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海寺佛教简史

乾隆十一年(1746)九月下旬，高宗“奉皇太后”第一次瞻礼五台山，在菩萨顶建斋讲经、朝拜了中台、西台后，还供奉镇海寺墨刻《心经》、水月观音、童子观音各1卷，又赏赐镇海等寺香银595两，还恩赏镇海等5寺住持蟒袍有差。回銮路过镇海寺时，因看到镇海寺美丽的雪景，即命随从张若霭绘了一幅镇海寺雪景图，他在帧端还题了《回銮镇海寺》诗三首。乾隆十四年(1749)，他还为镇海寺题写了“金轮不住”的御匾。乾隆十五年(1750)2月，高宗“奉皇太后”第二次瞻礼五台山时，首先参观了镇海寺，且命张若澄绘了一幅镇海寺雪景图，他又作《命张若澄图镇海寺雪景因而有作》诗一首。回銮时，又至镇海寺小憩，又作《再至镇海寺》诗一首。乾隆二十六年(1781)二月，高宗第三次“奉皇太后”朝礼五台山时，虽然是雪中路过镇海寺未入，但他还作了《雪中过镇海寺未入》诗一首，并令提督五台山番汉大喇嘛重葺镇海寺等16座寺庙。乾隆四十六年(1761)2月，高宗第四次朝礼五台山时，又至镇海寺礼佛，又写了《镇海寺即日》、《题镇海寺》诗二首。乾隆五十一年(1786)二月，高宗第五次朝礼五台山时，还至镇海寺，敕赐三世章嘉一万银两，由其分赏于五台山各庙喇嘛，为熬茶念经之用。又题《镇海寺》诗一首。乾隆五十七年(1792)二月，高宗第六次西巡五台山，再至镇海寺，瞻礼同窗学友三世章嘉灵塔，并题诗《镇海寺作四首》御匾一块。

　嘉庆十六年(1811)三月，仁宗同蒙古藩王一起西巡五台山。当他到达菩萨顶时，受到噶尔丹锡呼图克图和四世章嘉呼图克图二国师和五百梵僧的合掌跪迎，诵经祈福。他瞻礼了黛螺顶、金刚窟、寿宁寺、显通寺、罗睺寺、塔院寺、玉华池后，还专程去四世章嘉住持的镇海寺、普乐院作了参观，“以示中外一家之心”。之后，他赏赐了五台山修理寺庙行宫银2万两，表示他对五台山僧俗的关怀。　总之，镇海寺以风景优美的黄家道场，受到了清代诸帝的青睐，留下了不少皇家文化，是一笔可资利用的珍贵遗产。

　章嘉活佛的驻锡之地

　黄教分为前藏的达赖喇嘛、后藏的班禅额尔德尼、内蒙多伦的章嘉呼图克图和外蒙库伦的哲布尊丹巴四支，为藏、蒙、满等少数民族所倾心信仰。《高宗纯皇帝御制喇嘛说》：

　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

　五台山是汉藏佛教圣地，又是京都郊圻，是怀柔蒙藏，藉资控驭，使中外义安，迓休祥而普乐利的“中华卫藏”。所以，清代诸帝就扶植、保护、利用五台山，并鼓励黄教领袖朝拜或驻锡五台山。他们岁或再至，赏赐有加，以示对藏传佛教和蒙藏人民的尊崇。早在顺治十六年(1659)时，清代的开国皇帝世祖就令北京崇国寺阿王老藏驻锡五台山菩萨顶，为总理五台山番汉大喇嘛。之后，依次有老藏丹贝、老藏丹巴、顶增坚错、丹生嘉错、老藏缺培等5人，是从北京崇国寺选派来的。从第七代章木样旦增起，即是由前藏达赖喇嘛从藏族或蒙族喇嘛中选派来的。于是，菩萨顶就成-了五台山达赖喇嘛一系的黄庙之首。

