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藏传佛教古迹

自元代以来，以北京为中心，汉藏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一直不曾间断，数百年间众多高僧大德在北京的活动给这座古都留下深刻印记，在古都的历史光谱中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自从元代以来，以北京为中心，汉藏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一直不曾间断，而且历代皇室要么出于祈福延寿的信仰诉求，抑或是出于稳定边疆的政治考虑，在这种频繁的交往之中总是扮演着一个积极的角色。众多高僧大德纷至沓来，从遥远的雪域高原或茫茫草原深处来到北京，或是朝觐弘法、或是寻求庇护，来往穿梭于北京和藏区之间的喇嘛僧人更是不计其数，他们对于北京这座古都似乎是那么的心驰神往，流连忘返。因此，不难想象数百年间他们在北京的活动会给这座古都留下多深的印记，而这些印记在古都的历史光谱中又曾闪烁着多么奇异的光芒。时至今日虽然时过境迁，然而历经岁月洗礼后的北京大地上仍然留下了很多当年的遗迹，默默地印证着那一段过往的辉煌。

权力巅峰的时代——元朝

藏传佛教作为雪域高原特定环境下产生的，具有本民族特色和地域特性的宗教信仰，结合了西藏本土的原始崇拜和来自印度和中原两地的佛教思想，而又深受印度教信仰的影响。自公元1247年蒙古王子阔端与萨迦派高僧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在凉州进行会晤之后，西藏正式纳入了中国的版图，成为我国多民族多元文化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同时藏传佛教信仰也得到了蒙古皇室的认同和支持，成为大元帝国的国教。萨迦派昆氏家族的历代掌门或弟子一直承袭着帝师的称号，作为皇帝的最高宗教顾问，统领天下释教，为皇帝赐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可谓权倾朝野，位极人臣。可以说，在元朝时期藏传佛教的地位是如日中天，盛极一时的。根据元代熊梦祥《析津志》的记载，在当时称为大都的北京，帝王出于个人信仰的追求不惜靡费巨资，兴建了很多大型的皇家藏传佛教寺院，作为祭祀逝去皇帝的“原庙”，如大承华普庆寺、南梁河寺、青塔寺、黑塔寺、高粱河寺、大承天护圣寺、大圣寿万安寺等，又于长城居庸关大都通往上都的大道上修建了一座具有精美浮雕的过街塔。惟元末多为天灾战火所及，多数已化为瓦砾尘土，只剩下大圣寿万安寺一座辉煌的大白塔和居庸关过街塔，仍然屹立至今。

妙应寺白塔位于西城区白塔寺,始建于元代至元八年(1271),后为至元二十五年(1288)建成的元大都圣寿万安寺中的佛塔。至正二十八年(1368),万安寺毁于火,白塔独存。明代重建后万安寺改称妙应寺。白塔为元代流行的藏式覆钵塔，由尼泊尔人阿尼哥设计建造,砖石结构,高约51米。塔的外观由塔基、塔身、相轮、伞盖、宝瓶等组成。是元代北京的标志性建筑。

白塔是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位于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北侧的妙应寺内，根据熊文彬先生考证当建于元世祖至正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279年。形制为覆钵样式，是目前中国内地已知的最古老的藏传佛教遗迹，也是体型最为庞大的一座覆钵塔。白塔建于高台之上，高约51米，为砖石结构。下具双层须弥台座，塔瓶肥硕饱满，塔刹十三天部分呈上尖下宽的锥形，顶部为宝瓶式塔顶，皆为典型的元式做法，整个白塔高大宏伟，蔚为壮观，富于形体美感，给人带来一种强烈的视觉震撼。

居庸关过街塔是原居庸关城过街塔云台的基座。云台最早建于元代至正二年(1342),用白色大理石砌成，中有可以行车的券洞。台上原有三座石塔，故名过街塔，是元代流行的藏传佛教建筑样式。云台的券门和券洞内满布精美的石刻浮雕，券门顶至两侧有迦楼罗等六拏具、交杵金刚等。券洞内两壁的四端刻四大天王像、五方佛，及用汉、藏、梵、八思巴、西夏、回鹘六种文字刻的陀罗尼经咒。券顶刻五方佛坛城。图为居庸关券洞壁五方佛之一。

