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佛教的发祥地红螺寺

红螺寺有着16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它的开山缘起，可以追溯到中国佛教初兴的东晋时代，是中国北方佛教的发祥地和最大的佛教丛林。从东晋后赵帝王到清朝的多位皇帝，每个朝代的皇室都与红螺寺有着密切的关系，千余年来在佛教界一直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地位。

红螺寺的开山鼻祖佛图澄，是以“神异”著称的第一个僧人。据《高僧传》记载，他是一位精通咒术、了悟禅机，能洞察过去预知未来神通广大的高僧。西晋末年，佛图澄由于感梦来寻找中国北方佛教发祥地，二十余年无果。东晋咸康四年他跟随后赵石勒、石虎北征段辽来到渔阳城（现怀柔地区），发现红螺山山形上部如舞动双翅的大鹏金翅鸟，下有佛祖成道时“触地印”瑞像，此山暗契圣教，瑞显佛仪，恰合他感梦之境，于当年创建此寺，起名“大明寺”，即现在的红螺寺。

大唐初年唐太宗李世民根据《中庸·哀公问政》中“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的寓意，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上实行“怀柔政策”，使其归附自己，这是自汉代以来首次将“以战为主”改为“以和为主”的政策。在李世民的恩允下，北方少数民族靺鞨族8000多人，内迁到怀柔桃谷山定居。唐皇朝拨款，将红螺寺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希望红螺寺能为皇室社稷降祥赐福，以求国泰民安，民族和谐，天下统一。

金世宗完颜雍在金大定二年（公元1162年），将当时皇室最权威的大圣安寺住持高僧佛觉禅师派往红螺寺做主持，以示金朝皇恩浩荡，金皇统治如佛之慈悲。佛觉禅师在红螺寺讲学多年，法席盛大。

在元代成吉思汗时期，为保护红螺寺，以法典《大扎撒》为依据，发布镌刻“榜示碑”并安放于寺庙山门墙上。“榜示碑”概述了红螺寺本系皇家寺院，是为皇室祈寿祈福的地方，各色人等不得对本寺非理搔扰，并确定了寺庙的界限和土地树木等，不得侵占、砍伐。

元代的云山禅师是主持皇室祠庙大圣安寺的高僧，经常受到皇帝的召见和请教，云山当时还领有荣禄大夫大司空的官衔，是皇上的政治顾问，常解答皇帝对有关时政的咨询。在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皇上恩准云山大师归老红螺寺。云山大师到红螺寺后用累朝所赐金银珍宝，又向社会募集部分银两，再次修缮了红螺寺。

因为红螺寺是北方佛教的发祥地，是十方常住寺，同时还是云游僧人学习进修佛学知识的寺院，使得来这里学习的僧人非常多，所以在红螺寺西侧的甘涧峪沟内建有寺庙群，号称“二十四庙七十二庵”，都是红螺寺所管辖的下院。

明英宗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英宗的大姐顺德长公主大婚，皇室为成婚大礼大修佛事，出资重修了红螺寺。明正统年间，皇帝英宗朱祁镇来寺降香，在看到佛顶放光后，认为是护国赐福的祥瑞之像，龙颜大悦，特亲笔赐“护国资福禅寺”的寺名，现此名仍刻于红螺寺山门上。明熹宗皇帝朱由校于天启五年（公元1626年）赐红螺寺一口“天启大铜钟”，至今已有着370多年的历史，现存放于红螺寺大雄宝殿内。大铜钟上镌刻皇帝敕赐的钟铭。

清嘉庆年间，际醒大师在红螺寺创建净土道场，弘扬佛法，救世度人。大师苦心经营勤俭持寺，募置大量土地为永久之计，创造并实行了“福田制”这一善举。当时红螺寺共拥有约360顷的田地，把这些田地以低廉的租金交给农民耕种，红螺寺用收取的廉价租金除部份供自用外，其余的均用于为百姓做善事。在实行“福田制”之外，还在寺内设“舍粥场”赈济孤贫；每年腊月二十五为附近穷苦百姓送包饺子的白面；开设药房炮制观音普济丹，舍药救人。“舍粥、关面、施药”三件善事也形成制度，并长期坚持下来。红螺寺“福田制”和“三善事”等善举的实施，维护了一方平安，造福了一方百姓。

解放后红螺寺一度被易为学校，寺庙的核心建筑大雄宝殿于1972年被拆毁，集中存放在殿内的大量文物、法器、佛经等尽数丢失，文物保护区大部分建筑也因年久失修而破旧不堪。红螺寺景区从1990年开始进行保护性的开发建设，逐步修复修缮了殿堂、罗汉园、观音寺等，开辟了旅游线路，大量植树栽花绿化美化环境，不断增加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同时还投巨资在红螺山西侧复建了“山西庵”、“三皇庙”、“朝阳寺”、“天溪庵”、“圣泉山观音寺”等五处红螺寺下院，并融入了“儒、道”等中国传统文化，使红螺寺佛教文化有了补充和延伸，“佛、儒、道”三教合一形成了红螺山红螺寺地区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