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佛教界

在1894年至1945年这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日本给中华民族制造了数不清的灾难，特别是自“九·一八”事变后，日寇铁蹄四处践踏，烧杀淫掠，生灵涂炭，劫波横流，避修在林泉伽蓝精舍的缁素四众亦难得清净。面对在日寇炮火、屠刀下众生惨烈、三宝遭劫的旷古厄难，中土佛门挺身怒吼，救世护法，回真向俗，擘划红尘，积极投入到抗日的爱国洪流之中。

 一、战地救护与难民救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大举入侵我东北三省，在民族存亡、生死绝续的紧急关头，全国佛教徒同广大民众一道奋起抗日。中国佛教会主席太虚法师亲撰《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号召：“我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信佛民众，应速速成为一大联合，以菩萨大悲大无畏之神力，晓谕日本军阀政客因果之正法，制止一切非法行动。”中国佛教会常务主席圆瑛法师发表了《为日本侵略致彼国佛教界书》，谴责日本军国主义者“占据中国领土，残杀中国人民”，呼吁日本佛教界“各出广长舌相，共奋无畏之精神，唤醒全国民众，条陈贵国政府，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国难当头，圆瑛法师在沪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在会上，他被推选为“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负责训练佛教青年。随即他紧急通知南京、上海地区各寺庙派出青年僧伽200人，前往上海玉佛寺报到，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由戒弟子宏明任副总队长，负责集训。“八·一三”事变爆发后，“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奉命驰往前线，救护伤员、难民。据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1938年报告书记载，上海僧侣救护队在淞沪战争中，共救护伤兵及租界难民8273人，上海报纸将他们誉为“英勇僧侣”，外文报纸称他们为“战神之敌”，其英勇事迹深受社会各界爱好和平人士的赞扬。

随后，广州佛教救护队、南岳僧伽救护队、云南佛教会救护队、成都佛教会僧侣救护队、西安僧伽战地服务团等纷纷成立，他们积极从事战地救护，为抗日而奔走效劳，殚精竭虑，摩顶放踵。

在僧侣救护队浴血奋战于抗日前线的同时，以赵朴初居士为首的“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济战时难民委员会”(简称“慈联会”)则在上海地区负责难民收容与救济工作。在日寇残酷践踏下，无数无家可归的难民纷纷涌聚于“慈联会”，希望在此能找到一个避难栖身之地。此后，“慈联会”成立了一个“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由赵朴初担任收容股主任，专门负责难民收容工作。在他的艰苦努力下，“慈联会”先后设收容所50多处，共收容难民50余万人。

华北僧界因早遭日寇侵略之害，爱国救难之心不逊于上海。如北平的广化寺、柏林寺等都组织创办了伤兵医院，收容伤兵数千人；拈花寺设立了规模宏大的妇孺收容所，收容难民成千上万；广济寺则组织了救护队奔赴前线。这样，全国缁素四众南北呼应，奋袂而起，组织救护队，收容难民，为中华民族在抗战时期由苦难的此岸走向胜利的彼岸贡献了一叶菩提之舟。

 二、海外筹款与外交宣传

 　抗日战争期间，广大佛教徒充分发挥佛教的世界性特点，广泛进行国际民间交往，到海外宣传抗日形势，募集款项，支持抗战。

战争爆发后，各地僧侣救护队相继奔赴前方，救护受伤官兵，但由于经费支绌，医药用具及各种救护车辆甚为缺乏，以致救护工作无法顺利开展。因此，1937年11月，圆瑛法师携徒明法师启程赴南洋，宣传筹款救国大义。12月上旬，圆瑛法师于新加坡总商会演讲，号召凡我炎黄子孙，均应共纾国难，并组织了“中华佛教救护团新加坡募捐委员会”从事筹募。广大华侨激于大师爱国情真，积极响应，踊跃捐款。