在大圣寿万安寺白塔完工的53年后，也就是后至正二年(1342)，居庸关过街塔也开始了营建工程。关于兴建此塔的初衷，在明代著名文人欧阳玄奉敕所撰的过街塔铭中有所表露：居庸关所通大道是连接元朝南北两京的必经之路，每年圣驾“频岁行幸”，必经此来往于两地，同时也是沟通长城内外的交通要道，所以笃信佛教的元顺帝为了“下通人行，皈依佛乘、普受佛法”，所以下令大丞相阿鲁图、左丞相别儿怯不花和帝师贡嘎坚赞贝桑布修造了这座精美异常的过街塔。如今，这座过街塔只剩基座而无佛塔了，而最为珍贵的是基座满刻的密宗题材的图像和塔铭，是北京现存唯一的元代藏传佛教雕塑作品。门楣雕刻有标准的六拏具图案，形象姿态各异，充满动感和活力。门洞内顶部壁面刻有五铺巨大的曼荼罗，刻画精细入微，异常华丽。其下东西两壁上部浮雕有十方佛，下部具贤戒千佛、六体文字对照塔铭以及四大天王像，是居庸关过街塔雕塑中最为华美的部分，装饰纹样华美精工，人物刻画生动自然，线条流畅，或威武英猛、或入定静禅，动静皆宜，仪态万千。从整体上看，居庸关过街塔将14世纪萨迦派风格与汉地艺术风格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体现了雕塑家高超的工艺技巧和极深的审美素养，代表了14世纪中叶佛教雕刻艺术的最高成就。

多封众建的时代——明代

公元1368年，以大都陷落和元帝北遁为标志，明王朝彻底地推翻了元帝国的统治。这个新兴的汉族士大夫统治集团认为元帝佞佛无度荒废朝政是导致其亡国的根本原因，进而主张以儒术治理天下。所以藏传佛教在当时广为世人诟病，直到永乐皇帝的登基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才迎来了一个复兴的契机。

永乐帝常年驻守北京似乎对藏传佛教颇为留意，即位之初即盛邀五世噶玛巴活佛得银协巴来南京弘法祈福，公元1421年迁都北京之后，皇室出于稳定边疆的政治目的和个人信仰的诉求在西藏推行多封众建的政策，对西藏僧人屡加恩赏，更加不遗余力的推崇藏传佛教。永乐朝以后的百年间的几位皇帝更是沉溺其间，以致因为朝廷对藏僧封赏无度导致国库常年亏空，直到明中叶嘉靖皇帝抑佛重道方告一段落。可以说，在整个15世纪之间，藏传佛教在内地特别是北京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西藏艺术风格也得到了普遍的欢迎和接受。在皇室和内府太监的倾力资助下，在北京城内外修建了大量的佛教寺院，至今仍留下了很多弥足珍贵的历史遗迹，其中很多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西藏艺术风格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现存较完整的有西山的大觉寺，东城区的智化寺、西直门外的真觉寺金刚宝座塔等。

西山大觉寺位于北京西郊旸台山南麓,始建于辽咸雍四年(1068),金代为皇家行宫,后改名灵泉寺,明宣德三年(1428)重建后改称大觉寺。元末明初大觉寺住持、精通藏汉文字的高僧智光(1348-1435)曾于永乐四年(1406)往迎次年被封为大宝法王的西藏哈立麻(噶玛噶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德银协巴)到南京;智光仁宗时受“灌顶广善大国师”称号，英宗加封“西天佛子”“大通法王”。现大雄宝殿三世佛系1972年由智化寺移来此殿,是明代前期汉藏艺术风格的典型代表。寺内有清代迦陵和尚舍利覆钵塔。图为大觉寺移自智化寺的三世佛。

西山大觉寺位于旸台山南麓，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名扬天下的古刹，原名清水院，明宣德三年(1428)宣宗皇帝奉母命重修，并改名大觉寺以居高僧智光和尚。其后又在正统十一年(1446)和成化十四年(1478)大修，最终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格局。现存大觉寺的两座主殿皆是明代遗构，内皆有极其精美的明早期佛造像，鲜明地体现了15世纪藏汉交融的风格特征。其中大雄宝殿正间主供有木质漆金三世佛像，原供于智化寺智化殿中，当是正统年间的作品，高大疏朗，素雅静穆，装饰简朴，体态健美，颇具正统时期佛教造像的风貌。正间后倒座间北向供有3尊金漆菩萨造像，虽然受到了很深的藏式风格影响，我们仍然能从背光的样式、佛像耳部造型、卷草纹纹样和基座的模式看到很多汉式作法。无量寿佛殿内正中主供“西方三圣”像，正中一尊华美异常的贴金无量寿佛像，头代五叶花冠，身披天衣，遍体璎珞，臂饰宝钏，全跏趺坐于莲台上做禅定状，后具精雕细刻、繁复精能的六拏具背光，极为生动瑰丽，两侧为立姿大势至菩萨和观音菩萨，亦极为精致华美。此3尊圣像虽然饱受风雨剥蚀但是仍然散发着富丽堂皇、美轮美奂的皇家气息，代表了15世纪早中期内地汉藏艺术圆融时期最高的艺术典范。