　《青朝野史大观》说：

　尊崇章嘉，正所以帖服外夷，乃长驾远驭之深意。

　《高宗纯皇帝御制喇嘛说》曰：

　惟康熙四十五年，敕封章嘉胡图克图为灌顶国师号为国师。示寂后，雍正十二年，仍照前袭号为国师。 

清朝诸帝不仅尊崇达赖、班禅二喇嘛，也很尊崇章嘉呼图克图。这是为柔服蒙古、帖服外夷、辑藏安边，是一种长驾远驭的国策。达赖，蒙浯“海”的意思；班禅，大智慧、大学者之义。喇嘛是藏语，为“上人”之义。章嘉，本是“张家”；呼图克图，是由呼毕勒罕(自在)转生而接受其前生遗职的职称。张家呼图克图是青海佑宁寺的五家活佛之一。其第一世为哲巴鄂色尔，以生于青海互助县红崖子沟西岸的张家村，故名。第二世为阿旺罗森曲殿(1642-1714)，以学识深渊，“博贯宗教，梵行精纯，谛义圆妙”，至京说法时，清圣祖还亲临听讲，遂名被蒙藏和京都。康熙四十五年(1706)，圣祖封为“灌顶普善广慈章嘉呼图克图大国师”，颁予金印。从此，“张家”改为“章嘉”，遂有“章嘉呼图克图”之称。以他建议圣祖于多伦泊尔建了汇宗寺，安抚蒙古，从[而受到蒙古正公台吉的赞扬欣服，遂圣祖令其主持汇宗寺，并为其修建了北京弘仁寺、嵩祝寺等20余座寺庙，且设喇嘛印务处，任命他为札萨克达喇嘛。圣祖还令他在五台山修建了罗眼寺、寿宁寺、三泉寺、玉花池、七佛寺、金刚窟、善财洞、普庵寺、涌泉寺、镇海寺等十座寺庙，历十年完工，并改为黄庙，遂使黄教在五台山有了较大发展。二世章嘉国师还曾奉旨安抚青海两翼29旗，使其相继归服清廷。因此，圣祖即命其主持内蒙49旗、青海两翼29旗的教化。于是，他就在内蒙有300余座寺庙，在西藏、北京、辽宁、热河、绥远、察哈尔、青海和五台山都有其主管的寺庙，其弟子近10万人。其中，雍正皇帝也是他的弟子。而他在五台山的寺庙有镇海寺、善财洞、广化寺、文殊寺、普乐院和金刚窟等6所。从此，镇海寺就成了章嘉活佛的道场。而二世章嘉也就成了镇海寺章嘉一派的祖师。康熙五十三年(1714)，二世章嘉圆寂，享年73。其著作七函，流传于世。

　三世章嘉呼图克图(1717-1786)，名业西丹毕蓉梅，亦名若必多吉，甘肃凉州人。康熙五十八年(1719)被确定为二世章嘉的转世灵童。次年，被迎到青海佑宁寺坐床，正式成为三世章嘉呼图克图。雍正二年(1724)至京，伴爱新觉罗·弘历跟驻京掌印喇嘛静修禅师学习三藏五明。因其“三妙俱备”，遂很快学通了汉、满、藏、梵等多种文字，掌握了医疗历算、元音数术、诗律宝源等知识，对佛典有了颇深的造诣。因此，常和雍正皇帝谈论政教大事，遂于雍正五年(1727)皇上为其建了善因寺。雍正十二年(1734)袭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颁赐金印金册。次年，奉命送七世达赖喇嘛人藏坐床。此间，他至后藏顶礼了第五世班禅额尔德尼罗卜藏尹什，传衣受戒。乾隆元年(1736)，自藏回京，觐见了刚即位的同窗学友乾隆皇帝，受到如先帝一样的尊荣。乾隆七年(1742)，奉命将《丹珠尔》译为蒙文。乾隆十年(1745)，奉旨将雍亲王邸改造为雍和宫，设立四大学院。同时又奉旨监修了妙应寺、资福寺、普度寺及专供满族人们出家的正觉寺、梵香寺、功德寺、永谟寺、隆福寺和热河的布达拉寺等九座寺庙。还制订了管理寺庙的规章制度，对黄教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世章嘉不仅是一位宗教家，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乾隆十五年(1750)，西藏发生了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之乱，章嘉国师建议乾隆皇帝把西藏政教大权给予七世达赖和驻藏大臣共同掌管，迅速平定了叛乱。乾隆二十一年(1756)，外蒙古发生了“阿木尔札那”及“达瓦旗''叛乱，章嘉国师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写信说服了哲布尊丹巴，迅速平定了叛乱。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世达赖圆寂，章嘉奉命人藏处理尚后事宜，并寻找转世灵童。两年后返京，又建议西藏着堪布多名至北京、热河、五台山等处，担任札萨克达喇嘛及总理堪布和驻京联络代表。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进京觐见乾隆皇帝，章嘉又担任翻译。总之，他在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宗喀巴大师传》说：

