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立柏教授：从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谈中国人学习希伯来语希腊语的必要性

2014年9月21日下午，一场“民国时期的基督徒知识分子”讲座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的语言学教授雷立柏（leopoldleeb）主讲。雷教授是奥地利人，却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图：基督时报/王璐德）伴随着基督教和社会的发展，基督徒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成长起来并引起关注；事实上，曾经在民国时代也有这样的一个群体，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曾经的一些经验对于今天的中国基督教仍旧很有借鉴意义。9月21日下午，一场“民国时期的基督徒知识分子”讲座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的语言学教授雷立柏（leopoldleeb）主讲。雷教授是奥地利人，却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在中国学习和生活20多年，2004年以来担任人大文学院教授至今，教导希伯来语、希腊语与拉丁语等西方古典语言，著有学习语言的著作与翻译国外著作多部。当天，基督时报同工有幸聆听了他的分享。讲座中，他介绍了民国时期的背景以及两位基督徒知识分子曾宝荪女士与吴经熊先生的信仰经历。他认为，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当下中国，因为对希伯来语、希腊语等圣经原文了解不多，所以限制了发展，今天我们需要看到学习西方古典语言的重要性。“研究古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应该成为中国人的一个严肃任务。”民国时期基督徒知识分子的社会处境在1895年甲午战争之前，处于清朝的中国人仍旧有着一种强烈的“天朝上国”的观念，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对西方和世界都是封闭的状态。但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中国，使中国受到很大刺激，从当时的慈禧到知识分子阶层都变得开放学习日本、西方。可以说，“在清朝末年，中国传统的模式和语言都很大的改变了，变成一个新的社会，这也是为基督徒知识分子提供一个很好的背景让他们突破。”雷教授介绍说。 “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到底中国的位置在哪里，然后开始重新审查儒家传统和基督教的对比，到底哪个更优秀、到底儒家有什么缺点，看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的地位。这也是今天基督徒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到底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的地位是什么？”雷教授总结说，当时知识分子比如鲁迅等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的批判，这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受到很大的动摇，但1914年的一战摧毁了西方文化的优秀感，“以前西方人传播自己的文化说很强，但是一战让中国人看到的确你们的大炮很厉害，但是你们互相残杀。所以当时有知识分子提出，西方文化是物质文化很强但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文化更强。——所以面对西方文化，中国的知识分子非常复杂。”民国时代，中国一方面发生很多现代化，比如铁路、电线、媒体等；一方面日本侵华，战乱频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基督教在中国也有它的发展。鸦片战争后，一些西方传教士写书传播知识、印刷圣经，但传教影响不是很大，同时还有一些传教士创办教育等发挥间接的影响；另外还有很多传教士办慈善机构、办医院、孤儿院；神学的研究也开始了，民国时代已经开始有中国的神学家，最有名的是赵紫宸，他们也能够吸收很多西方的神学观点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理论性越来越发展。但如果要对神学有深入了解的话，必须掌握语言，特别是圣经的原文，因此宗教改革后马丁路德等特别强调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中国第一位希伯来语的专家是河北人李荣芳(1887--1965)，曾在英国、美国留学，专攻旧约和希伯来语，获持罗神学院神学博士学位。1917年学成回国后加盟汇文大学神科，是燕京宗教学院最资深的中国教员。说到希腊语，雷教授介绍说中国第一个研究希腊语的应该是是周作人。拉丁语的的研究比较早，1558年时中国就已经有四个人去了印度学了拉丁语。两位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宗教体验与语言但是，当时基督徒知识分子中对于圣经语言是怎样的情况呢？雷教授对比了曾宝荪与吴经熊，他认为这两个人很值得研究，虽然他们不算是主流的基督徒知识分子。