位于东城区的智化寺也是明代北京城一座著名的寺院，位于今天东城区禄米仓东口，始建于正统八年(1443)，是明初司礼监太监王振以家宅改建而成的寺庙。现主体建筑尚还完整。其中作为智化殿东配殿的藏殿中，有一座雕工精巧的转轮藏，堪称明代藏传佛教艺术瑰宝中的一朵奇葩。转轮藏为六面柱体，其上安供一尊智拳印大日如来像，每面均有45个经橱，门楣和两侧均有木质雕造的六拏具，其图像组合于狮羊上出现了金刚力士，体现出了汉传佛教的观念，此转轮藏精工细作，韵动流畅，巧夺天工，蕴含着浓厚的西藏艺术风格。另外如来殿和万佛阁亦有保存完好的全堂佛教造像，这些佛造像虽然属汉密题材，但是我们仍然能从装饰风格、头冠样式等诸多方面感受到藏式艺术风格带来的深刻影响，特别有趣的是，在建筑平綦顶上还出现了十相自在，为典型的藏传佛教吉祥图案，这些都让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在15世纪时，西藏艺术在北京曾经受到多么的欢迎，似乎在北京的缙绅仕宦之间对于西藏艺术的追捧已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和地位的象征。

真觉寺，又称五塔寺，位于白石桥东侧的高梁河北岸，寺内金刚宝座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金刚宝座塔。寺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为来京的印僧班智达修建此寺。塔建成于成化九年(1473),建筑图为印度僧人携入的菩提迦耶大菩提塔样式。清朝时因避雍正帝胤禛讳,改名为大正觉寺。塔用汉白玉建成，塔身满布雕刻，基座一周有兰札体梵文和藏文祈愿文。塔基承五座上刻五方佛之密檐方塔，中塔置两檐琉璃罩亭，顶上为蟠龙藻井。五塔顶上均置覆钵式塔刹，中央塔南面须弥座腰浮雕佛足。图为真觉寺金刚宝座塔。

另外西直门外还有一座久负盛名的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它始建于成化九年(1473)，是根据永乐年间印度僧人班迪达自西域来京时，向明成祖所进献的印度式“佛陀伽耶塔”即金刚宝座的规式而建造的。其建筑外形可分为下层金刚座和上层五塔两部分，金刚座为方文化与宗教形，南北各辟一券型门，门楣均有六拏具浮雕。座基为须弥座，雕刻有八吉祥、金刚杵、四天王、梵藏对照八思巴吉祥海赞文等。须弥座上四立面为五层整齐排列着380座佛龛，龛中均供奉有佛像，龛门造型颇具尼泊尔艺术风格。金刚座上有5座密檐式佛塔，各塔皆具覆钵塔式塔顶，下为雕刻有法器、瑞兽和神像的须弥座，其上有多层密檐，每层密檐下周匝刻有小佛龛及佛像，最下层四面有浮雕佛龛，龛内各供佛像一尊，龛楣刻有六拏具图样，龛两侧为两尊立姿菩萨。特别有趣的是，在中央塔须弥座正面还雕有佛足图案。总体上看，这座金刚宝座塔的雕刻技艺是十分精湛的，立于高大宝座之上的五塔，亦给人以高耸而错落有致、层次分明的感觉。这座金刚宝座塔虽然根据印度蓝本并结合西藏艺术风格而建造的，但仍然可以看到大量汉民族特有的雕刻和建筑工艺以及审美趣味，可以说是融合了印度、西藏和中国内地的不同地域特色的佛教艺术精品。对于研究15世纪佛教艺术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兴黄教以安蒙藏的时代——清代