　宗喀巴转生在五台山，以班智达的形象出现。上午对许多学经弟子说法，下午对许多持金刚师讲说密法。 

宗喀巴(1357-1419)是藏传佛教的改革者、黄教创始人。他著作宏富，思想深邃，为一代宗师、宗教领袖。他转生为班智达，在五台山讲经说法。章嘉国师怀着对祖师的崇敬心情，特别是对文殊菩萨的崇拜，从乾隆十五年至五十一年的三十六年间，差不多每年夏天四至八月都要到五台山闭关静修，弘扬密法。起初，他住在上善财洞、金刚窟、菩萨顶，之后就常住镇海寺普乐院，修习金轮瑜伽密法。因他能够昼夜兼修，精进不懈，就有了空乐智慧，把寻伺散逸之风导入二断道之中，所以达到了“苦乐同味，法身生起”的境地。在他静修之余，还给弟子们传授“密集大灌顶法”、“大威德二次教诫法”、“十三尊大威德四种完全灌顶”、“秘密主大轮灌顶法”、随许法和各种显密经典、注疏及道次、修心、生起、圆满次第等法。他的弟子“西起豆蔻树密布的地方，东至大海之滨，受其说法甘露滋润的徒众多如天上的繁星、地上的蝼蚁，谁可胜计!”

　三世章嘉国师在驻锡五台山期间，于乾隆十五年、二十六年、四十六年和五十一年四次迎接乾隆皇帝至五台山巡幸，为乾隆母亲祈福延寿、乾隆皇帝祈愿护佑，诵经念佛，举行法会；陪同皇上瞻礼圣容，参观寺庙，讨论一些政教方面的重大事情。因此，受到乾隆皇帝优渥，获得莫大尊荣。由于三世章嘉具有大乘菩萨的慈悲精神，对于世出世法都尽心竭力去做，所以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四月圆寂，建塔于镇海寺。

　四世章嘉呼图克图，名业西丹毕鉴赞。乾隆五十一年(1787)生于青海大通县。乾隆五十五年(1790)出家为僧。乾隆五十八年(1793)受沙弥戒，开始学习五明。翌年，奉诏人京觐见高宗皇帝，赏赐优渥。次年，返回佑宁寺，学习佛典。嘉庆四年(1799)，奉旨人藏深造。在藏七年，几乎学通了西藏所有的显密教法。嘉庆十一年(1806)，依八世达赖喇嘛受比丘戒。旋即返京，谒见仁宗皇帝，赏赐香山法海寺、五台山普乐院居住。嘉庆二十四年(1819)，敕封为“管理京都喇嘛班第札萨克达喇嘛”，办理一切黄教事务。道光八年(1828)，宣宗以其“经艺纯熟，且所办捐输事件，均属妥当”，[12]赐予镀金“大国师印”及诰命、金顶绿轿等物。后曾奉旨入藏调查政教事务，三年后返回北京。又曾巡化各蒙旗四次，受到万数喇嘛的应供、顶礼。又于青海新建金顶黄瓦的光积寺，内供大召千尊，是一座庄严肃穆的喇嘛庙。因此，道光二十六年(1846)他诞辰时，宣宗赐予亲书“福寿”二字及如意、念珠等物，以示祝贺。同年六月五日，圆寂于北京。

　五世章嘉呼图克图．名业西丹毕呢玛。道光二十九年(1849)生于青海大通县。次年，由北京雍和宫金奔巴瓶掣签，确定为四世章嘉转世灵童，迎入佑宁寺坐床。咸丰三年(1853)受沙弥戒，修习毗沙门等经书。咸丰八年(1858)奉旨入京，觐见文宗皇帝，赐予如意、金碗、黄褥、红顶、念珠和金顶黄轿等物，敕住北京嵩祝寺。咸丰十一年(1861)，文宗驾崩，他专程至京，为文宗举行了超荐追福法会。同治二年(1863)，返回佑宁寺，学习佛典。同治五年(1866)，赴藏礼佛，修习显密教法。同治七年(1868)受比丘戒。次年，返回安多弘法布道。同治九年(1870)，进京谒见穆宗皇帝，呈上九九之贡。帝封其为“大国师”，赐予金印、诰命、蟒服等物，并令住北京嵩祝寺，担任驻京喇嘛印务所札萨克达喇嘛。同治十年(1871)，穆宗赐予善因寺、汇宗寺，并予印信。后曾赴蒙族宣化，维护了清廷和蒙藏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光绪元年(1875)，自五台山返回北京时，于十一月初九迁化于北京天宁寺。 

