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文化在北京

1月23日，龙年大年初一，有7万余人到北京雍和宫上香朝佛，热闹异常，盛况空前。作为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雍和宫以其独有的魅力和特色吸引着众多善男信女的目光。

藏传佛教在北京有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1267年，作为国师的藏传佛教高僧八思巴随元世祖忽必烈入住北京，这是藏传佛教传入北京的重要标志。1270年，忽必烈命建大护国仁王寺于高良河，并请藏族高僧胆巴金刚上师（1230-1303）担任住持，普度僧员。同年，贞懿皇后诏建西镇国寺。因此，大护国仁王寺和西镇国寺是北京乃至于内地最早始建的藏传佛教寺院。随后，大都城内外出现了很多官寺。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寺院继续建立和发展。历元、明、清三代，北京计有藏传佛教寺院大小近百座，其中有历史资料记载的有60多座。目前有寺院建筑或历史遗迹、遗存的藏传佛教寺院有20多座，如妙应寺（白塔寺）、广通寺、护国寺、五塔寺、双寺、五门庙、察罕喇嘛庙（后黑寺）、永安寺、普胜寺、西黄寺、普度寺、嵩祝寺、智珠寺、福祥寺、福佑寺、雍和宫、阐福寺、西天梵境（大西天）、实胜寺、香山梵香寺、宝相寺、大报恩延寿寺、须弥灵境、新正觉寺、宗镜大昭之庙等。

藏传佛教寺院在北京的建立，是与元朝中央政府实现对西藏地方的全面施政相伴而生的。自此以后，北京的藏传佛教寺院留下了各代藏传佛教领袖人物、高僧大德乃至蒙藏地方政教首领倾心内向、频繁往来的历史足迹。

爱国是北京精神的核心，一代又一代藏传佛教界高僧同北京人一道共同传承、践行了爱国精神。从元代以来，不断有藏传佛教爱国高僧以“寿国佑民”为请，来北京立塔建寺。同时，蒙藏高僧以驻北京的寺院为中心，出使西藏地方及其它蒙藏地区，宣谕中央政府指令，奉命处理政教事务，在联系中央政府与蒙藏地方之间充分发挥了政治纽带的作用，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包容是北京精神的特征，是北京历史时空中凝炼而成的城市气质，体现着北京的开放性情怀。藏传佛教寺院的存在，见证了北京文化多元共生和互动关联的历史发展，也反映了北京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心所具有的仁善宽广的博大胸怀。藏传佛教寺院的建立，不仅使藏传佛教在北京得到弘扬和发展，也使藏族、蒙古族等民族的建筑、雕塑、绘画、印刷艺术以及哲学思想、风俗习惯、宗教音乐和宗教舞蹈等传入北京，并成为北京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多方面、多领域凝聚和浓缩了多民族文化资源，记录并见证了多民族文化在北京发展交融的历史脚步。

厚德是北京精神的品质，是首善之区的精神之魂，不仅体现着北京德泽化人的城市品格，而且体现着北京城市高远博大的胸怀和凝聚力特质。历史上，北京藏传佛教寺院切实密切了中央政府和蒙藏地方的政治联系，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和巩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格局。

妙应寺的灵通万寿宝塔，曾经是元代大都城的城市标志，在今天仍然是名扬中外的北京特色建筑；北海公园永安寺的白塔（喇嘛塔），不仅是北海公园的标志，而且也是今天北京的主要城市标志之一；大报恩延寿寺的佛香阁是举世闻名的颐和园的标志；宗镜大昭之庙的琉璃万寿塔已成为香山公园的标志性建筑。雍和宫，不仅是历史上著名的皇家寺院，也是现在北京著名的藏传佛教宗教活动场所，更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已成为当今北京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雍和宫白檀木雕成的高18米的迈达拉佛已登上了世界吉尼斯纪录的殿堂。五塔寺的金刚宝座塔、西黄寺的清净化城塔，均独树一帜，成为当今世界上菩提伽耶式金刚宝座佛塔的典型代表，具有各自的鲜明特色和独到之处，在佛教界享有盛誉。

这些殊胜的寺院、宝塔、造像，具有丰富厚重的人文价值，已成为今天北京城市面孔的重要特征、今天北京的古都标志，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代表着北京的历史和文化、代表着北京，为北京的文脉注入了多元化成分。

推动文化创新，实现传统文化可持续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的必然要求。应该挖掘和弘扬北京藏传佛教寺院文化中的爱国精神、利民传统与和谐思想等，使北京传统文化主旋律的底蕴更加丰厚；也可展示和吸纳北京藏传佛教寺院中建筑、雕塑、绘画等独特艺术，丰富和发展北京传统文化，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作为鲜活元素参与北京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实现自我超越。雍和宫内人潮涌动，正是藏传佛教文化在北京弘扬发展的有力见证。（作者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