公元1644年，肇自东北的清八旗军队进入了北京城，宣告了一个新王朝的诞生。早在清军入关以前，在和硕特蒙古军队的支持下，格鲁派(黄教)就已挫败了西藏各个教派和贵族势力，取得了无可匹敌的绝对优势，建立了以五世达赖为首的噶丹颇章政权。同时格鲁派也与后金统治者建立了联系，所以清朝统治者对于藏传佛教并不陌生，而且，他们深深地认识到，拉拢在西藏如日中天的格鲁派，对于稳定清王朝的西部边疆将会发挥多么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清朝在中原还未立稳脚跟时就连续3次派人进藏邀请五世达赖来北京访问，并终于促成了1652年五世达赖的北京之行。其后清王朝与西藏关系迅速升温，康熙年间著名的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来到北京寻求政治避难，也得到了清王朝极高的礼遇。

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来京为皇帝祝寿标志着汉藏之间的交流和关系的稳定达到了一个全盛的时期。清朝皇帝一方面以中央王朝的名义尊崇黄教，同时也向蒙藏摆出一种姿态，使得自己不单只是扶助黄教的最高世俗领袖，同时也自称为文殊菩萨的转世，赋予自己同达赖班禅同等地位的神格，倾力投入北京的藏传佛教文化建设，将北京塑造成一个拉萨以外新的藏传佛教圣地，借此加强北京对于蒙藏地区的向心力，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地位。因此，清代北京城的藏传佛教建设又一次进入了繁盛期，留存至今的遗迹也是相对较多的。如永安寺白塔，雍和宫、清净化城塔、碧云寺金刚宝座塔、颐和园后山须弥灵境、香山昭庙等。

北海永安寺白塔位于北海琼岛之巅，建成后一直是北京城市的象征。寺院顺治八年(1651)建，乾隆八年(1743)改为永安寺。主要建筑有法轮殿、正觉殿、普安殿、配殿、廊庑、钟鼓楼等。自下而上依山势而筑。白塔为砖木石结构，由塔基、塔身、相轮、华盖、塔刹五部分组成。塔身正面龛刻十相自在图,为章嘉国师手书。乾隆十六年(1751)在永安寺白塔前新建一座呀们达噶殿(善因殿),为仿木结构的琉璃亭阁式殿堂。殿周围墙壁上镶嵌有小琉璃千佛455尊,殿内供奉大威德金刚。

永安寺白塔位于北海公园内的琼华岛最高处，始建于顺治八年(1651)五世达赖喇嘛来京朝觐的前一年，是在塔尔寺的第一世巴珠活佛曲结金巴嘉措的请求下修建的，是目前已知清代北京乃至中国内地最早的藏传佛教建筑。依据建塔碑文所说是这位“西域喇嘛”，希望“以佛教阴赞皇猷，寿国佑民”因此恳请顺治皇帝立塔建寺的。此塔为一座高达35.9米的覆钵式大白塔，可以说是北京城内最高的一座建筑物，已成为老北京的一处标志性景观建筑了。塔基为素面须弥座，塔瓶正面开一眼光门，门内绘有巨大的十相自在吉祥图案，塔刹上有宝瓶式塔顶，铜铸伞盖一周悬挂风铃，微风拂过，铃儿叮当作响，悦耳动听。塔前还建有一座圆顶琉璃殿，名为善因殿，建于乾隆十六年(1751)，内原供有大威德金刚，民间传说是北京城的保护神，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殿内顶部满绘有大威德金刚坛城壁画，线条细腻流畅，色彩缤纷绚烂，是北京地区难得一见的藏传佛教壁画作品。

雍和宫是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建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原为清第三代皇帝雍正即位前府邸。雍正三年(1725)改为行宫，乾隆九年(1744)改为藏传佛教寺院。雍和宫是由三座精致的牌坊和雍和门、雍和宫殿、永佑殿、法轮殿、万佛阁和绥成楼、“四学殿”(药师殿、时轮殿、密宗殿、讲经殿)及从殿与配殿构成。建筑样式融合了浓郁的西藏建筑风格。各殿内供有众多的佛像、唐卡及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有紫檀木雕刻的五百罗汉山、金丝楠木雕刻的佛龛和18米高的檀香木弥勒立佛等。图为雍和宫永佑殿外景。