六世章嘉呼图克图，名业西丹毕嘉苏，光绪四年(1878)生于青海多尔古。光绪八年(1882)，经北京雍和宫金奔巴瓶掣签，确定为五世章嘉的转世灵童，上赐予御用人骨念珠一串、黄色大哈达一方等。次年，拜多杰丹贝嘉措活佛为师，修习显密教法。光绪十二年(1886)，进京谒见慈禧太后和德宗皇帝，帝赐予天然如意一串、珊瑚念珠一串、教主帽一顶及彩缎数匹等物。翌年十月，抵五台山礼佛，并为僧人摩顶诵经，举行法会。从而受到五台山和尚、喇嘛的顶礼欢迎。十四年(1888)，返回多伦，又赴内蒙伊、乌、锡、昭等四盟，与各族首领及高级喇嘛研究整理教务等事。后于光绪十六年(1890)少亡于善因寺。

　七世章嘉呼图克图，名罗森班殿丹毕蓉梅，光绪十七年(1891)，生于青海塔尔寺。光绪二十五年(1899)，确定为转世灵童，召请至京，继承法位，袭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翌年，封“札萨克达喇嘛”，驻锡北京。光绪三十年(1904)，奉旨管理北京嵩祝寺、法源寺、知珠寺、法海寺、五台山镇海寺普乐院、多伦泊尔汇宗寺、善国寺和西宁廓隆寺、广济寺等。袁世凯时加封“宏济光明大国师”。徐世昌时继封“昭因阐化大国师”。民国初年，章嘉大师曾利用自己佛教领袖的地位和政治影响，规劝内蒙各盟盟长、王公、贵族、喇嘛和庶民百姓，内附民国，从而抵制了外蒙古哲布尊丹巴的“蒙古自治”运动，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因此，国民政府批准在南京、北京、太原、张家口等大城市设立章嘉大师办事处，弘教宣化，加强汉族和蒙藏人民的友好团结。

　民国六年(1917)，五台、繁峙、代县人民共同反映五台山菩萨顶札萨克达喇嘛对当地人民的横征暴敛等不法行为。于是，山西都督阎锡山就请章嘉大师和五台、繁峙、代县及菩萨顶等三方代表在章嘉驻锡之地镇海寺会商解决。终以民国成立、帝制废除为由，取消了康熙皇帝赐给菩萨顶札萨克达喇嘛的种种特权，解决了人民多年的积怨，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为人民办了件好事。 

北伐战争以前，章嘉国师担任着“灌顶普善广慈”、“宏济光明”、“昭因禅化”综持黄教大国师、大总统府高等顾问，管理京城、内蒙、察哈尔、热河、多伦、五台山等处寺庙掌印等职，宣教弘化，慈悲度人。因此，还受到五台山僧俗人等的尊崇。北伐战争以后，全国统一，国民政府遵照孙中山先生的遗教，为了顺应边情，维护民族团结，又加封章嘉大师为“净觉辅教大师”。民国十九年(1930)，章嘉大师任蒙藏委员会委员。二十-年(1932)，任蒙旗宣化使。在此期间，章嘉大师在辅政弘教之余，还巡礼厂中国佛教三大名山--峨眉、普陀、九华和江浙一带的名胜古刹。