曾宝荪（1893-1978）是曾国藩的孙女，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传统的儒家家族。小时候在杭州一个女传教士创办的女校学习英文，准备出国。1918年她回到家乡湖南长沙创办了一个女校成当校长，提高女性的教育水平。1923-1928年她也参加中国基督教协会的活动，也去耶路撒冷参加会议，因为她来自很有名的家族，所以也是中国的一个招牌。1934年她写了一个小文章《我的宗教经验》谈到自己的信仰经历。她谈到自己的家族背景，以及她怎么从一个儒家文化家族背景的人成为一个基督徒。她说到他们家的男人都是儒家，儒家的理性是比较理性不相信鬼怪，但他们家族的妇女都是念佛念经，所以她有次看完聊斋志异晚上很害怕不敢睡觉因为害怕鬼。后来上了传教士的学校，开始觉得基督教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认为圣经的伦理远不如儒家，儒家伦理非常详细，比如对妻子、孩子分的都非常清楚，所以她说“第一个觉得基督徒的人伦哲学还不如儒家好；第二个觉得基督教的玄奥思想又不如佛教玄妙；第三个是至于文字的美基督教更在这两者之下，觉得传教士翻译的中文圣经不美。”“这三个点很有意思，可能比较有代表性。儒家和佛教里面长大的人看到基督教可能是这样的感受。”雷教授总结说。但为什么后来她成为了基督徒呢？她有一个体验是她在高中时反对她的女校长。那个女校长是个外国人让她到校长办公室一趟，本来她很害怕但到了之后那个校长她没有说什么，只是让曾宝荪跟她一起跪下来祷告，然后说“你走吧，我宽恕了你。”这个感动了她，觉得这是基督徒的博爱、宽容精神，体现了耶稣的人格。所以1928年她告诉家里面说“我要入基督教，因为我认为耶稣的人格好”。第二是“儒家虽然好，但是已经很陈旧，我认为可以进入基督教有些更新”。当时他们家的妇女长辈都反对她，说她不能入外国的宗教，男性长辈说“给你半年的时间，你都读读各个宗教的书，如果半年后还这样想，我们就同意了”，半年之后，曾宝荪没有改变，于是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另外一个是吴经熊，宁波人，爸爸是商人，从小他学了英文，在上海上学。后来去了东吴大学学习法律，是法律哲学的专家。他是一个天才，1920年去了美国2年就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又去了柏林、巴黎等，1924年回来中国，在东吴大学当老师。28岁时就已经是当一个法官了，1931年是蒋介石立法委员会的委员，他的西方法学也懂很多，地位很高，非常成功，钱也很多，生的子女也很多。宋美龄当时建议他说外国人翻译的中文不好，你文言文也很好，你可以重新翻译下圣经。他于是重新翻译了诗篇。他还给圣经里面很多人重新命名，比如路加他翻译为“露稼”，人的名字都弄得非常优美。在美国期间，因为对新教印象不好，所以他入了天主教。很有意思的故事是他怎么皈依基督信仰呢？1950年，在他51岁时他用英文写了一本自传讲到这个，他说自己1930年代时很困惑，因为虽然很成功但因为日本侵华他辗转去了香港，当时觉得人生很渺茫，他读了一本西方一个女修道士写的《historyofsoul》，这个作者才活了24岁肺病就死了，书里作者就写了自己内心的困惑：“一方面我那么弱，但是在精神上我很刚强；一方面我非常自由，但又很克己；一方面信仰给我那么大的喜乐，但我又忧愁….这种非常矛盾的状态。”吴经雄说：“这个女孩才24岁，但比我还明白老子。”他从这个女孩的宗教经验更明白了老子。他说老子是个神秘神学家，这个女孩也是；这个女孩的书可以给中国哲学搭一个桥梁。所以他发现从基督信仰看中国古代经典很有意思，发现“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不需要放弃儒家思想，而是给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儒家经验。”他一直认为：光从中文的角度看儒家经验就是水，但是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是水变成酒，所以他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可以从基督信仰的角度看到中国文化的东西有一个新的维度，而且觉得儒家文化里面很多也说出基督信仰的道理”。他有这样一个独特的出发点，后来他一辈子做了这个工作。比如他说中世纪阿奎那这些神学家给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受洗，是把亚里士多德的“水”变成很好的、可以用的“酒”，所以吴庆雄一直在做一个梦，希望能把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结合。　　雷教授的结论：圣经的语言到底美不美？学了原文才知道透过这两位的经历，雷教授得出的结论是：对民国时代的基督徒知识分子来说，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何结合中国的儒家传统和基督信仰，而且如何用中国文化来表达基督信仰的问题。在这里，他发现一个困难：这两个人都非常看重圣经的语言，比如曾宝荪说“基督教的语言不美”，而吴经熊则身体力行，因为觉得圣经语言不美所以重新从英文翻译了圣经，但又过于美化了语言。他认为曾宝荪可能算是中国第一个女神学家，吴经熊也很有学识，但无论是曾还是吴，他们体验到圣经的美都很有限，因为他们没有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老师。“整个民国时代，懂得这些语言的中国基督徒就很少。”那么，到底圣经的语言美不美？雷教授说，这些民国时期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其实不知道。