永安寺白塔完工将近100年后，北京又迎来了又一次藏传佛教营建活动的高峰期，著名的皇家寺院雍和宫就始建于此一时期。雍和宫座落在清代北京城的东南角，原先是清世宗胤禛继位以前居住的雍亲王府邸，于乾隆九年(1744)正式改辟为皇家藏传佛教寺院，作为蒙藏各大呼图克图在京的驻锡地和蒙古各大呼图克图金瓶掣签之所，以及专门培养蒙古上层喇嘛的学校，是中国内地最为知名的，也是规模最为庞大的一座喇嘛寺庙。雍和宫主体建筑布局仍然保持着当年亲王府的规制，由天王殿、大雄宝殿、永佑殿、法轮殿、万福阁以及绥成楼等六进恢弘的大殿所组成，另有四学殿、佛仓、僧舍等附属建筑，具有汉、满、蒙、藏多民族的艺术特色。雍和宫的佛教造像除宫内各殿内的均有精美华贵的塑像以外，在万福阁内还有一座高大威严的弥勒大佛，面容慈祥，体态雍容，通体贴金，虽然形体巨大但丝毫没有笨拙之感，遍身披有宝石镶嵌的璎珞，可谓庄严殊胜。雍和宫的佛教造像体现出了康熙时期的宫廷风格以及浓郁的尼泊尔艺术风格，是清乾隆时期宫廷宗教艺术最早的实践结晶，体现了多元风格的交织与融合。它作为宫廷风格藏传佛教艺术逐步走向成熟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为日后宫廷主持的其他藏传佛教工程奠定了基础，作为一种风格的确立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始建于元至顺二年(1331)的碧云寺位于香山北侧,寺内最高点矗立着乾隆十三年(1748)建成、高达34.70米的金刚宝座塔。这是中国最高的金刚宝座塔,全部用汉白玉砌成。塔座周身满布藏式风格千佛、四大天王雕刻。塔座上建五座方形十三层密檐塔，东侧左右各安置一覆钵塔。五塔塔身皆龛刻五方佛、大白伞盖、绿度母及上师像，为乾隆时期汉藏艺术雕塑的典型样式。金刚宝座塔的塔座内安放孙中山先生衣冠冢。图为碧云寺远眺。

时隔仅仅3年，清宫又在碧云寺展开了另一项巨大的工程，修造一座金刚宝座塔，塔位于碧云寺的最高点，建筑在高台之上，通高34.7米，从建筑规制上看是仿造真觉寺塔而建的，不同的是在金刚座上五塔前又筑五座刻有佛龛内供佛像的小塔。在雕刻的佛像和装饰的纹样上独具匠心，颇具特色。所雕佛像以长寿三尊为主，即无量寿佛、度母和佛顶尊胜佛母，兼具其他具有保佑平安增福延寿的神祇，如大白伞盖佛母等。另外，在金刚座前壁上雕有一行高浮雕龙头，颇为有趣，似乎也受到了乾隆时期流行的西洋风气的影响。金刚宝座上五塔雕刻的神像亦很有趣，除了中央大塔四壁雕刻了诸佛菩萨以外，其余塔四壁者皆为罗汉和侍者。在塔刹上还造有覆钵塔式样的塔顶，塔瓶佛龛内供智拳印大日如来。在中央塔前亦有和真觉寺五塔一样的方殿，四壁刻有诸佛，内部穹顶刻有梵文经咒和佛教神祇。此塔虽然为印度样式，但是建筑手法上仍然体现出汉民族特有的风格，佛像风格则深受蒙古喀尔喀造像艺术的影响，代表着乾隆初期宫廷藏传佛教艺术实践的最高水准。

颐和园为清乾隆年间修建的四大部洲、香岩宗印之阁建筑群。建筑样式仿照西藏桑耶寺布局，香岩宗印之阁象征须弥山，四大部洲环绕四周一北俱卢洲、南瞻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在阁的东南、西南、东北、西北是代表“四智”的绿、红、黑、白四座喇嘛塔，另还有八小部洲、日台、月台。智慧海众香界牌坊用五色琉璃瓦装饰。在牌坊的正、反面石额和智慧海的前后石额上分别刻着“众香界，抵树林;智慧海，吉祥云”。牌坊顶装饰覆钵塔，与四大部洲等须弥灵境共同构成颐和园汉藏建筑艺术的代表。图为颐和园众香界牌坊。