　民国二十年(1931)“九·-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东三省的战争，使东蒙各旗和东北相继沦陷。内蒙苏尼特右旗札萨克王爷兼锡林郭勒盟代理盟长德穆楚克栋普鲁认为日本既得东蒙，必然要侵占西蒙。于是就借口保卫西蒙，乘机煽动各蒙旗向国民政府海陆空军副司令张学良要枪支弹药，并以蒙旗三位王爷和蒙古旅平同乡会的名义电报蒋介石，吹捧德穆楚克栋普鲁，要求其出任“蒙旗宣抚使”，掌握军政大权，从而掀起了--股“自治”逆流。后因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章嘉大帅为“蒙旗宣化使”，在北平设立了蒙旗宣化使署。当由章嘉大师出面解决了北平二十八所官养喇嘛庙僧人的口粮款后，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春，着章嘉大师去蒙宣化，传教布道，才抵制了这股“自治”逆流。由于章嘉大师在这次平息“自治”逆流中贡献卓著，遂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监察委员。二十六年(1937)，又任了国民政府委员，同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华北地区危在旦夕。此时，章嘉大师正在五台山。五台山镇海寺是章嘉大师的驻锡之地，普乐院是蒙旗宣化使行署所在地。章嘉大师的办公处设有办公室、秘书处、警卫队和电台。章嘉大师在全国抗日军民的感召下，站在爱国爱教的立场上，不屈日方的威胁利诱，旋即宣化蒙旗，号召蒙古同胞和五台山的僧众参军参战，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国家，保卫圣地。可惜，章嘉大师没有站在革命人民的立场上，而是随着国民党政府退到成都。民国三十四年(1945)，章嘉大师与现代佛教改革大师太虚大师共同筹备中国佛教协会的重建工作。后在抗战胜利后的民国三十六年(1947)，国民党政府为了表彰其忠于党国的决心，又加封为“护国净觉辅教大师”，颁给金印金册。

　民国三十五年(1946)，章嘉大师任国民政府委员。实行宪政以后，又任了总统资政、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蒙旗宣化使等职，受到国民政府颁发的--等大授彩玉勋章、一等景星勋章、胜利勋章，获得很高荣誉。民国三十六年(1947)，于南京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长。民国三十八年(1949)，跟随蒋介石逃到台湾。一九五二年，于台北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理事长，领导台湾佛教徒及信教民众从事反共复国活动。同年九月，率领台湾佛教代表团于东京参加第二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并与日本政府交涉，请回了玄奘大师顶骨，于台湾南投门川潭建塔供奉。一九五七年三月，终于台湾。 

喇嘛自主的黄教寺庙

　民国以来，战事不断，人民生活不得安宁，中国佛教也呈衰微趋势。但五台山佛教还有-定规模。据民国二十五年(1936)统计，五台山还有寺庙130座，僧尼2200人。其中，喇嘛800余人。这是因为，五台山是驰名中外的名山圣境，又是“护国净觉辅教大师”、国民政府委员、总统资政、国大代表、蒙旗宣化使-七世章嘉的驻锡之地，受到国民政府的护持，遂使五台山佛教特别是五台山的藏传佛教还兴盛了--段时间。但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十月十一日日军侵入五台县城、翌年春季深入五台山后，日军陆军太原特务机关就成立了五台山宗教工作班，并任命日军从僧高原一道和菊初宣正为班首，5月14日抵台怀镇，住在台怀行宫和罗睺寺，进行了一系列罪恶活动，强迫显通寺方丈、五台山僧会长然秀出任维持会长；强向镇海寺住持(札萨克)、七世章嘉秘书罗桑巴图、管事僧格噶尔布面授机宜，为其服务；强迫南山寺、金阁寺、菩萨顶、显通寺、延庆寺等召开恳谈会，替日军作宣传；在山西省陆军特务机关长植山英武操纵下，于显通寺大雄宝殿举行了“大日本求法僧慰灵祭”；为了收买僧人，向汉藏佛学院、黄庙经院布施了笔墨和笔墨金；还向五台山僧会布施了日本大正年间修的《大藏经》；以日本外务省海外留学生名义来五台山的小野胜年和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特别研究员身份至五台山的日比野丈夫，占着日军占领的势力，盗窃了五台山的大量考古和历史地理方面的情报，出版了《五台山》一书；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的福田喜次也潜入五台山，盗窃了五台山寺属土地的经济情报，发表了《山西省五台山的寺领地》-文；更可恶的是掠夺“各寺庙金属佛像、香炉”[13]等珍贵文物，抓捕同情抗日僧众，强迫僧人服役，勒索寺庙钱财，仅就显通、塔院、菩萨顶三寺，每年就被勒索银元21970元。于是，激起了僧众的强烈反抗。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配合八路军一一九师抗日部队，打着“我们出了家，但没有出国”的旗帜，怀着“反抗侵略、爱国保寺”的政治热情，组织了“五台山佛教救国会”、“抗日武装自卫队”，站岗放哨，参军参战，掩护我军，积极购买救国公债，从而创立了“我国第一个抗日革命根据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游击战争。民国三十四年(1945)，日军投降，抗战胜利，五台山佛教圣地，回到了人民手中。接着五台山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台怀地区的穷苦农民联合组织了新农会，将全山寺庙按庄产大小和剥削程度分类排队，显通寺、菩萨顶和镇海寺等10余处寺庙被确定为清算对象。其中，镇海寺在1947年时，还有庄子9处，耕地5320亩，信徒20余万，租额、布施颇多，就按民国二十九年(1940)的1名尼姑、57名喇嘛均算，也是一个相当富有的寺庙，于是，就将庄子和部分土地归还了贫苦农民。从此，镇海寺和五台山各寺庙就成了僧人自己当家作主的寺庙，过上了自食其力、依庙养庙、修行劳作的丛林生活。

