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法器简史：造型源自天竺 乾隆时大量进贡

镶宝石鎏金银质法轮

藏传佛教法器与供器，大多以金、银、铜铸造为主，兼有木雕、骨雕、石雕、海贝壳以及布、丝织、锦缎等面料制品。其质材各异，造型奇特，制作构思巧妙，数量巨大，是西藏佛教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器造型模式源于天竺

西藏的寺院经堂是一座宗教艺术品组成的三维空间，而敬奉三宝的整个供品根据不同的类别可划分成不同的系列组合，其中有花、香、柏、粉等微小供品和法衣、饰品、伞、胜幢、幡等组成的十供物。有礼仪赞颂的腰鼓、琵琶、唢呐、铃杵钹、碰铃、白海螺、镶翅法螺、胫骨号等宗教乐器系列。供台上陈列的有净瓶、沐浴瓶、供水杯、僧帽壶等；另有大小不等的铜灯、金灯、石质油灯等。象征清洁吉祥的八吉祥徽、七政宝、五供养妙等装饰供器；禅杖、金刚锤、金刚杵、内颅器、钵盂、宝轮、宝瓶、佛冠等法器供器是佛尊、菩萨、本尊神的手持标识。总而言之，名目繁多的供器是由于佛教信徒侍奉的修行供养和观想供养所产生的。

法器造型模式最初源于古代天竺佛教，如轮宝乃转轮胜王七宝之一。金刚杵和金刚橛原本是古印度的兵器，后来被密宗吸收为法器。说到胫骨号的来源有一段颇为有趣的典故。据传印度某大成就者避世隐居，半夜独自在天葬台苦修，逢悲悯之心时取用骷髅胫骨做笛吹奏，其尖声刺利的声音唤起他厌世悲悯的共鸣。从此胫骨号成为密宗修法的一种乐器。

忽必烈赐八思巴法螺

随着社会经济和藏传佛教的兴起，到公元七世纪西藏出现了金属工艺的宗教艺术品铜像和合金佛塔，供器只有铜质油灯和供水杯等。到公元八世纪中叶，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曾遣使赴克什米尔、天竺等国迎请了寂护和莲花生大师进藏传教密法，修建了西藏第一座古刹桑耶寺，对于佛教西藏化起了积极的作用。金刚铃、杵和咒师使用的防雹品等部分法器也随神秘的作法仪轨在桑耶寺首次面世。从公元七世纪始到九世纪中叶止，可说是藏传佛教法器与供器的滥觞期。

公元九世纪中叶，吐蕃末代赞普郎达玛大规模灭佛，藏传佛教的前弘期结束。公元十世纪至十三世纪，佛教再度在西藏兴起，并紧紧依附于割据一方的封建势力。相继产生了大小二十几个教派和教派支系，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夏鲁派、格鲁派等。这时期寺院建筑和佛教艺术有长足发展。外来与本地仿造的宗教用具逐渐增多，工艺技法臻于完善。此时有不少著名的法器传世，元世祖忽必烈赐给八思巴的法螺是萨迦寺最为珍贵的文物之一。西藏的一些著名寺院如萨迦寺和夏鲁寺等寺院内出现了大量宫廷制造的僧帽壶和香炉等。阿里古格王为迎接阿底峡的光顾，专门下令制造了一件黄铜长号，以示为庆典礼仪助威。这一时期，专修断行的希解派在仪轨中普遍使用兆鼓、铃、胫骨号等宗教法器。藏传佛教的法器与供器的制造或使用上再次出现生机勃勃的局面。同时，明代中央政府继续了元代政府扶持西藏宗教发展的方针，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往来密切。宫廷中根据藏传佛教的需要，制作了大量的宗教艺术品。这为当时的西藏佛教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乾隆以来佛像及法器进贡宫廷

公元十七世纪以后，西藏的寺院建筑和佛教艺术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不论是巍峨的依山式宫殿建筑、巧夺天工的园林设计、雕饰华丽的灵塔，还是精美的造像、法器、壁画、唐卡都令人叹为观止。清代皇家崇奉藏传佛教，乾隆以来西藏大量的佛像及法器进贡宫廷，北京故宫博物院至今珍藏着大量的藏传佛教文物。同时，清宫廷也不断将其制作或收藏的宗教品赐给西藏，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等地都收藏了很多青花僧帽壶、珐琅彩沐浴瓶和净瓶等宫廷施予的法器。藏传佛教提倡显、密共修，先显后密，密宗在传承、经典、修习次第、仪轨、制度等方面有独特的特点。西藏佛教保留了密宗四部修习的完整形态，凭借坛城、法轮、五方佛冠、嘎巴拉钵（也称内供颅器）等法器，通过神秘的错综复杂的宗教仪式，实践了对佛、菩萨、本尊神像的观想。西藏博物馆收藏和陈列的法器与供器大多系历辈达赖喇嘛的宫藏品，这些法器无论从材料质地、制作工艺还是类别功用来讲，都可以作为藏传佛教法器的代表作。