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元时期的藏传佛教法器铃杵与汉藏艺术交流

编者按：藏传佛教法器是藏传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在汉藏文化交流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本文根据历史档案、图像与存世实物，对藏传佛教法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金刚铃杵加以考察，在厘清其发展演变基本线索的前提下，探讨唐、宋、元时期汉藏两地铃杵的制作、相互流传及其影响，并阐明其与汉藏艺术交流的紧密联系。

佛教法器指各种佛事活动中使用的器物，其功用、形制、材质不一而足。其中，中国的佛教法器源自印度，在长期的使用流传过程中逐步发展丰富，形成了相对完备的体系。

藏传佛教法器较之汉传佛教法器，种类更为多样。因功用不同，而分为礼敬、称赞、供养、持验、护身、劝导六大类。各类法器具有鲜明的特色。

金刚铃、金刚杵属于持验类法器，藏传佛教僧人、信徒诵经作法时经常需要手持金刚铃杵，一般左手持铃，右手执杵。铃上部供握持，由短柱金刚构成，下部铃身为覆钵形，内有铃舌。铃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上部表示佛身，下部象征佛语，铃舌寓金刚于其心中。杵原为古印度兵器，后演变为佛教法器，刃端也由尖锐趋向圆润。金刚杵有一股、三股、五股、九股之分，常见三股、五股杵，成束腰形，两端对称隆起。杵象征坚固锋利之智，可除障降魔，具有加持力，也称作降魔杵。

杵有单杵和十字交杵两种，而单杵远较十字交杵为多。铃、杵往往组合使用，表示阴阳和合，铃为阴，杵为阳。铃也是称赞法器中的乐器之一，意在惊觉诸尊，警悟有情。杵单独使用既表示佛智空性真如，又有驱邪降魔之效，为金刚手菩萨及各种护法神手持的具有标志性的法器。金刚铃杵是藏传佛教法器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成员，具有代表性。其在汉藏两地绵延千年，相互流传。明清时期，有为数不少的金刚铃杵传世，并屡见于文献记载，成为汉藏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见证。

金刚铃杵早在唐代已传入中国，唐代文献中明确记载，自印度来华的“密宗大师不空留给唐代宗(762—779)五股金刚铃杵、银盘子、菩提子、水晶数珠。”此外，唐代佛教版画中也出现了金刚杵的形象。唐代，随着汉传密教(唐密)的传播，其法器金刚铃杵也得以流传。在日本京都东寺至今还保存有唐代十字三股金刚杵，五股金刚铃和金刚杵。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地宫中出土的唐代阏伽瓶和臂钏饰十字三股金刚杵。在洛阳市史家湾墓葬中出土的后唐天成二年(927)纸质密教金咒上千手观音菩萨手持金刚杵，其边饰也为金刚杵，这说明五代时期密宗在中国内地的流传。

宋、辽、金时期，中国内地密教仍有传布，宋代金刚铃杵的实物虽未见存世，但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佚名《十八罗汉轴》中可见到罗汉手持的金刚铃杵形象。大理国的墓葬、塔基有不同材质的金刚铃杵出土，其中金刚杵数量十分可观，达395件之多，质地有金、银、铜、水晶、石等。辽代墓藏也有金刚铃杵出土，杵为小型水晶质，亦见铜金刚铃。

宋、大理、辽境内的铃杵主要属于汉传佛教体系，而西夏佛教因更多地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其铃杵与藏地佛教法器联系紧密。在西夏境内的藏传佛教遗迹中频频发现铃杵等法器，西夏黑水城出土了铜金刚铃和九股金刚杵，在西夏缂丝唐卡和佛经插图上亦出现金刚杵纹边饰和金刚橛的形象，杵有单杵和十字交杵两种样式。在宁夏除发现饰密宗种子字的梵文铜镜、银盒、瓷盘及擦擦外，而且还在宁夏灵武磁窑堡窑址出土了西夏时期的瓷质素烧如意轮、降魔杵，这是已知最早将藏传佛教法器与内地制瓷工艺相结合的制品。

元代藏传佛教被朝廷奉为国教，包括铃杵在内的各类藏传佛教法器大量流传内地。虽然在文献中有关法器的具体记载十分有限，但元代大规模兴建藏传佛教寺院，势必大批量制作铃杵等法器以供佛事之需。目前尚未发现元代金刚铃杵实物传世，然而在雕刻、建筑、壁画、佛经插图以及铜镜、银盘、瓷器等工艺品上却留下了诸多金刚铃杵的形象。元代，当铃杵一类藏传佛教法器在内地流传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内地铃杵也输入西藏及其他藏区。元代文献中不乏关于统治者将法器作为礼品颁赐给西藏宗教领袖的记载，忽必烈曾赏赐给八思巴以“金杵”、“银橛”。

从元代起，以密教为核心的藏传佛教在内地得到较大的发展，而汉传密教逐渐式微，其法器踪迹难觅。此后，铃杵等法器基本上与藏传佛教紧密相连。

本文作者：吴明娣，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