　新中国成立之后，五台山佛教得到了逐步恢复，僧尼陆续返回寺庙，受到党和政府的热情关怀与照顾。在1952年至1954年间，政府给予救济款42990万元、小米36979斤，棉衣、棉被、棉褥、棉鞋、棉帽、棉大衣、棉袍，每人-件。接着对重点寺庙和文物古迹，进行了拨款维修，新塑了佛菩萨像1275尊，购置法器90件。其中，镇海寺的三世章嘉墓塔等都得到补修，遂使寺庙一新，僧尼生活得到保障，开展了正常的宗教活动，佛教又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五台山遭受了一场浩劫，寺庙被当成了“破四旧”的对象，僧人被当成厂“牛鬼蛇神”。因此，有的僧人被批斗，有的僧人被遣送原籍，有的僧人被劳动改造，有的甚至被斗身残，或者身亡；除省级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外，余者大多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遂停止了一切宗教活动。经过十年“浩劫”，到1977年时，全县只剩下63处寺院，台内只留下比较完整的10余处寺庙，僧人仅剩下25人，一处庄严肃穆的佛教圣地，顿时成了一处破败荒凉的牛鹿之场。镇海寺也在劫难逃，同样成了一处鸱鸺之地。文殊之教也将磨灭矣。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之后，各级党和政府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文物保护政策，坚决纠正“左”的错误。1979年，五台山佛教协会恢复活动，首先是允许遣送回原籍和下放劳动改造的僧人返回寺庙，接着平反冤假错案，妥善解决遗留问题，再是退还被机关、学校、部队所占寺庙，并进行抢救维修。1979--1988年，国家拨款1400余万元，寺庙和僧人集资500万元，修复了39座寺庙、80余座殿堂、221间楼阁、39座钟鼓楼，补塑佛像2万余尊，安立石碑222通。镇海寺在管家塔日巴的领导下，也进行了维修建设，补塑佛菩萨像，恢复了昔日的黄教道场。塔日巴，内蒙人，从小出家，“文革”后来到五台山，驻锡于罗睺寺。以他聪明能干，有一定的佛学素养，五台山佛教协会就令他至镇海寺，担任管家。1990年，以其德高望众，年事已高，退居二线，由菩萨顶喇嘛月柱接任。月柱，内蒙人，1982年出家于菩萨顶。他在达尔计管家的教育下，章样摩兰等法兄法弟的帮助下，学业进长很快，遂至镇海寺当了管家10余年。2002年因工作需要，返回祖庭菩萨顶，由年青有为的西拉嘉木措接任管家。西拉嘉木措，俗姓胡，名进光，1972年生于五台山苇地坪村。以受五台山佛教圣地的影响和虔诚信佛母亲的熏陶，从小就种上了善根，喜欢上了佛、法、僧三宝，遂于1985年出家于菩萨顶，拜月柱喇嘛为师，并正式剃度为僧。从此，他就随师父、师爷洛桑隆多和洛桑丹增学习藏文经典、黄教的仪规仪式和藏传佛教音乐。由于他的刻苦用功、勤奋努力，在戒、定、慧三学和佛乐上都取得了可喜成绩，且能独当一面工作。于是，2002年8月，五台山佛教协会就选派他至镇海寺当了管家。镇海寺是五台山仅次于菩萨顶的有名黄庙，他决心不负众望，誓愿恢复镇海寺昔日的辉煌。仅仅年数时间，他就维修了一些殿堂，彩绘了一些佛菩萨像，还安装了监控设备。又维修建造了客堂、僧舍、五观堂，还装上暖气，接通自来水，安置好了寺僧的生活学习等环境。同时，他还整治僧风，规范僧貌，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严格管理，狠抓三学，刻苦训练佛乐，热情接待信众游人，做好服务工作。如今的镇海寺朝气蓬勃，充满生机，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蒸蒸日上，光辉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