“谁说圣经的语言不美呢？西方古代的语言是很美的。”他说，“如果你要学基督教的美，必须要学经典的原文。圣经的希伯来文经典非常美，但是你要进去；圣经是很美的，但是你要学习原文，你需要花一点时间进入美丽的状态。”“不要只是停留在汉语的美里。”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的西方人，雷教授说到，“中国人有自己的语言情结，觉得自己的语言是最美的。比如中国人觉得觉得汉字是最美的，对abc是排斥。”“我们的abc也很漂亮，我希望中国人也欣赏abc的美。”他说，“这是很重要的。比如吴经熊这些人都觉得自己的英语非常好，能写很优美的英文著作也非常畅销，但还不够，你还得学一些古典语言。就比如你学中文如果不学习一些唐诗宋词，你能说你懂中文的美吗？”“对中国人来说，好像汉字的美丽成为压倒性的、排斥其他语言的，这是一个问题。”他希望更多人能够了解希伯来语、希腊语的原文圣经，“你了解它的原文，会非常不一样，你会看到另一种美丽。”民国时代和今天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对圣经原文都了解比较浅雷教授说，耶稣时代的地中海的世界是一个多语言的世界，当时耶稣很多门徒除了会希伯来语也会希腊语等多种语言，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是需要如此，“要有多语言的沟通能力，不仅仅是英语、汉语，还要有其他的语言。”而且，学习这些古代语言也会给我们了解西方文化、看西方一个新的维度。“现在大家常常觉得西方文化就是开放的、个人主义的、自私的，但是西方文化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保守的、宗教的….有人以为中国文化这样，西方文化那样。我都不敢这么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西方也是如此；中国文化是个大海，西方文化也是一个大海。西方有不同时代的西方人，你了解不同时代的语言，你所谓的西方文化也会变得很不一样，就好像中国也有不同的时代一样。”雷教授再次总结了自己的结论。他认为：在民国时代出现很多新兴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他们脑袋是很开的，他们学了很好的外语，受到的外国教育也很健全，他们有很好的能力，也可以跟中国文化沟通，但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还要更上一层楼：如果要和基督宗教传统对话、要把基督宗教文化引入到中国社会中，中国基督徒无论是语言还是历史方面，都需要学习更多。”“这30年来，中国也出现一些基督徒知识分子，但同样的问题也存在：就是他们也比较少学习西方古典语言，所以对圣经学的把握还是比较浅。”　　中国人需多元化学习语言，也需要饮水思源反思很多语言的出处“所以今天应当推动多元化语言的学习。”雷教授认为，中国人几十年来学习外语上都比较单一，50年代全部学俄语，现在又全部学英语，事实上，很多小语种比如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都很需要。而尤其是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的学习非常重要。他感到很遗憾的是，在中国研究甲骨文的人比研究古希腊语还多，但其实甲骨文没有文献，而古希腊语有很多重要的文献，比如荷马史诗、有很多教父著作…而希伯来文关系到圣经旧约，拉丁语又是关系到很多法律著作、神学经典等。同时，中国人需要对自己的很多语言需要反思。比如学校、哲学这些现代中国人用的词都是从拉丁语这些西方古代语言来的。特别是我们常常说的“母语”（mothertongue）这个词是从哪里来的呢，雷教授强调说，这不是从古代中国，而是和基督教有关系的。这个词是跟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有关系的，他在忏悔录里记录他学习拉丁语是从妈妈学的，他还记得妈妈温柔教导的样子，而之后在学校学习外语时男性老师野蛮粗暴的样子成为鲜明对比，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描述学习母语与外语的区别，之后才有母语这个词。本来当时的社会是男权至上，但因基督信仰提高了妇女地位，所以才可以有一个“母语”这个词保留下来。“很多人问母语这个词从哪里来的？奥古斯丁。其实很多中国语言里面的概念来自于圣经来自基督教。我们每天都喝这个水，但是饮水不思源，所以我在中国推动西方古典语言的学习，希望中国人思考下。”研究希伯来语与希腊语应该成为中国人的一个严肃任务学习西方古典语言对于中西对话、中国走向世界也非常重要。“中西要对话，就好像两个人要对话一样，但是你没有对话的能力就是的语言，你无法对话。如果你要和西方神学家对话，你没有学希腊语，你没办法对话。”雷教授说，现在有很多翻译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的中文版很方便，不懂原文也可以，“但是你永远没有机会读原文。”所以他希望大家多多学习语言，成为勤奋的人，而不是懒惰的人。“我希望中国人走向世界。一方面让世界走向中国，一方面让中国走向世界。现在我们看很多西方的东西传进来了，但是中国走出去的很少。因为我们只是懂汉子的话飞不出去，只是在一个铁匣子里面。”他希望中国人更多的学习语言，不要排斥abc。他最后说：“研究古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应该成为中国人的一个严肃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