1938年6月，圆瑛法师应中国佛教会之请，率徒明回国。7月，法师抵沪视察各收容所、掩埋队及各佛教医院，了解到经费仍十分困难，于是于9月再次搭轮至南洋，向各地侨胞报告国内僧侣救护队情况，继续募捐，并发动“一元钱救国难运动”。60岁高龄的圆瑛法师为救国救难，再次远涉重洋奔走呼号，使海外赤子热血沸腾，纷纷出钱出力，支援祖国，至1939年总计募得10余万元，先后汇至国内，以充收容所、佛教医院及救护队经费。

日本侵略者在南亚地区大肆造谣，攻击中国的抗日战争，对我国抗战极为不利，特别是威胁着有“战时大动脉”之称的滇缅公路的畅通。在此情形下，太虚法师提出建议，南亚诸国盛行佛教，应采取民间手段，组织中国佛教访问团，以联络缅甸等国政府与广大民众。由于西南国际路线日趋重要，此议得到了重视与赞助。1939年11月14日，太虚法师开始了佛教访问之远行。太虚法师广泛拜访了各国朝野人士，揭露日寇暴行、敌方阴谋，阐明我中华民族抵抗的神圣意义，联络了各访问地区佛教及社会人士的感情，展示了高僧之威仪与智慧，使日本帝国主义的谣言不攻自破，唤起了国际佛教界人士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从而保证了滇缅公路的畅通。

 三、举办法会与护国护生

举办各种形式的法会，超度阵亡将士，借以祈祷和平，也是佛教界爱国护教、支援抗战的一项重要内容。

早在1935年8月，北平佛教界就举办了大规模的盂兰盆法会，诵经追悼华北抗战中的阵亡将士。此后，上海、湖北、山西、陕西等地佛教徒也纷纷响应，在各地举办了类似法会。如1936年5月，上海佛教界举办护国息灾法会，76岁高龄的印光法师应邀，首倡献金救灾护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同仇敌忾，共纾国难，佛门向以慈悲为怀、济世为宗，借举办水陆法会以抑恶扬善，息灾护国。

举办各种形式的法会，一方面促使大批对佛教有相当程度信仰的民众出资出力，支援抗战；另一方面，对于安抚追悼死难将士同胞，并激励其家属化悲痛为力量，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他们祈祷停止战争，停止杀戮生灵，还具有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生态环境的终极关怀意义。

 四、培训难民与直接从戎

侵华日寇肆意践踏佛教圣地，亵渎三宝，劫掠文物，焚毁寺庙，使中华神州之大，再也安放不下一袭参禅的蒲团，全国佛教徒无法静隐在山林古刹中一心念佛，他们纷纷含悲起坐，走出山门，持法怒吼，挺仗征尘，直接投入到了全中华民族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硝烟之中，演出了一幅令人动容的僧俗与共、齐御外侮的历史画面。

赵朴初居士在上海组织收容难民的同时，也积极组织难民参军抗战。当难民在收容所定居下来之后，他们的心情并不平静，目睹亲人死于暴寇屠刀之下，家园毁于敌人炮火之中，他们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上前线杀敌报仇。赵朴初居士立即制定了对难民进行抗日救亡教育、安排生产支前和组织青壮年难民上前线的详细计划。1937年9月，第一批青壮年难民300余人接受教育与训练后，奔赴抗日前线，与敌寇英勇奋战。此后，许多难民在战火中成为坚强无畏的战士，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国难当头，不少僧人以法为念，以国为宝，以戒为刀，纷纷回真向俗，甚至不惜脱去袈裟，从戎杀敌。如江苏宜兴龙池山恒海和尚，曾毕业于保定军校，中年出家后勤修禅学，成为有名禅师。抗日军兴，日本犯及宜兴，他召集僧俗千余人，施以军事训练，组建游击队，被推举为司令，率部转战于宜兴龙池山、张渚、安徽屯溪、广德及太湖地区，屡挫日军，后不幸以身殉国。在南岳以碧吾法师为首的游击队连年征战，名震三湘。可以说，他们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总之，当日寇恶魔从地狱中涌出，伤天害理，造孽作恶，残害无辜众生时，我中华佛教界“念佛不忘救国”，慷慨出世，无私无畏，舍生护法，怜庇众生，为救度报答有生养天恩的民族贡献了无限的法力，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谱写了一曲动人的英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