧”，其暗含之意即为“高僧必不工诗”。这个官司在近代多有争论，如著名诗僧寄禅（1851—1912），诗名、僧名满天下，而其友人叶德辉不大以为然，谓其诗自高而僧则未必。没想到，在利川清代已经展开类似讨论。光绪年间，利川知县黄世崇曾与鉴空相见，相谈甚欢。后黄世崇在《亦乐斋诗集》序言中回忆，他曾对鉴空说：“若知佛氏宗旨乎？绝伦物，捐名实，清净寂灭，其大较也。后世经梵代兴，大抵皆儒而释者依托所为，非释氏本旨，况诗歌乎？若习佛几四十年，即世所传经梵弃之不讲，而专意于诗，其诸僧而不僧者欤？”

黄世崇认为：诗歌有害于佛法，鉴空是打着佛教旗帜的儒生。看来，黄世崇是个较真的知县，颇通佛法，所云极有道理。不过在中国，文士对佛教的传播、改造皆功不可灭，可以说：没有文士的推波助澜，一个地方的佛教不能得到真正的光大。团堡冉氏人材辈出，冉大进、冉大玺、冉复初、冉寿益等俱有功名，故光绪版《利川县志》称：“邑人语家者，以冉氏称首。团堡集镇北侧团凸山上的石龙寺，北为冉氏家庙，清乾隆三十二年，周大坤等人与冉氏协商，认为“此山钟灵，上有石龙，前临金字，有关文风，与其秀毓一家，不如荣分众姓”[i]，于是冉氏改家庙为佛寺，塑诸佛神像。同治年间，寺内又设义学。光绪五年，施南知府王庭桢入寺，登阁见神象森列，而座前奉孔夫子和诸贤木主，不禁勃然大怒，责令市绅迁义学于山下。

 王庭桢之所以怒，是因为庙中佛儒混杂，和黄世崇讥鉴空“僧而不僧”相似。但在冉氏及当时读书人看来，佛儒完全可以不分家。在石龙寺不远处有两座高塔，一曰培风，二曰宜影，皆为冉氏组织修建。培风塔上道光二十六年冉寿益撰写的碑文，文曰：“此地虽属天造，久赖人力以培之，以髫文笔擎世界，籍白石以成台，干青云而直上，则人文将蔚起矣！”塔上还有清邑庠生牟秀明七律一首：

云山四面总玲珑，一柱独擎万笏中。

绝顶斜侵江水绿，重棂晚带夕阳红。

曲梯回折人初斗，层级高超鸟乍通。

伫有诗书门第客，从今联步广寒宫。

塔本来是佛教专门的建筑，是埋葬佛骨舍利的纪念物，作为佛的象征。供信徒顶礼膜拜。但团堡的两座塔完全失去其宗教意义，相反寄托着读书人希望一方“人文蔚起”乃至于考中科举的梦想。

光绪版《利川县志》还载有冉复初有游岩洞寺诗:

软红飞不到林泉，小住祗园别有天。

满座庄严空色相，半生文字结因缘。

 寻真幸入琅环地，携酒同参玉版禅。

 便欲移家依古洞，年来愧乏买山钱。

此诗虽是牛刀小试，偶一为之的应景之作。但“祗园”、“玉版禅”等佛典，信手拈来，颇有禅味，而“林泉”、“琅环”、“买山”等典故的运用，又给全诗带来一股浓浓的书生气。

（三）

 晚清至民国，佛教在利川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名山秀色几乎全被庙宇占领，佛教的“因果报因”等思想深入普通民众心中。每逢庙会，朝山者络绎不绝，数以千计。部分寺庙由于路途遥远，艰险难行，往返需要二至三天，这仍阻碍不了香客的虔诚之心。一些小商小贩遂趁机上山，兜揽生意。而寺庙的一些住持也颇能与时俱进，与普通民众走得更近，在寺庙财产的经营上有声有色。

民国30年，“利川佛教支会”成立，以核桃寺住持陈五和尚、金字山寺住持李大和尚为负责人。同时，清末及民国间佛法研究更上层次，利川三老之一的陈耀智先生（1885--1955），精通佛理，他学佛而不奉鬼神，认为造福人类才是佛学真谛，他把佛学中的“诸缘合和”引伸为走正道，爱众生，团结一切人共同向善[i]。他常召集会众讲解大乘佛法，听者云集。

 彿教能在中国大地上广泛流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对其内涵的改造，使之合符中国人的传统。在利川，佛教也得到受到当地的巫术佛教的影响，得到新的发展。

 宋仕平在《土家族传统制度与文化研究》[ii]一书中指出：“佛教在土家族地区传播、渗透，形成了与土家族原始宗教相结合的而成的‘文教’。”据笔者调查，利川并无“文教”之说，但流行于利川各地的打绕棺，与所谓的“文教”类似。

打绕棺是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土家族丧祭舞蹈，至今仍较完整地保留在道师的“白事”道场中。绕棺在灵堂前进行，一般由五人、七人表演，前面一人执引道灯，后面的人或执灯，或执鼓、锣、镲、铙等乐器，绕棺而歌，飞旋起舞，常见舞姿有弯弓射箭、美女晾衣、狗连档等，动作粗旷奔放，刚健有力。

从原型上看，打绕棺很明显缘于土家族古老的祭奠活动，历史悠久，保留了很多原始的巫术信仰，和巴东的“撒尔嗬”同源。绕棺的动作古朴原始，受到端公的影响很深。至于打绕棺结束后的起灵、占卜等仪式，更是体现出土家族传统的巫道信仰。他们的乐器及相关音乐，也体现十分动听，乡土气息很浓。据团堡等地的打绕棺艺人介绍，他们打绕棺还需要由当地著名的端公“度职”，才能资格从事丧事活动。

 但打绕棺受佛教影响的痕迹同样十分明显。打绕棺时，掌坛师在做法事时需身穿法衣、披袈裟，头上帽子上绣“佛”字。灵堂悬挂的图画众多，皆为佛教人物画像，如佛祖、十八罗汉、三千揭谛等。有的舞蹈动作名称直接和佛教有关，如“观音坐莲”、“挖心见佛”等[i]。更重要的是，在团堡等的流行的打绕棺，需要念颂众多的佛经，以超渡亡灵。打绕棺的艺人大多文化水平不高，要背下整本整本的佛经，确实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据团堡打绕棺的艺人介绍，他们具有严格的传承关系，他们的师祖出自团堡石龙寺，具有很高的佛法修养。

正如马克思论述的那样：“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解放前，佛教在利川大面积的传播，起到的就是鸦片一样的效果。解放后，人民政府允许信仰自由，但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佛教和其他宗教一样受到人民群众的冷落，许多僧尼都自愿还俗。众多的寺庙或拆毁，或改作他用，盛行一时的佛教终于走向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