颐和园万寿山后的须弥灵境，也是一处乾隆早中期修建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大约始建于乾隆二十年(1755)，仿照西藏桑耶寺的建筑布局，整体建筑坐南朝北，建筑在四层高台上。和其他皇家寺院格局一样，须弥灵境也有山门殿、钟鼓楼，大雄宝殿，在寺院后部以香岩宗印之阁为中心，周围环以四大部洲和四色宝塔，构成一个藏密曼荼罗的格局。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对其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现仅剩各殿基址尚为乾隆时期的遗物，香岩宗印之阁故址已在慈禧整修颐和园的时候改建成了单层佛殿大成之阁，其余四大部洲和四色宝塔建筑则是在近年才刚刚恢复的。透过这些后代追慕的建筑，我们依稀可见当年金碧辉煌的盛况，也为我们平添了许多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的欷歔和无奈。

西黄寺位于安定门外黄寺大街，建成于清顺治九年(1652),是顺治皇帝为进京觐见的五世达赖建造，五世达赖喇嘛进京后即驻锡于此。乾隆四十四年(1779)六月,六世班禅进京觐见并为乾隆祝寿时，也驻锡在西黄寺。西黄寺最著名的建筑是六世班禅衣冠塔,本名“清净化城塔”，建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为金刚宝座塔样式,中央主塔是藏式覆钵塔。塔瓶龛刻三世佛,塔座有浮雕佛传故事,是清代汉藏艺术结合的优秀作品。图为班禅衣冠塔。

清净化城塔位于北京以北朝阳区黄寺大街，原来这里曾有两座比邻而建的寺庙东黄寺和西黄寺，西黄寺建于顺治九年(1651)，作为五世达赖喇嘛来京朝觐的驻锡地，并且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喇嘛来京祝寿时，乾隆皇帝也将这里作为六世班禅冬季的临时居所，但两年后六世班禅终因罹患天花而圆寂于此，乾隆皇帝就在西黄寺最后的一进院落里为纪念他而修建了豪华庄严的衣冠塔，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清净化城塔。是塔建筑在高台之上，虽然是五塔样式，但已经与真正的金刚宝座塔相去甚远了，四隅之塔已转化为了雕刻佛像经文的经幢，中央塔高16米，为典型的乾隆时期佛塔样式，塔基须弥座雕饰繁复，工艺复杂，刻有各种西藏和内地流行吉祥图样，束腰部分刻有一圈佛转故事图和高浮雕金刚力士，座上具四层满刻佛像流云的十字折角形金刚圈，金刚圈上为塔瓶，八个方向上各有高浮雕神像，正南向为一佛龛，龛内为三世佛，其他神像皆为菩萨立像，塔瓶上十三天覆有铜铸华盖，两侧沿十三天侧面出宝缯，为典型的乾隆佛塔做法。这座佛塔雕造技艺精湛异常无以复加，虽然为藏式佛塔，但融入了相当浓厚而纯正的汉传佛教图像和汉族装饰纹样，代表了乾隆中期以后汉藏结合的宫廷藏传佛教艺术的审美趣味和风尚，是乾隆成熟时期的巅峰之作。

昭庙全称宗镜大昭之庙，位于香山见心斋旁边，建筑模仿西藏建筑样式，是乾隆皇帝为五世班禅修建的夏季行馆。与须弥灵境的遭遇一样，在1900年的那次浩劫中也受到了大肆破坏。现在除庙前琉璃牌楼和庙后琉璃宝塔尚较完整以外，庙本身建筑尚在，但已毁损严重，天井内也在民国时期改建成了西洋风格的楼房，远远望去散发出一种历史的沧桑之态不复当年的壮丽与繁华了，不禁令人欷歔不已。

潭柘寺位于门头沟潭柘山，是北京地区最早也是最大的寺院，民谚所谓“先有潭拓寺，后有北京城”。传潭柘寺建于西晋,唐时名为龙泉寺，金代扩建为大万寿寺，明代称为龙泉寺、嘉福寺。康熙三十六年(1697)敕赐岫云寺。寺内有元世祖忽必烈女儿妙严公主的墓塔和印度上师底哇答思塔。作为寺院标志的金刚延寿塔为藏式覆钵塔，建于明正统二年(1437),塔高17米，塔前两株古松犹如凤凰起舞，为潭柘寺十景之一“双凤舞塔”。寺院下塔院有数座元明时期的覆钵塔错落于辽金时期的古塔群中,上塔院则有清代藏式上师灵塔28座。

在700余年的漫长岁月长河中，北京这座承载着太多辉煌历史的文化古都，展现出多元文化的交汇、碰撞与融合，历史的车轮难掩逝去的光辉，时至今日仍然留下了许多历史的风尘足迹。他们静静地伫立在那里，还在不断地向我们诉说着那过往的兴衰与荣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